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的世界”，是内在包裹外在
今年的春节，在北京的冰天雪地里买过一本《电影花粉》。那是一次奇怪的不期而遇，作者在写芭铎的时候，引用了这样的话：
“她美得如同任何一个女人，但却像个孩子一般灵活柔软。她的目光是那么简单、直接，她首先唤醒了男人的自恋情结。”
小小的引号，小得几乎看不见。我终究没有耐心在书店里纠缠下去，看个究竟。以为莫名的熟悉感只是因为杜拉斯。杜拉斯真的是这样读的，不经意间撞到，撞在自己不知哪一根神经上，生生的有些疼。可是年龄越大，越知道这些疼是该忍着的。撇开自己做了这些年法国文学不说，站在一个纯粹的读者立场，她是因为这个才在中国流行的吧。就像《花粉》的作者，是因为撞到了“男人的自恋情结”这几个字。
书买下来，回到家泡上茶，在烟花爆竹声中恍然大悟，原来是自己的文字，是经过自己手的，杜拉斯的文字。是自己在若干年以前译的《外面的世界》里的文字。这份确认让自己觉出一丝的欣喜来。文字照出了自己的影子，自恋，又何止是男人呢。
摄影师伊莲娜·邦贝尔吉（Hélène Bamberger ）与杜拉斯于 1980 年在特鲁维尔见面后成为了朋友，两人交往 25 年，直至杜拉斯去世。她拍下杜拉斯生活的点点滴滴，家中的物品、写作的桌子、最爱的风景和岁月在她脸上留下的痕迹
而在那个时候，我还在译序里写：一切终将冰雪消融。
我希望消融的，是什么呢？或者说，我不希望消融的，却明知道最终一定会消融的，是什么呢？
这次不期而遇，却仅仅是个开始。没想到今年和杜拉斯的纠缠竟然要到令冰雪也无法消融的地步。这才相信，如果相遇是命定的，如果相遇被视为命定，自己是不甘心让一切如冰雪般消融的。
于是创造相遇，先是《杜拉斯传》在台湾付印，然后是在全校的法国当代文学公选课上再度讲到杜拉斯，再然后是没有轰轰烈烈，但多少有些声音的“杜拉斯辞世十周年”的活动，最后，在这年就要过去的时候，我重读了这本《外面的世界》。
几年前的回忆于是一点点地回来，当年读杜拉斯、写杜拉斯、译杜拉斯，当年的喜欢、震惊，还有当年那一点点因为疼痛到麻木的厌烦。
即便是在杜拉斯已经被译滥、写滥的今天，《外面的世界》仍然为我们留下了很多话题。因为它呈现了一个有趣的矛盾：被奉为中国小资必读作家的杜拉斯其实有大量的文字是关于“外面”的世界的。然后，再一点点地深入进去看，看她写的政治事件，看她写的社会问题，看她写的明星，看她写的艺术，会理所当然地发现，她的“外面”并没有那么外。她自始至终没有站在旁观的角度去看外面的世界，当她需要——如果我们相信她在随笔集开始所写的那段序言，当她结束一本书，需要挣脱自己，或者需要钱的时候——走到外面的时候，她仍然毫无保留地任自己冲入这个世界，被这个世界裹挟。她观照这个世界的目光，从来不曾冷静、客观，她仍然是激烈地爱着的，激烈地爱着，所以恨，恨所有的不公平，恨所有的不可沟通；同时，也羡慕所有自己所不具备的品性：宽容和独立。
《外面的世界》因而还给了我们一个连带的命题：她的其他作品——尤其是所谓“自我虚构性”的小说——真的是如此内在吗？
不希望消融的，却明知道一定会消融，因为这个世界里所有的物质最终一定会走向结束。这其中，包括爱，包括文字。绝望来自这里，但是我们无能为力。抵抗这种绝望有两种途径：无知或是超乎寻常的，西西弗斯的勇气——那种走向灭亡，却充满幸福感的勇气。和大多数人一样，杜拉斯没有这份勇气，然而走进文字世界的人又回不到无知里。
在《美丽娜》那篇文章里，提到自己的《夏夜十点半》，杜拉斯说，于是，必须喝酒，对于爱情的结束，可以怀着同样的激情和乐趣去经历。
或者更甚于此，在杜拉斯看来，我们还可以成为爱情的作者，这是抵抗结束的一种绝无仅有的办法。就像《夏夜十点半》里的玛丽亚，她说，你们的爱情会有一个作者，那就是我。
杜拉斯说，所有走向结束，以新的介入开始的爱情会有一个作者，那就是我。这才是写作的缘由。写作所包含的，是失去、绝望、孤独和激情。是面对存在的种种悖论，我们不得不做出的高贵的选择之一。远远超过了“自我虚构”的意义，超过了一个十五岁半的法国小女孩和中国情人的故事背后的“真相”的意义。
不希望消融的，却明知道一定会消融的，是爱，以及因为爱而产生的文字。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用玩味绝望的方式抵抗绝望，只是，时至今日，杜拉斯的绝望已经成为绝望的酵母，弥漫在太多人的文字里。其中的原因，杜拉斯也在《外面的世界》里做出了回答。她认识的一个小女孩问她，如果没有人感到温暖，那么温暖又是什么呢？
如果没有感到绝望，那么绝望又是什么呢？
绝望是所有的不公平——第二次世界大战，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绝望是所有的美好走向毁灭的必然；绝望是这冬天的雨，而在这冬天的雨中，去年为你撑伞的人已经离去；绝望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和虚构世界的人物混作一团，却无能为力的心情——固然有成为一切爱情始作俑者的奋争，可是对于个体来说，绝望在何时、何地成为过一件好事呢？
出乎意料，重新看《外面的世界》是个很慢的过程。有一些文字上的改动，包括错误和我自己以为不再合适的文字。但是一定也留下了另一些错误和别人以为不合适的文字。这是译者的绝望，永远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有时有进不了门的尴尬，有对自身身份和存在的怀疑。只是但愿有人知道，没有第三者的存在，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爱情或许根本不会发生，更不能够继续。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在我重新看《外面的世界》时，我得知这本书里的《面黄肌瘦的孩子》被选进了某个版本的《大学语文》里。爱情发生了，这是作为第三者的译者所得到的最好的心理补偿。而作为作者，杜拉斯也该得到安慰，辞世十年之后，对于她在法国现代文坛的地位的肯定也没有更多的争论。是的，作为个人，我们可以爱，也可以不爱，但是，文字早已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传奇。
（本文系《外面的世界Ⅰ》译者袁筱一再版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