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新西兰作家菲奥娜·基德曼与她的短篇小说集《一路到夏天：关于爱和渴望的故事》

最近，我收到一部很特别的短篇小说集《一路到夏天：关于爱和渴望的故事》试读本，来自一位新西兰的女作家菲奥娜·基德曼（Fiona Kidman，1940-）。我至今没有去过新西兰，四年前倒是随复旦英文系与创意写作专业的老师们一起去过澳大利亚，第一次与大洋洲作家有接触。过去我对于新西兰作家的了解十分稀少，主要来自于文洁若所译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1888-1923)的短篇小说，与2013年以28岁的年纪就折桂布克奖的女作家埃莉诺·卡顿（Eleanor Catton，1985-）。菲奥娜·基德曼如今83岁，出版有三十多本书，获得了许多重要的国际文学奖项。更重要的是，她的一生经由文学写作或围绕着文学写作，还为新西兰女性议题做了大量尖锐、严肃的社会工作，她还创建了菲奥娜·基德曼创意写作学校。这些努力使得她成为新西兰最受尊敬的小说家之一。

新西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并不长，考古学家认为，公元八世纪新西兰南、北两岛就有人类居住。今天的毛利人，是我们普遍认为早于欧洲殖民者登陆岛屿的原住民。据虞建华所著《新西兰文学史》的介绍，14世纪中叶的毛利船队登陆新西兰同样是有意识地移民。玛乌伊之鱼（Te Ika a Maui）是毛利作家通过诗歌赐予这个岛国的美丽别名。根据毛利人的传说，他们的民族英雄半神人玛乌伊，用其祖母下巴骨为钩，钩住海底深处沉睡的一片陆地，像钓鱼一样将它拖出洋面，于是就有了“玛乌伊之鱼”的说法。在毛利人安居乐业地生活了几百年后，17世纪欧洲人的到达，标志着文化冲突的开始。如今的“新西兰”，得名于荷兰的西兰省，具有浓厚的航海发现意味。直至1769年，英国著名航海家库克率船队再次造访，库克船长以英王乔治三世的名义，宣布对新西兰的主权。新西兰的殖民史就这样开始。自18世纪末起，出于各种理由，如猎捕海豹、传教等原因，白人在新西兰有了较为成熟的生活区域。1860年前后，新西兰出现淘金热，白人人口剧增，多为欧洲中产阶级下层。1940年，《怀唐伊条约》生效，新西兰正式成了英国的直辖殖民地。此后各种各样的移民，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从遥远的英国来新西兰定居，我们在不同时期新西兰作家的小说中可以看到多元的理由，例如英国天气不好（《一路到夏天》中提到“那些驻扎在上海和天津的帝国军队的参与成员，他们移民到新西兰，而不是回到英国，是因为习惯了温暖的天气，希望往后的日子能像在中国时一样过下去”），又或者生活压力太大（《心里的一根针》中提到“家乡很不景气，比这里情况更糟”），还有逃避宗教迫害等等。《怀唐伊条约》因翻译理解及其他不公平事件导致种族矛盾随之激化。20世纪以后，新西兰成为“自治领”，理论上拥有了与宗主国英国平等的地位。

以上便是菲奥娜·基德曼诞生的时空：她出生于北岛，父亲是爱尔兰人，母亲是苏格兰人，她已故的丈夫伊恩是毛利人后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向德国宣战，新西兰派出9万名士兵参加英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新西兰政府再次为英国出兵……菲奥娜·基德曼的父亲曾在战争期间于空军服役。由此，移民家庭、战后心理、跨文化婚姻等等，是我们阅读《一路到夏天》的语境，几乎以微缩的形态暗示我们，小说《一路到夏天》即将为这一段复杂历史的后果做文学与情感上的命名。《一路到夏天》是我阅读的第一部菲奥娜·基德曼小说集。小说中出现的许多要素，都有别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和埃莉诺·卡顿。或者说，若从出生代际来说，她刚好以女性视角衔接上从20世纪初期到80年代的新西兰生活史，桥接了我的阅读盲区。只要我们留心，就可以在菲奥娜·基德曼的故事里读到20世纪人类文明史在南半球的流变历程：毛利人的航海和远征，欧洲殖民者、普通白人与毛利人的混居形态，政治独立、战争怀乡与后殖民时代的多元文化等。是这些要素构成了菲奥娜·基德曼的创作资源。

2020年，菲奥娜·基德曼亲自重编《一路到夏天：关于爱和渴望的故事》，以“爱”为主题，挈领四种爱的形态作为小说分辑的标题：迂回、渴望、迷途、本色。每一辑中，又各有一部中篇、几部短篇形成整齐的结构。第一辑“迂回”中的第一个故事《绕到你的左边》，写了一段中年人的情感回忆。小说题目取自在加拿大北方红河一带的民歌《红河谷》的歌词：“哦，我们要去下一个山谷/你绕到你的左边，又绕到你的右边/你从山谷里挑选你的女孩”，是小说主人公爱丽丝14岁登上社交场的舞会时的伴奏乐曲。如今已人到中年，是电台主持人的爱丽丝·埃默里，有一天接到一位名叫凯瑟琳·福克斯的女士的电话。电话里，凯瑟琳·福克斯声称自己在听爱丽丝的节目时，听到一位农场主的口头禅是“我还不如去跟上帝说”，和她的祖父在牧场里工作时说的话一样。她的祖父名叫尼尔·麦克诺特，这个名字真令爱丽丝心惊。因为那个家庭，是她在老家菲殊洛的邻居。14岁时，她还曾差一点成为道格拉斯·麦克诺特的女友。道格拉斯·麦克诺特正是凯瑟琳·福克斯的父亲，于是她问：“告诉我，我父亲是个怎样的人。”这真是一个摄人心魄的问题，爱丽丝·埃默里只能说清她愿意说出口的那些信息：道格拉斯·麦克诺特曾远赴重洋，去马来亚打仗，是英国特种空勤团的伞兵。战后，他还患上某种丛林病。她没有说出口的那些，关于性爱的启蒙（“她们知道性是一根烧得通红的火钳，但她们难以想象自己会被烧伤或灼瞎”），关于她初次接受所爱之人可能令其他女性怀孕生子，以及战争对于两个年轻人真正的影响：她不愿意成为麦克诺特家族的媳妇，如马克西姆·麦克诺特的太太诺艾琳一样，成天盘算“我本可以嫁给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我得赶在别人前面生个男孩”。正因战争带走了她的心上人，她开始意识到在菲殊洛之外，还有更远大的世界：“已经领略过山谷外面的世界，但选择回到家里——这是一回事；从未有过离开的机会，于是只得待在这里——这是另一回事。”这是一个14岁、还没有接受良好教育的女孩自我教育的历程。她很爱这个人，但她更想像他一样出去看看。至于另一个女孩、她的情敌，则是其次的原因。她也没有对旧情人的孩子说，当她打来电话的时候，她曾“感到一阵战栗，如同紫罗兰迎来了春风的吹拂”。细腻的女性心理描写，是菲奥娜·基德曼的长处。比起借由小说女主人公放纵欲望的爽快，小说叙述者却选择了另一种别致的方式，以理性驯服感性，没有摧毁爱情的信仰，而是告诉我们它的力量。爱丽丝知道有过这样的一件事，很动人的一件事，但比起当时心里想做的事、心中想成为的那个人，爱意只是一阵很美好的微风。“走出去”，是菲奥娜·基德曼小说中的重要主题，爱情则成了这一主题的试金石，考验出走的决心。如此的心灵微风，在《帽子》《红甜椒》两则故事中亦有相似的微妙呈现。一位在儿子婚礼上心思浮动的母亲、一位逛超市却遭遇不愉快经历的妇人，她们都感觉到即刻内心秩序被打乱的威胁，那都是生活中“自我保护机制自行启动”的时刻，很难说它来自于什么明确的教诲书，而是来自于女性敏锐感受到危机的本能：“我们在变幻莫测的际遇中求索自己的道路，与此同时，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质疑它，留心地雷与突然的爆炸，追寻每一刻的真相。”（《红甜椒》）

第二辑“渴望”中的中篇小说《心里的一根针》，从小说技法来看，就更为经典，它以十分精巧的结构一层一层拨开女性伤痛的真正原因。它可能也是我近期读到的印象最深的小说之一。故事开场于1925年陶马鲁努伊一个乱哄哄的赛马场，有一家人虽然清贫拮据却拖家带口去赌马。奎妮·麦克戴维特（原名阿维娜）一共生了八个孩子，她的父亲是来拓荒的白人，后来消失在南方，她的丈夫罗伯特就是赌马成瘾的那位男士，她的女儿玛丽、埃斯梅等，正帮着她带刚出生的小女儿珀尔。儿子乔已经结婚，他也带来了太太。罗伯特侥幸赢了一局，之后引来了戴夫·墨菲不怀好意的嫉妒嘲讽，他用低俗的语言嘲讽奎妮高龄产女，当着她儿女的面说：“你母亲是个干瘪的老太太”、“那给我看看你的奶子”。令人费解的是，奎妮居然真的要解开衣服给这个不相干的烂人看自己哺乳的能力，幸好被赶来的罗伯特与乔制止。乔的反应也很奇怪，“乔张开手，掴了埃斯梅一掌”。小说后来就转去了别的叙事重心，但这个突兀的开场当然令人印象深刻，在叙事中也反复提醒读者不要忘记：“听说她们的妈妈在赛马场给别人看过自己的乳房，这是不是真的？”埃斯梅成了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她看起来总不快乐，长大后，“她在小屋的铁皮屋顶之下痛苦不已，渴望着自己得不到的东西”。直到她遇到了一个外来的英国人吉姆·墨菲特，那个人写信给她的父亲，声称自己“受过不错的教育……我现在是一名火车信号员。结婚后，我能分到一间铁路员工房”。家人便潦草地把她嫁了出去。他们的家在奥阿库尼枢纽站，就在火山脚下，陶马鲁努伊的南面。奥阿库尼如今是一个滑雪景点，有一个巨型萝卜作为文旅标志。它最早是纳蒂朗吉（天空人）和纳蒂乌恩努库（彩虹人）定居的地方，可见埃斯梅当时嫁去了孤独之境。有一天，吉姆遇上了事故，他把责任推给毛利人，也在那天，“埃斯梅的手指伸到了飞速运转的针头下面，针断成两截……她敢肯定，针扎进了肉里，可看不见针的踪影”，那根针就是小说题目所言，像一种身体疼痛的隐喻。在第一个儿子出生后不久，还在哺乳期的埃斯梅就出轨了，那是她在婚后，也是在这一生中唯一一次真正的恋爱，“她感到乳房沉重而饱满，并且可耻。母亲裸露的身体在她脑中闪过。”她的婚姻至此开始有了复杂的变化。一方面世界陷入了战争，吉姆·墨菲特说：“我真希望自己能去打仗”；另一方面，埃斯梅似乎总是控制不住自己出轨的欲望。她挑选的对象，总有一些奇怪之处，例如一位电影放映员劳伦斯，因身上的疝气疤痕没有参战，埃斯梅说：“谁也不该向别人展示自己的私处。”她给劳伦斯抚摸手肘下面的针，两人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生活如流水般流逝。埃斯梅生下了第二个儿子菲利普。15岁的珀尔写信告诉埃斯梅，“这里到处都是美国人……我只喜欢海军陆战队队员”。可惜珀尔年纪轻轻就因病离世。她的死，直接触动了埃斯梅想要离开婚姻的决心。小说至此都带有奇特的悬念，读者很难真正与埃斯梅共情，关于她那个不被爱的丈夫，关于她心血来潮的抉择：“他们的心境已经颠倒。从前，她是害怕离开的那个。‘大萧条’结束之前，战争开始之前，还有电影出现之前。现在她想走，却不知道该怎么走。”为了离婚，埃斯梅放弃了两个儿子的抚养权，她拼命打工，养活自己的小女儿。菲利普成年后，成了律师，娶了一位女演员，却不愿意在婚礼上邀请任何亲属。直到菲利普的婚姻也开始遭遇困境，他才略有一些想念母亲。母亲也想念他，她甚至偷偷混入婚礼，还给儿媳妇写信。她很喜欢这位名人媳妇，送给她母亲留给珀尔的首饰，倒不是因为她有名，字里行间埃斯梅透露着对于新时代女性活力的赞许。直到临终，读者才知道整个故事真正的答案，埃斯梅曾在童年时被哥哥乔侵犯，母亲奎妮不惜向外人展示自己身体的隐私，努力掩饰珀尔的身份，也不过是为了在那样保守的年代里保护埃斯梅，保护家庭。那一根“针”，只要埃斯梅有知觉，疼痛再难消亡。回看故事中段，埃斯梅的痛苦来源于她知道了婚姻生活的内容，她意识到自己的创伤来源。她开始恨乔，恨自己，也疏远丈夫：“要是说到事故，实在发生过太多了。已经说不清楚，他们之间为何变得如此疏离。她不觉得是自己的责任。有些事一早就发生了，那时她还没法为自己的生活做决定。在她年幼的时候。在她早年沉睡之际，在某个她没认出来的地方。”好在这样的痛苦，只在女主人公漫长的人生中占据一部分时间。她很快将依靠自己的努力走出来，生过孩子、离开孩子也是一样，通过岁月的力量，她接纳了自己，也获得了菲利普的谅解。在埃斯梅自己的时代，她没有选择。但在现在的时代，女孩子的选择可多多了。我很喜欢菲奥娜·基德曼小说中淡淡流露出的温柔的世故，一方面她歌颂爱情，这在当下缺乏热情的时代，尤其显得稀少，一方面她并不留恋具体的“关系”。无论是重逢旧爱，还是陷入不伦，再或者是经由情欲确证自我需求，都远不及她在《神奇八人组》中写的“爱情太过复杂，没法向子女解释清楚”。爱情不只属于年轻人，也不只属于女性，更不只属于作家，它属于感受过它出现（“爱真的在向她走来”，《告诉我那爱的真谛》）、不害怕它重现（“感到一阵战栗”，《绕到你的左边》）且知道它厉害的每一个人。正如《心里的一根针》中作者写道：“有时她想表现得像个普通人——一个没有陷入热恋的人”，但她心里明白：“这就是爱情对她的影响，爱令她说起话来既勇敢又鲁莽。”

小说中移民生活的书写，同样可以使我们从文学的角度看到新西兰白人移民在战争前后的心路历程，看到他们如何在保守褊狭的文化氛围中经营人生。除了《心里的一根针》里想为英国打仗的吉姆·墨菲特，还有《一路到夏天》里玛蒂父亲的战友弗兰克。那些年轻人既怀乡又面临着对于新世界的征服心，他们没有一个人真正回到英国，只在心里一年又一年盘算：“战争结束后我该做什么。我不想一辈子当农民。家里人认为，我理应回亨特维尔定居。但你知道的，一旦你出去过，见过一点世面，你就没法接受一成不变的过去了。”《一路到夏天》写了一个白人移民家庭尴尬的生活处境，菲奥娜·基德曼笔下的男性角色，总是差一点成为战斗英雄却最终没有，不是因为身体原因去不了海外战场，就是回来后病逝没有进入阵亡将士纪念碑。英雄梦的破碎使得他们务实地进入农场，在平凡的生活中度过余生。相较之下，小说里的女性比男性要勇敢、野蛮得多，《一路到夏天》故事里的小女孩，具有一种在缺水地区探寻水源的能力，作家直白地写到寻找地下水源的能力与性张力有关。这位神秘古怪的小女孩，会让人想读菲奥娜·基德曼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一类女人》（A Breed of Women，1979）、第二部长篇小说《中国之夏》（Mandarin Summer,1981），以及描写大萧条和二战时期的长篇小说《帕迪的疑惑》（Paddy’s Puzzle,1983），看起来都是怪姑娘感受大世界的母题，且含有中国元素，由此，真心期待读到菲奥娜·基德曼更多的中译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