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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电视剧《人生之路》热播，其中部分取材于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作为四十多年前路遥的成名之作，这部影响了无数人的中篇小说再一次被搬上荧屏，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人生》，还有后来的《平凡的世界》，都是路遥在四十二年短暂生命中为世人留下的宝贵财富。《人生》在何种机缘巧合之下写就，又是什么样的信念和艺术观引领支持着他笔耕不辍，让他成为了几代青年人的精神导师？其实无论是主题的把握，还是描摹的对象，路遥都已经在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艺术哲学，而这种艺术观又与他本人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

电视剧《人生之路》海报

据路遥自述，他“1949年12月出生于陕北山区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在农村长大并读完小学，以后到县城读完高小和初中。青少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农村和县城度过的”。

青年时期的路遥生活经历中最重要的一段就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这样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如此一路走来，生活在路遥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深刻影响了他的写作。在时代变革的大背景下，他对于农村与城市的“交叉地带”始终保持着格外的关注。在《人生》之前，路遥早期发表的一些诗歌和散文，包括让他在文坛崭露头角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大多以黄土高原为背景展开。

路遥自身的成长经历也成为了他素材的丰富来源。他曾说：“我自己写的几个作品，都是我自己精神上的长期的体验的结果。”路遥年轻时求学经历一路坎坷，后来回家务农，也当过小学民办教师，苦难的生活不仅给予了青年路遥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成为了他创作活动的一座富矿：《人生》中高加林进城拉粪，《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安参加小升初考试只为证明自己，这些情节都源于路遥的亲身经历。

《人生》幕后

对路遥来说，文学创作是一个意在笔先、厚积薄发的过程。尽管《人生》只有十四万余字，初稿的写作总共花了二十几天，但路遥为此“准备了近两年”。路遥最早在1979年就已对《人生》有所构思，并开始动笔写作。但第一稿写成后他自己并不满意，直接撕掉，甚至要从“记忆中抹掉”。1980年路遥又写成了第二稿，但自觉还是不行，索性推翻了之前预设的提纲和所有具体的设想，只保留了原来大的轮廓。路遥后来反思，当时“好多人物关系还没有交织起来”。后来经过两三年的思考和沉淀，对《人生》中二十来个人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构思和安排。

在小说最初的版本中，巧珍是刘立本唯一的女儿，巧英和巧玲都是路遥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新添进去的角色。我们在阅读《人生》时不难看出，大姐和三妹作为角色都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巧英嫁到高明楼家，成为了高刘两家姻亲关键的纽带；而巧玲则是二姐的贴心姊妹，作者常常会借她俩的私房话将巧珍的心思委婉呈现在读者面前。更重要的是，读书的巧玲身上也寄托着巧珍的希望，在与父亲关于上高中的斗争中成为了与传统意识作抗争的代表。

尽管几年以来路遥的心中一直都有一颗名为《人生》的种子，但生根发芽还需要一场及时雨的浇灌。促成路遥重新拾起《人生》的直接原因还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王维玲的一次约稿。两人因《惊心动魄的一幕》而结识，这是路遥的首篇中篇小说，荣获了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而王维玲是评委会成员。

在欠下王维玲的文债之后，路遥于1981年夏住进甘泉县招待所，再一次向终点线发起冲刺。路遥写作时“喜欢一鼓作气，从始至终保持同样的激情”，最怕的就是“写作过程中情绪被意外的干扰打断”，他会觉得打断的地方便会“留下一块疤痕，即使后来精心修补，也很难再是本来的面目”。但这样水银泻地式的写法自然也意味着极高的工作强度，写作的过程对路遥来说宛如一场苦修，他的精神状态往往也随着创作的深入而进入一种如痴如狂的状态。他在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回忆道：

“记得近一个月里，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溃烂，大小便不通畅，深更半夜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转圈圈行走。”

当时的招待所所长见此情景急忙报告县委，说这个青年人可能神经错乱，结果得到县委指示，说那人在写书，别惊动他。同为作家的朋友白描来看望路遥，见到了在一片狼藉中创作的路遥：

“一天专程去看望你，只见小屋子里烟雾弥漫，房门后铁簸箕里盛满了烟头，桌上扔着硬馒头，还有几根麻花，几块酥饼。你头发蓬乱，眼角黏红，夜以继日的写作已使你手臂痛得难以抬起。”

但创作中的路遥痛并快乐着，后来还将这段时间称作“迄今为止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几年的酝酿为小说积攒了充足的势能，再加上路遥拼命三郎的作风，让他很快写完了《人生》的初稿，但取个肯綮且响亮的标题成了最后一道难关。

路遥在最初构思时开门见山，给小说起了个非常直白的名字，叫《高加林的故事》，后觉得不妥，写完初稿，给小说取名《生活的乐章》。

在应邀前往北京改稿期间，路遥再次与王维玲商量了小说的名字，都觉得《生活的乐章》并不理想，但又苦于一时想不出更好的题目，便相约保持书信联系，日后再议。

在此后的书信交流中，路遥提议叫《你得到了什么？》，以呼应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但这个题目遭到了来自作家李小巴和北京方面的反对。

最后，作家柳青再一次成为了路遥文学路上的指南针。柳青的《创业史》书中有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在王维玲的建议之下，路遥最终截取了开头“人生”二字，将其确定为小说的名字，这段话后来也印在了《人生》的扉页上。

三易其名，《人生》终于呱呱落地。

与柳青

柳青与路遥同为陕北人，1960年出版的代表作《创业史》对路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文学创作上，柳青是路遥的“文学教父”。早在延安大学求学时期，他就非常崇拜柳青，在学校图书馆把《创业史》读了四遍，后来为了筹备《平凡的世界》又读了三遍，前前后后读了七遍。

《创业史》第一部书封

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路遥这样评价《创业史》：

“在现当代中国的长篇小说中，除过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我比较重视柳青的《创业史》。他是我的同乡，而且在世时直接教导过我。《创业史》虽有某些方面的局限性，但无疑在我国当代文学中具有独特的位置。”

柳青病重时，路遥还是《延河》杂志的一名编辑，曾随《延河》副主编贺抒玉前往医院探望柳青。1980年和1983年，路遥先后在《延河》发表了特写《病危中的柳青》和散文《柳青的遗产》。在《病危中的柳青》的结尾部分，路遥曾如此向柳青表达敬意：

“哦，尊敬的柳青同志，面对病危中的你，我们简直连一句安慰你的话都说不出口来；你已经孱弱到了这个样子，但你比我们任何人都活的坚强。让我们所有的人都站在你的病榻前面吧，向你致以深深的、但绝不是最后的敬意，请你相信，就是一个最普通的劳动者，只要他从你的作品和你本身所具有的顽强的进取精神中，接受过一些有益的教导，他就不会用鼾声回答生活的要求！”

开始《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的写作之前，路遥曾前往柳青墓祭扫；荣获茅盾文学奖之后，路遥又特地来到柳青墓前拜谒。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路遥再次表达了对柳青的敬意：

“坦率地说，在中国当代老一辈作家中，我最敬爱的是两位：一位是已故的柳青，一位是健在的秦兆阳。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称他们为我的文学‘教父’。柳青生前我接触过多次。《创业史》第二部在《延河》发表时，我还做过他的责任编辑。每次见他，他都海阔天空给我讲许多独到的见解。我细心地研究过他的著作、他的言论和他本人的一举一动。他帮助我提升了一个作家所必备的精神素质……在很大的程度上，《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两部作品正是我给柳青和秦兆阳两位导师交出的一份答卷。”

可以看出，柳青对路遥的影响绝不仅仅是在具体的写作风格方面，他是路遥的灯塔，为他这艘夜航船指明了方向。而路遥对柳青的爱戴也同样发自内心，以至于在《平凡的世界》中，经常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与《创业史》之间的遥相呼应，而致敬的最好方式便莫过于用作品说话。

《人生》成名之后

《人生》的问世很快为路遥带来了知名度。在文坛，短时间内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大量评论文章，光是讨论高加林的文章就超过三十篇，文学界形成了一个路遥研究的小高潮；在社会上，《人生》也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最早发表于《收获》杂志的《人生》在1982年下半年推出了单行本，首印十三万册，很快脱销；第二版印了十二万五千册，一年后又加印七千二百册，足见读者追捧之程度。1984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改编拍摄的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再次在社会上引起轰动。

《人生》单行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11月版

但“人怕出名猪怕壮”，《人生》给路遥带来了鲜花与掌声，也给他原本平静的生活增添了许多波澜。他在《早晨从中午开始》回忆道：

“无数的信件从全国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除过谈论阅读小说后的感想和种种生活问题文学问题，许多人还把我当成了掌握人生奥妙的‘导师’，纷纷向我求教：‘人应该怎样生活？’叫我哭笑不得。更有一些遭受挫折的失意青年，规定我必须赶几月几日前写信开导他们，否则就要死给我看。”

在这些雪片般的读者来信中，还有一封来自莫言。彼时的莫言还只是文坛上的一个后起之秀，在部队服役，1981年刚刚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春夜雨霏霏》。读完《人生》之后，他给路遥写去了一封三千字的长信，与路遥探讨高加林的命运。

除过读者来信，路遥还要应付刊物约稿，各方面的采访，以及剧团、电视台、电影制片厂改编作品的请求。还有上门求办事的亲戚朋友，让他帮着“说情安排他们子女的工作”，甚至是一些“分文不带而周游列国的文学浪人”，前来让路遥为他们开路费。

路遥在西安矿业学院的讲座上分享过这样一件趣事：

“有时半夜里三点钟正睡着觉，突然送来一封加急电报，以为是不是家里的老人死了，打开一看，才知道是那个电视台要拍点什么，气得你觉都睡不成。”

尽管“不拒绝鲜花和红地毯”，但路遥对这种漂浮在半空中的状态并不满意，“渴望重新投入一种沉重”。为了尽快结束这种“火红热闹的广场式生活”，他甚至考虑重新拥抱田野，回家帮父亲种一年地，但又担心被认为是炒作而作罢。

而且就《人生》这部作品来说，路遥依然还是不满意的，他有着更大的野心。在他的设想中，《人生》的规模还应该更大一些。高加林前往省城参加新闻训练班学习，他就想把高加林在省城的生活日常囊括进来，黄亚萍的人物形象也会更加丰满一些，但出于各种原因未能实现。在与文学评论家王愚的对谈中，路遥曾提到：“但就这部作品（《人生》）来说，再增加点什么已经很困难了，只有等将来再补救，主要是还要更深一步地理解生活。”一定程度上来说，《人生》中留下来的遗憾也推动了路遥继续向《平凡的世界》进军，也为他后来完成这样的鸿篇巨作、摘取“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作出了铺垫。

改编的同名电影《人生》（1984）海报

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

纵观路遥二十余年的创作历程，他并没有因《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所带来的巨大成功而飘飘然，一贯保持着一种谦逊的态度。路遥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作家的“普通劳动者”身份，而文学创作则是一项“体力劳动”，一路上需要克服精神和肉体上层出不穷的困难与挫折，只有“像牛一样地，像土地一样地奉献”，才能完成最后的作品。

在路遥心目中，占据最高地位的应当是他的读者，还有读者背后更广大的人民。对他们，路遥始终饱含深情，又充满着敬畏。他将自己定位为“劳动人民的儿子”，直言：

“正是那贫瘠而又充满营养的土地和憨厚而又充满智慧的人民养育了我。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我，更没有我的作品。他们是最伟大的人，给他们戴上任何荣誉的桂冠都不过分……生活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只有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才可能使自己的劳动有一定价值。历史用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离开大地和人民，任何人也不会成功。”

1988年，《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前夕，路遥接受了“长篇连播”节目编辑叶咏梅的采访，留下了一段珍贵的录音：

“听众朋友们，无论我们在生活上有多少困难、痛苦，甚至不幸，但我们仍然有理由为我们所生活的土地和岁月而感到自豪……我个人认为这个世界是属于普通人的世界，普通人的世界当然是一个平凡的世界，但也永远是一个伟大的世界。我呢，作为这个世界里一名劳动者，将永远把普通人的世界当作我创作的一个神圣的上帝。”

在茅盾文学奖颁奖现场，他作为获奖作家代表作了一篇名为《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的感言。他认为：

“我们的责任不是为自己或少数人写作，而是应该全心全意全力满足广大人民大众的精神需要。我国各民族劳动人民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壮丽的生活，也用她的乳汁养育了作家艺术家。人民是我们的母亲，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才有可能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

1991年6月，路遥曾在与西安矿业学院师生的交流中提到，“一部作品到底怎么样，不仅要叫当代人来评价，还要经受历史的考验。”如今，《人生》问世已逾四十年，路遥逝世也已卅年有余，若是他泉下有知，看到《人生之路》在今天掀起的这股“人生热”，也定会感到欣慰吧。

参考书目：

1.《人生》，路遥/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1月

2.《平凡的世界》，路遥/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

3.《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2月

4.《路遥传》，厚夫/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

5.《路遥传》，张艳茜/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