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活着让我不堪重负，这让我有写作的欲望。”为了不遗忘，杜拉斯终其一生都在写作，用写作尝试抵达自身的真相。

4月4日是杜拉斯的诞辰，1914年4月4日，她出生在法属印度支那。不久前，中信出版·大方推出四本杜拉斯的作品：《就这样》《战时笔记和其他》《外面的世界I》《外面的世界II》，在《情人》之外，呈现出另一面的“杜拉斯”。

此次出版的四本书并非杜拉斯具有代表性的小说作品，但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补足了杜拉斯的形象。其中，《战时笔记和其他》《就这样》是首次在国内出版；《外面的世界I》《外面的世界II》则是时隔十多年之后，再次与中文读者见面。

恰逢杜拉斯109岁诞辰之际，在南京先锋书店五台山店，《就这样》《外面的世界II》的译者黄荭、学者傅元峰和杜拉斯这四本书的编辑张引弘，从“情人”的形象开始，和读者共同进入杜拉斯的世界。

不断变形的“情人”

从早期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到晚年的《情人》，再到《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情人的形象在杜拉斯的文字里不断变形。在黄荭看来，“情人”是其文学创作中非常关键的一个形象，如果从记忆研究或创伤写作的角度来看，这个主题是杜拉斯少女时期经历的非常重大的一个事件，以至于一直都会萦绕在她的脑海和她的心灵当中久久不去，自然就会诉诸笔端。“她通过写作，不断再现同一段故事，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是治愈的。”

另一方面，黄荭认为，情人形象的变化也反映了杜拉斯写作风格的变化。另外，结合她自己的写作，从风格上其实也有很大的变化。“1949年包括《战时笔记和其他》里，前面的叙述还是属于比较写实的，像美国海明威比较纪实性的传统的小说套路。到了1980年代情人的写作，我们可以看到自我虚构的成分更为明显。”从1966年开始，杜拉斯就把很多时间投身电影创作，总共导了19部电影，这种电影书写对她有很大的影响。“在1984年和1991年的版本中，也可以看到电影的这种表达，对她的文字其实也造成了一种影响，有一种互动。”

傅元峰则认为，杜拉斯在他心目中是一个反情节、反形象、反故事、反传记的作家，而情人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了这么多次，又带着一种传记的影子，那是源于杜拉斯在文学写作当中对于爱情、对于形象有根本的怀疑。“我觉得情人是杜拉斯的一个符号，一个结构，因为它反事件、反故事，她不愿意把她的小说写成新闻报道。”傅元峰说道，从《情人》到《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乌发碧眼》等小说，“她不愿意让事件和故事成型，不愿意让形象真正成型，这是杜拉斯的美学精神。她没有故事，事件对杜拉斯来说是一个可以反复抛开，在旋转当中凝视的一个不确切的东西，在这其中展开的是她自己所感受到的一个混沌的世界。”

当文学切入新闻写作当中

对于热衷私人写作的杜拉斯而言，《外面的世界I》和《外面的世界II》是她为身外世界所写。两本书收入了杜拉斯从1957年至1993年间写的报刊文章、序言、书信、随笔，有的已经发表过，有的从来没有刊行过。有的是应邀所写，有的是有感而发。有的文章关于当时法国的社会事件，有的是因为一部心爱的电影，一帧看了良久的画作。

虽然是为身外世界所写，但其中依然融入了强烈而鲜明的杜拉斯的文字风格和情感。她自己也说，即使作为记者去报道那些当时发生的社会事件，她也不认为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客观，她会明确地甚至带着强烈情绪地去报道，尤其为那些受到不公的人发声。

黄荭将《外面的世界》这样的写作和典型的女性新闻写作相联系。“杜拉斯写作的新闻跟我们普通意义上的新闻还不一样，我们一般讲的新闻是真实客观发生的、大家普遍认为有重大社会意义的故事，这也是男性新闻写作关注的领域。但是杜拉斯，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是比较典型的女性新闻写作，她有她的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因为她就是在法属殖民地这样一种不公正的社会现实当中浸润出来的一个孩子，她势必就会对社会弱势群体、对不公正社会现象特别有感触。”

以《外面的世界》中的一系列采访为例，杜拉斯在其中采访了监狱里的罪犯，也采访老人和孩子，“她采访小孩子特别有意思，她能真正听到孩子的语言。有的时候我觉得采访孩子其实是特别难的，你很难进入到孩子的逻辑，跟他进行真正的对话，从孩子给出的信息里得出更普遍的一种意义。”黄荭说道，“我们可以看到，在某种程度上，文学还是会切入到杜拉斯的新闻写作当中。我们讲杜拉斯的写作，她的外并不是那么的外，她的内其实也并不是那么的内。”

“她的小说其实是个体和外面的世界通过一种混沌的感受重新建立关系的过程，实际上是走向私密性；她在新闻写作当中也保持着同样美的个体，但最后实际上它走向的是公共性。”傅元峰说道。而在《战时笔记和其他》里，张引弘指出，杜拉斯写到一个人躺在房间里，外面有一对情侣走过的时候，她就开始幻想自己也进入一种性的关系里，紧接着写下了一句“与他人连接，与世界连接。”“那句话在我看来是非常惊人的，”张引弘说道，“杜拉斯的小说里所写的那种我们看起来是爱情的部分，其实是她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她在试图去面对的是从她很小的时候开始所面临的世界给她造成的不公和匮乏。”

《战时笔记和其他》是杜拉斯的早年作品，书的主体部分是杜拉斯在1943—1949年间写的四本笔记，晚年的杜拉斯在橱柜中发现这些笔记本，将其封在一个题字“战时笔记”的信封里，赠予法国国家图书馆。

虽然取名“战时笔记”，但它们记述的范围超出了战争。在其中一些自传性质的叙述中杜拉斯提及了她人生中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在印度支那的童年时光，其中更是出现了关于“中国情人”的最早的回忆版本，很多传记作家也将这些手稿上的文字当作她故事的可能的真相。本书还收入十篇同一时期的其他文字，完善了作家的早年形象。那时候杜拉斯的想象世界刚刚建立起来。殖民地溽热的气息、建筑堤坝的母亲、暴虐的大哥哥、温柔的小哥哥、“情人”、死去的孩子、集中营里归来的丈夫……所有这些在她后来的作品里常常出现的形象，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端倪。

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话语

如果说《战时笔记和其他》呈现了杜拉斯的早期写作，《就这样》则带给人们一个晚年的，临终前的杜拉斯。书中收入从1994年11月20日到1996年2月29日（杜拉斯逝世于1996年3月3日）杜拉斯重病卧床期间口述或写下的文字，由她最后的伴侣扬·安德烈亚收集整理而成。文字按照书写的日期进行标注，每日写下的只言片语组成一首关于爱与死的长诗。

杜拉斯在生命的最后企图用文字抵挡死亡。就这样，杜拉斯追求极致的写作和人生在这里画上句号。书中标注的最后一个日期是1996年的2月29日，三日后，杜拉斯离开这个世界。某种程度上，这本书也是她终其一生都在写作的一个证明。她在题献里写道，这本书献给“我黑夜的情人”，除了最后的情人、小她四十多岁的扬·安德烈亚，“黑夜的情人”是否真的有具体所指，或许不得而知。

“《就这样》是一个死亡文本。”傅元峰说。杜拉斯尽情地享受了她生命最后的黑夜时光，当真正的濒死感来到她世界的时候，她把这种感觉以写作的方式保留了下来。“我觉得她到最后的只言片语，仅仅只有几个字词，有的时候一句话只剩下了主谓宾的一个主干，但她依然保持着那种濒死感、致幻感和混为一团的这种通感。”

作为《就这样》的译者，黄荭说道，这本只有80页的小书能让人反复阅读，从而走进杜拉斯的文学世界里。“杜拉斯的作品一直给我们营造的，就是要让你心醉神迷、魂都丢了的这一种审美境界。”在《就这样》中，生命临近结束的时候，脸的形象在只言片语里不停出现，每一次都会越来越弱，越来越模糊，但终究，一个杜拉斯的真相世界浮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