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笔难休 序也成书
前不久说到大名鼎鼎的梁启超，一篇序言写得激情澎湃，“下笔不能自休”，结果篇幅几乎与原书相埒，只好单独出版，这就是著名的《清代学术概论》的由来。序言篇幅长到能够独立成书，虽听来不合常规，可作“序”者无疑有话要说。这样的情形，翻翻记忆，倒也不是个例。
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
我国著名的哲学史家冯友兰，一生著述宏富。长短中国哲学史，完成数部。还有原以英文写成的《中国哲学简史》，在海外造成影响，再用中文翻译回来，依然一时风靡；更有耄耋之年，在失明情形下，心思口述，新成一部突显独立思考的《中国现代哲学史》，在原有基础上，完成从古至今七卷《中国哲学史新编》。
人到晚年，往往希望对先前人生、作品，有所回顾总结，冯友兰亦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他完成一部《三松堂自序》。照作者说法，名虽叫“自序”，却非一书之序，而是他以前著作的“总序”。“三松堂”，是冯友兰在北京大学燕南园的寓所，院子里有三棵松树。写作这部“自序”时，他及全家已在这里居住了三十多年。
这部《三松堂自序》，是冯友兰主动完成，且自觉以一部书的形式来完成的。为何如此呢？“古之作者，于其主要著作完成之后，每别作一篇，述先世，叙经历，发凡例，明指意，附于书尾，如《史记》之《太史公自序》，《汉书》之《叙传》，《论衡》之《自纪》，皆其例也。”这些文字的作用，是使得后来读到作品的读者能够“知其人，论其世，更易知其书短长之所在，得失之所由”。显然，冯友兰是想效法前代先贤的方式，来写作这样一部著述。既然篇幅为一部书，包含的内容，自然广阔：“起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迄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中国历史急剧发展之时代，其波澜之壮阔，变化之奇诡，为前史所未有。书于其间，忆往思，述旧闻，怀古人，望来者。都凡四部分：曰‘社会’，志环境也；曰‘哲学’，明专业也；曰‘大学’，论教育也；曰‘展望’，申信心也”。看来，这既是个人著述的总序，也是自己人生社会经历的记述描摹及对未来的向往。
这部“总序”的写作，也有些异于寻常的地方。动笔写作之时，冯友兰已年届耄耋，“耳目丧其聪明”，基本无法写字，所以，除去其中第四、五、六这三章外，其余全通过口述，由他的弟子涂又光笔录下来。全书共十一章，每一章的篇幅虽长短并不一致，可总体篇幅近二十五万字。这么大的篇幅，用口述方式，对作者而言，不但要设计总体框架，对整个的内容了然于胸，更需要清晰的思路和良好的记忆……而这部“自序”，条理顺畅，文辞确当。仅仅这一点看去，高龄作者思力之强健，足够我们感佩。
《三松堂自序》中，还有许多的重要内容和今人可参考的史料。譬如他亲笔书写的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哲学部分，对当时自己的老师胡适的讲学，给予评述。当时讲授中国哲学者，“无论有没有新的东西，总是用注解古代经典的方式表达出来”，使得学生摸不出头绪。而胡适却用汉学家的方法审查史料，确定历史中一个哲学家的年代，判断流传下来的一个哲学家的著作的真伪，认为是伪的就都不用了。“用这个方法，他（胡适）把三皇五帝都砍掉了。一部哲学史从老子、孔子讲起……这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一位后来成为哲学家的学子，来回忆评价老师胡适的哲学贡献，价值意义之外，就当时的场景描摹而言，画面感也异常鲜活。
这部《自序》，论哲学之深切、记史实之亲历可靠外，它的另一特点，是文字的清明畅达。冒昧猜想一下，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等著述影响广泛，其文字方面的功夫，也是获得受众的一层缘由。举一点例子，当年的西南联大，文学名家多多，可那至今常常为人引述，气势雄浑、文采斐然的西南联大校歌歌词，那篇西南联大离别昆明时所立纪念碑碑文，皆出自哲学名家冯友兰之笔。他这方面的才华，实在可以领受文学圈外“文章高手”之徽号。
唐德刚的《胡适杂忆》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美国的胡适，应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部之邀，口述出一部《胡适口述自传》。听取和整理口述稿子的，是华裔学者唐德刚。这部口述自传，当时由英文录出。十多年后，有中文刊物愿意刊发这部自传。此时，胡适已经逝世，整理者唐德刚受邀将此稿翻译过来。翻译完成后，刊物编辑刘绍唐希望唐德刚写作一篇“序文”或“导言”。
唐德刚是当时少数感受晚年凄凉时期胡适之人，胡适过往的大名，此刻之萧然，为人的自在及不安，一一展示在这位晚辈学人眼前。唐德刚真有许多少为人知的胡适情形要表述，他放肆走笔，一下子写成十多万字，与这部《胡适口述自传》差不了多少，搁在前面作序言显然不合适了，于是单独成册《胡适杂忆》，并成为后来研究特定时期胡适的特色文本。
由序文形成的《胡适杂忆》，由作者唐德刚亲炙胡适的认知和感触生发。在实际的接触过程中，除去大量胡适有时代感的言谈和历史与个人间的交汇情景，更有一些胡适的生存细节。当年美国，除去学界，一般人谁知道胡适是谁？且当时胡适收入有限，生活也较为困窘，一些生活小事，有时需要委托唐德刚这些小辈，于是唐德刚就看到过这样一幕：“记得有一次我开车去接他，但是电话内我们未说清楚，他等错了街口。最后我总算把他找到了。可是当我在车内已看到他，他还未看到我之时，他在街上东张西望的样子，真是‘惶惶如丧家之犬’！等他看到我的车子时，那份喜悦之情，真像三岁孩子一样的天真。”
胡适的家，也并不安全。一次胡适夫人在家烧饭，一个彪形大汉窃贼，从防火通道破窗而入。胡夫人倒颇为冷静，她下意识地走到公寓门口，拉开门，对着彪悍的黑人窃贼，大叫一声：“GO！（出去！）”这样的举止，把窃贼“镇”住了。他只是看了这位东方老太太一眼，乖乖“GO”了。平素读者，了解这位名人，多数得自其著述，这些妙绝的生活细节，则非长期亲炙者讲不出来。
这部由序文而成的《胡适杂忆》出版，唐德刚又约请周策纵、夏志清两位学界名家作序。序言不短，我们各引一节，以窥斑见豹：“唐德刚教授在这里把胡适写得生龙活虎，但又不是公式般装饰什么英雄超人。他笔下的胡适只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智能、有天才,也有错误和缺点的真实人物。”（周策纵）“《胡适杂忆》不只是篇回忆录，它畅谈历史、政治、哲学、文学、文字学，以及其他一切胡适生前关注的学问……且不论二人同寓纽约期间深厚的‘忘年之交’，即凭德刚自己的‘职业’、‘训练’和‘娱乐’，他实在是为胡适作评传最理想的人选。”（夏志清）
舒芜的《周作人概观》
在笔者有限的视野中，还读过一本由序文形成的专书。书的篇幅不算长，形成的过程却与前面的著述大抵一致，它就是现代学者舒芜的《周作人概观》。
因为笔者曾由该书与作者结缘，所以可以由此记起。大学毕业后不久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我偶然读到一篇长文《周作人概观》，作者舒芜。文章对周作人诸多方面进行讨论，征引广泛，观点分明，叙述畅达，条分缕析之间，对所论人物给出了求实的判断。当时读书少，对周作人其人其文，只有得自文学史的极有限认知。《周作人概观》说理之清晰，叙述之畅达，大大吸引了我：好文章。可惜，文章长，刊物分上、下部分刊出。我读到的，是下半部分。进阅览室找寻，却怎么也寻不出上期。
当时年纪轻，不甚解世事，急迫之间，看到文章后面作者地址，便写去一信，略谈感受及未见上篇的遗憾，希望能读到全文。非常幸运，不长时间，收到了作者舒芜先生寄来的作品——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印制的一部《周作人概观》。该书的“题记”中，作者这样说：“以前有人给别人的书写序言，写得太长，无法用作序言，只好独立成为一本书，那是名人名作，我何敢妄拟，可是我这本小册子产生的经过，却是差不多。”“原是为一本周作人散文选写序言，写成一看，字数超过正文的三分之一，实在不好意思印上去。如果在这篇的基础上删节，又会弄得非驴非马，大概写法根本不对路，需得从头另外写过。”“而这篇另自成为一个格局，已经简而又简，无可再简，正好让它作为一个小册子印出来。”
当时周作人的研究，似乎未曾展开，周作人本人又有一段难以忽视的过往。既要厘清基本事实，又须给予相当的公正评价，在当时，是十分不易的。舒芜这部由序言形成的“概观”，首先从人们已经很少了解的过往中，征引著名文艺理论家冯雪峰的话：“周作人是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鲁迅去世后，他的学识文章，没有人能相比。”抗战爆发后，周作人留在沦陷了的北平，文艺界及读者十分关心其安危，郭沫若在上海发文，引用古诗“如可赎兮，人百其身”，说是只要周作人脱险南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可是，“周作人的确在祖国呼吸存亡之际，背叛了祖国，背叛了受难的人民，这是无可原谅的，不能不受到惩罚的”。一个在文艺界有如此大影响的人物，却因背叛而为侵略者服务，这两方面，厘清着实不易。
基于此，舒芜全书，对周作人的文学成绩，进行了较为充分的介绍，这样人们才能理解冯雪峰及郭沫若等对周的高度评价；同时对周后来的变节，又从时代、个人环境、思想演变等方面，进行了细致而深刻的剖析。在求实的基础上，对这两方面问题，给予了客观的阐述。该书不但成为了舒芜后来系列研究的奠基，也成了新时期最早形成影响的周作人研究著述。
这几部由序言而成的著述，读来感觉皆佳。为何？——有言欲述，有感而发。不如此，不会激情滔滔，“下笔不能自休”。超逾常态的丰富内容及浓厚兴趣，正是好文章产生的基本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