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与林庚先生1998年秋天相识，并开始了多年的交往，一直到林先生2006年去世前夕。转眼先生仙逝已16年，我也已过知天命之年，但在生活的消磨中，与林先生交往的许多细节却仍历历在目，对先生的敬仰与怀念之情丝毫不曾消减。

1998年秋天，我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刘烜先生。入学后不久，刘烜先生交给我一项任务：帮助他的老师林庚先生完成《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书稿。尔时林先生已89岁高龄，因为手颤执笔困难，需要助手协助工作。林庚先生是20世纪30年代就已成名的诗人和学者，我早知林先生大名，从不敢奢想能有与他认识的机会，也不知道他是否容易相处。所以我是怀着非常忐忑的心情接下刘先生布置的任务的。

在帮林先生工作之前，刘烜先生先带我去拜访林先生。一天上午，刘先生带我去燕南园62号院林先生家。接近62号院的小路拐角处有一个布告牌，上面张贴着为1998年南方洪灾捐款的名单，我还清晰地记得第一行就是“林庚 1000元”，这大约相当于当时大学教授一个月的工资。叩响林宅大门之后，是林先生亲自来开的门，那是位清瘦的老人，满脸笑意把我们迎了进去。林先生的爽朗与热情打消了我的顾虑，自此我开始了接近两个学期的做林先生助手的工作。在之后的时间里，我每周去林先生家半天，根据要求修改他以往的文章，或者把他的相关述说写成文字稿。为避免出现错误，在征得林先生同意后，我用一台小录音机将他的谈话录下来，然后再回去整理。我对新诗并没有什么研究，林先生常不得不反复为我讲解，却从没表现出半点不满或不耐烦。令人无比钦佩的是，林先生作为一个高龄老人，依然记忆准确，古诗新诗信手拈来，逻辑清晰地就某个问题讲述一两个小时，其精神与气象尽显大师风范！我关于诗歌的许多知识，就是从林先生那里得来的。今天回看林先生的学术研究，他致力于在中国诗歌传统的基础上构建富有时代精神的新格律诗理论，不正契合了当前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理念吗？

整理书稿的过程中，林先生完成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篇学术论文《从自由诗到九言诗》，并在我的建议下于1999年春天把稿子发给了山东大学的《文史哲》杂志。1999年夏天，林先生的书稿已经完成，我的协助工作也告一段落。后来《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作为季羡林先生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的一种于2000年在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林先生在后记里还特别感谢了我。读博士的后两年里，我也偶尔去燕南园62号院看望林先生，有时是带着仰慕他的同学去请教。一次带着赵长征（费振刚先生的高足，非常喜欢诗歌）去林先生家，林先生谈得很高兴，语调高昂，抑扬顿挫，激动时拍得椅子扶手啪啪响。从林先生家出来后，赵长征说，听林先生讲诗很过瘾，但真怕他的胳膊拍出问题。

博士毕业后我来到中共中央党校任教，虽然单位就在北大附近，但自感自己不过是一个无名小辈，又已离开北大，不敢再去打扰林先生，于是较长一段时间没有和先生联系。后来刘烜先生打电话给我：“林先生问我了，说你那个学生怎么不来了呢？”知道林先生并不反感和我交往，我又时不时去林先生家看望他，继续聆听他的教诲。时间久了，我也就不再顾虑他的名人身份，只把他当成一位慈祥的老人。我去先生家一般是在他午休之后，和先生面对面坐在他的书桌旁，下午的阳光透过窗外的翠竹洒在桌上和屋里，让人心里暖暖的。我们的聊天以诗歌为主，不过有时也天马行空，聊到社会和生活。聊起当代社会的浮躁，先生说现在的人时间压迫了空间，所以活得缺少诗意。先生的这句话，我品味了好久，觉得应该是说现代人时间就是金钱，过于功利的生活使空间更为局促和枯燥，因而缺乏诗意吧。有一回我问他：“林先生，为什么您的诗歌中很少有爱情诗呢？”先生瞪大了眼睛，似乎很诧异我问这个问题：“我觉得我的爱情已经很圆满了，没什么好写的了啊！”先生的这个回答颇不同于世俗观念，让我非常惊讶。林先生顺便聊起了自己的爱情，说他与爱人是自由恋爱的，他指着墙上的相片对我说：“那是我的爱人啊！你看见她的眼睛没有？那时是她们学校里最好看的！”这位一往情深的老人，在他爱人去世后的许多年里，一直在爱人的遗像前供奉着她喜爱的马蹄莲鲜花，更在2000年出版了哲理诗集《空间的驰想》，“后记”中写明了诗集是送给自己的爱人，并说“我依然那么执着地在怀恋着我们的过去”。

林先生对待学术问题非常认真、严谨，可谓一丝不苟，但生活里他其实是位很有趣的老人，有着诗人特有的童心和率真。一次改完书稿后，他喜欢上了我用的圆珠笔，就请保姆小黄去“合作社”买一支一样的。或许先生喜欢它淡雅的色泽、美观的外形吧。过了一会儿小黄买了圆珠笔回来，先生却很不高兴，说：“和他那支不一样啊！”小黄不理解：“能用就行了，管它一样不一样呢！”先生的脸色一时很不好看。我赶紧表示可以把圆珠笔送给先生，先生却又碍着面子坚决不要。我回去笑了好一阵，也后悔没有想出个婉转的方式把笔留下。一天工作完，先生送我出门，我指着院子里一小块花圃说：“林先生，那些菊花是您种的吗？”先生很失落地看着那些无精打采的菊花说：“是呀！不知怎么搞的，就是长不好呢！”先生表示这个方面他甘拜下风。后来我观察了一下周围，花圃在一棵大树边缘，光照不足，所以未必是林先生不会种花的原因。

在和林先生交往的八年里，他送过我三本书，并且在每本书的扉页上都认真地写上了赠言。我本来有不少和林先生有关的资料，如做他助手期间那些先生手书的标注修改信息的字条，那些先生谈诗歌的录音。只遗憾当时毫无保留名人资料的意识，后来字条还能找到两张，录音带还有两盘，均是十不存一。上学时贫穷，录音是用数盘空白带反复录、抹，两盘录音带也是偶然遗留下来的。这么多年过去后，偶尔再播放录音，聆听先生那虽然苍老却充满少年精神的声音，似又回到了在燕园求学的难忘岁月。对于我而言，和林庚先生的交往是非常珍贵的经历，现在将有关林先生往事的点滴写下，以此作为对先生的深切感激与怀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