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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英国当代文学巨擘马丁·艾米斯在其小说《伦敦原野》中，以反乌托邦的形式叙写了后自然世界中的人类、自然以及城市的时代弊病，既是一种生态预警式震慑，也是一种发人深省的启示。自然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拯救全人类的命运必须建构生命共同体。艾米斯的后自然书写展示了强烈的生命共同体意识，无疑对于当下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艾米斯；后自然；《伦敦原野》；生命共同体

0. 引言

20世纪后半叶以来，生态批评成为推动生态文明发展的重要理论范式。生态批评初期是以自然书写为重心，随后由平静的荒野逐渐走向景观城市，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进入21世纪以来，“从环境视角出发全面探索人类生活经验的各个方面” (Adamson et al. , 2009: 6-7)，成为生态批评理论在当下的最新发展，一定程度上孕育了后自然文学。如果说 “自然文学是以文学的形式，唤起人类与生态环境和谐共存的意识，激励人们去寻求一种高尚壮美的精神境界，同时敦促人们去采取一种既有利于身心健康、又造福后人的新型生活方式” (程虹，2011：23)，那么后自然文学主题则与之截然不同，它以 “毒物话语” (toxic discourse) 为特征，通过瘟疫肆虐、核泄漏频发、雾霾爆表等触目惊心的末世图景，预警繁华城市景观背后的深层危机——人类集体家园的荒芜和生存意义的丧失，旨在叩问现代性进程中共同体精神的缺失，呼吁人类摈弃人类中心主义，建构生命共同体，以期实现整个地球生命的共同福祉。英国当代文坛巨擘马丁·艾米斯 (Martin Amis, 1949— ) 的经典之作《伦敦原野》(London Fields, 1989) 全面而又深刻地展现出后自然世界带给人类的预警与启示，为透视作者的生命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绝佳样本。

关注生态是艾米斯文学创作的核心议题，无论是在他的纪实作品还是虚构作品中，都不经意间流露出对生态环境恶化的深切忧思，这正源于他对后自然世界的细微体察。小说《伦敦原野》较为集中地书写了愈演愈烈的生态环境危机。尽管这部作品并非原创，是对英国女作家缪里尔·斯帕克 (Muriel Spark, 1918—2006) 的短篇小说《司机的座驾》(The Driver’s Seat, 1970) 的改写，但它突破固有的写作模式，融入时代症候和担当精神，一经出版旋即进入新书畅销榜。国内外学界对这部小说的研究集中在后现代叙事艺术实践，仅将环境描写视为小说情节推进的背景，鲜有学者论及小说中的生态内涵。艾米斯别出机杼地在虚构的伦敦郊区谋杀案中，穿插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既打破了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界限，又达到大众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更为重要的是，艾米斯借助元小说结构和杂糅风格，将故事内外的恶劣自然环境交织在一起，叙事者和虚构人物都饱尝环境恶化影响的身心之痛。因此，毒物话语影响下的生存现状成为故事内外的双重焦点，构筑了小说名副其实的 “后自然” 特征，成为马丁·艾米斯 “病症叙写” 的时代力作。

1. 人与自然之殇:

毒物话语下生存意义的丧失

“后自然” 这一概念最初出现在美国著名生态理论家比尔·麦克基本 (Bill McKibben) 的 “绿色圣经”——《自然的终结》(The End of Nature, 2006) 中，意指我们习惯认同的原始性自然已不复存在，环境污染成为笼罩时代进程的阴霾，心灵与自然之间的交融消失殆尽，自然的疗伤功能也悄然逝去。后自然概念契合了生态文学批评家对现实的关注，美国学者辛西娅·黛特灵 (Cynthia Deitering) 将这一概念移植到文学界，并用 “后自然小说” 一词，丰富和拓展了生态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她认为，这类小说以毒物话语为主要特征，“准确地表达出污染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对地球的经验” (Deitering, 2000: 196)，是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理论诠释。事实上，毒物话语的研究源于蕾切尔·卡逊 (Rachel Carson) 的绿色经典之作《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 1962)，书中就毒物对生态环境的毁灭性破坏进行了开辟性研究，这一发轫之作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环境运动的日益高涨，毒物话语开始进入文学批评领域，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范式之一。

英国文学画卷中的伦敦书写，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其田园派风格，那一片美不胜收的景色曾引人心旌摇荡，那一方宁静盎然的人间天堂曾令人陶醉悠然，时至今日，它依然引导着英国民众对伦敦美景的无限想象。然而，在艾米斯的《伦敦原野》中，这样的田园理想销声匿迹，他借反乌托邦想象，描述的是一个与此田园境界截然相反的濒危世界——典型的 “后现代伦敦景象” (杨金才，2009：60)，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凄凉的末世情结。小说的背景设置在上个世纪末的伦敦，这幅末世图景涵盖生态恶化、核污染以及随之引发的人类文明的塌陷。小说的开端写道：“伦敦成为化脓的、充满瘟疫的、死寂一般的世界。” (Amis, 1989:2) 这一触目惊心的后自然世界，直接导致的是人类生存意义的丧失，小说中的人物成为 “异化” 的畸形人，正如评论家所言：“艾米斯笔下的伦敦毫无天堂的踪影，整个小说是一个充满暴力的扭曲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没有天真、友爱，更没有任何人类情感之体验。” (Gores, 2009: 179) 艾米斯明显继承了艾略特的荒原思想，他以犀利的笔锋，刻画出当时都市生活中的生态恶化、精神颓废、卑劣猥琐及道德沦丧。小说虽然描写伦敦，但映照的却是整个世界的未来，以浓缩的形式透视了全球现代化进程导致的丧失自然的现状，预示了人类 “田园理想的轰然塌陷” (Dominic, 2002: 203)。

整个小说的故事情节以一位初到伦敦的美国作家萨姆·杨的叙述为主，他荒诞离奇的叙述、令人匪夷所思的行为，表面上勾勒了一场伦敦郊区谋杀案，实则别具匠心地呈现出毒物笼罩下的后自然世界。核污染是毒物话语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这与当时的冷战核竞赛全球背景和核泄漏事件密不可分。为了获取研制核能的原材料，本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结晶的铀矿，被各国肆意开采用来发展核工业，他们不惜以毁坏山林、牺牲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为代价，造成自然终结、生态恶化。虽然 “在通常情况下，核危险看起来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对生命形式和生态系统构成的威胁，可是事实上，核危害却是生态危机的最核心的部分” (麦克基本，2002：63)。与此同时，在核试验过程中，核污染和次生污染带来的危害骇人听闻。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妮古拉在谈到比基尼 (bikini) 的词源时，以平静的口吻表达了对比基尼的憎恨，因为这一词汇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比基尼一词与马绍尔群岛的比基尼环礁有着潜在关联，1946年到1958年期间，美国政府在那里聚集了最有天赋却最残忍的专家，进行了60多次核试验，持续扩散的核辐射扼杀了这座无辜群岛上原本欣欣向荣的生命世界，无一幸免。20世纪80年代，全球范围内的核竞赛愈演愈烈，各国都在竭力制造、储藏核武器，核污染、核辐射和核泄漏事件多次被推到舆论中心，艾米斯在小说中对核污染的书写正是对当时核军备竞赛的强有力批判。

除却核污染导致的环境恶变，核武器的生产与研制过程更令人生畏，相比战争中的显性伤亡、流血，这一过程对参与其中的技术人员的隐性伤害却更残酷，它扼杀人类生命又毁灭一切希望。因为核辐射的有害物质堆积在人体组织内部，“甚至进入到生殖细胞里，以至于破坏或者改变了决定未来形态的遗传物质” (卡逊，1997：7)。小说中，隐性的核辐射伤害直接导致了萨姆·杨对生活的彻底绝望。他暂居伦敦从事文学创作，却才思枯竭，身患癌症20年之久，又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虽然艾米斯并未直接指出他患病的原因，但却耐人寻味地写出他的父亲、弟弟皆因放射性元素导致的癌症撒手人寰。他的父亲是一位高性能炸药和原子能工业放射性元素研究专家，从事放射性元素钚的提炼工作，钚元素是核工业的重要生产原料来源，是原子弹内核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剧毒，其持久的放射性污染，不仅损伤遗传因子，而且诱发各种恶性肿瘤，严重危害着人类的生命与健康。除却对身体的损伤，核阴霾对于人类的精神伤害也在小说中被刻画得淋漓尽致，潜在的核焦虑使得萨姆·杨的语言行为明显具有精神分裂症的特征，他视周围的每一个人为无情的杀手、邪恶的化身，他自闭、疯癫又耽于怪诞的幻象和错觉，逃离现实生活，成为身心俱受核毒害的典型牺牲品。

毒物话语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是工业污染。宇宙中各种不同形式的生命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通过错综复杂的有机生物链紧密联系在一起，维持着生态平衡。然而，史无前例的工业化进程制造了形形色色的垃圾，“它们超出了人类自身的处理能力，也超出了大自然的降解能力” (田松，2016：34)，变身为各式各样的毒素，参与到大自然间的物质循环之中，成为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小说中叙述者萨姆·杨语重心长地指出，“垃圾是伦敦的特色” (Amis, 1989: 34)。当消费时代来临，消费控制着我们整个生活，垃圾也充斥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恰如评论家劳伦斯·布伊尔 (Laurence Buell) 所言，“垃圾已成为消费时代的象征” (2015：61)，除却垃圾中的毒素轻易地进入土壤、水、空气和食物链中，无法分解的化学剂渗入土壤，土壤本身根本无法吸收和溶解，势必造成土壤酸化或被化学药品侵蚀而变成废土。清洁的水源也不例外，小说中妮古拉每天习惯性地打开水龙头，“至少必须把水放掉十分钟，它才尝起来没有酱油的味道” (Amis, 1989: 211)。空气污染更是小说中的每个人物由表及里感受到的痛楚。艾米斯不仅描绘了污染对人类的影响，他笔锋一转，将读者的注意力切换到一只颤巍巍、病恹恹的松鼠身上。无疑，自然中每个生命的遭遇都是对目前人类生存状况的预警。被污染的土地、水源、空气和病入膏肓的松鼠，正是未来被卷进瘟疫、海啸、洪灾中的人类世界的真实写照，它们在用生命预演着人类不久之后的未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艾米斯通过对后自然世界的摹写，清晰地展现出核污染、工业污染对人与自然的巨大危害，毒物话语下自然对人类的特殊意义已经不复存在，更为可怕的是，如若没有自然的支撑，人类就无法拥有精神上的支撑，所以，无论是文中因美国核试验影响而身患癌症，在伦敦寻求精神慰藉的作家，还是因环境恶化而深度焦虑的普通民众，他们代表的都是因环境问题而躁动不安的现代人对自然的渴望与追求，以撑起生存的意义、实现生命的价值。

2. 城市景观之思:

扩张的城市与消失的自然

一直以来，城市被界定为现代文明的产物，与自然世界形成对立。因此，在文学创作中，城市书写与自然书写壁垒分明。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城市与自然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潜在关联：一方面，城市文明不可避免地与自然形成竞争，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对自然的征服，成为征服自然的强势话语；另一方面，城市是物质世界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与自然之间并非一种绝对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 “亦此亦彼” 式的复杂关系。后自然小说颠覆了以自然为中心的书写模式，打破了城市与自然对立的二元范式，开始探索城市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确，与自然迥然不同，城市是消费之所，并非生产之源，当城市开始大规模扩张，购物中心平地而起，五彩斑斓的景观世界背后是急速消失的自然，不仅如此，城市恣意消费的结果更令人唏嘘，垃圾倾倒场呈几何级数增长，而与城市扩张和消费如影随形的是自然被掠夺、侵占、吞噬。曾令人叹为观止的壮丽自然如今面目全非，曾经唤起灵感、抚平创伤的秀丽山川，如今成为满目疮痍的破碎河山。自然界的改变速度与人类对咄咄逼近的环境压力的回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自然与城市对立实质上反映了现代大都市和工业化生活方式的危机。

城市与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首先体现在艾米斯精心设计的题目上。小说提纲挈领式的题目 “伦敦原野” 看似简单，却暗含着深刻蕴意。“伦敦” 与 “原野” 两者之间并无任何直接联系，“伦敦” 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国际都市，是人类文明史上的辉煌成果之一，“原野” 代表的是原始的自然世界，两者之间的强烈反差引发读者深度思考。象征文明的伦敦都市与象征自然的原野被生硬地并置在一起，构成一个极致的悖论，看似无意义，实质上直接暗示出小说中的重要主题，与作者在文本中反复强调伦敦已无原野前后呼应。城市与自然的关系这一线索明断暗续、浑然一体，隐含的是城市文明的发展势必抹去自然的地位，整部小说的悲怆基调油然而生，渗透着作者对失去自然的无奈慨叹与寻归自然的强烈渴望。艾米斯曾这样解释选择这个题目的原因，“它在字里行间流淌、喘息，甚至是试图展现自己” (Amis, 1989: viii)，由此可见，“伦敦原野” 并不是实际场所，而是一种象征意义，是作者潜心布置、细化、浓缩在文本中的主题。伦敦大学学院教授约翰·萨瑟兰 (John Sutherland) 也指出，这个题目暗示着 “工业化的伦敦毁掉了原野” (Amis, 1989: 4)。因此 “伦敦原野” 这个题目无论在哪个层面上，都潜在地传达出作者对伦敦现代化进程的深刻反思，体现出作者对原始自然的留恋，对伦敦现代都市文明的拷问。

其次，小说中虚实相交的手法进一步彰显了作者对城市与自然关系的探索。小说的文本世界虽然是作家的虚构，却是作家内心世界的外在表征。位于伦敦东部的哈克尼区是现实中的伦敦原野，当艾米斯着手创作《伦敦原野》这部小说时，这是他当时每天上班的必经之路。伦敦原野 “这个地方可以追溯到16世纪，那时候整个地区都是原始生态牧场” (Richard, 2012: 255)。伦敦当时正在经历 “绅士化” 进程，格式化的建筑取代了多样化的自然，伦敦原野被改造成一个公园，内有现代化的棒球场，附近则被混凝土构建筑、拥挤不堪的交通枢纽和酒店等城市景观代替。伦敦原野的今非昔比是伦敦绅士化进程的典型缩影，整个英国的绅士化进程绝不仅仅局限于伦敦原野这一区域，艾米斯借萨姆·杨表达出颇具启示性的洞见，将伦敦比喻为 “下水道” “酒馆” 和 “一片死寂的沉睡之城”，形象地刻画出后自然笼罩下伦敦失去生机活力、欠缺景致的真实状况，丧失自然的城市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不再是人类栖居的理想之所，这也正是萨姆·杨对旧时伦敦原野无限眷恋的重要原因。

伦敦的整体环境每况愈下，当萨姆·杨漫步在伦敦的街道上，映入眼帘的要么是拆迁又重建的道路，要么是停满车的公共街道，废弃的电话亭被充当为临时小便池或者非法交易场所。人类牺牲大片原野换取的是充满毒物的现代化设施：充满乙烯基的机场、高速公路、胶囊酒店以及大型商场等。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而繁华城市背后是自然的缺失。城市发展过程中使用的混凝土、钢铁、路面的硬化等建筑原材料，城市运转过程中使用的各种能源，无一不是源于对大自然的掠夺。颇具反讽的是我们失去自然的同时获得的并非舒适与惬意，相反，生活环境却愈发恶劣，水泥浇筑的高楼大厦遍布于城市，后自然世界不可避免地改变着我们对真实自然世界的感知，回归自然成为人类遥不可及的彼岸。

城市在后自然环境下的悲惨遭遇，折射的是艾米斯对于城市与自然互动关系的深度思考。城市扩张的背后是自然世界的骤然减少、生态环境的急速恶化，而生态灾难的始作俑者，是人类对现代化进程中环境危害的集体无意识。当人们借发展之由加快都市化进程、忘乎所以地狂欢于五彩斑斓的城市，理所当然地消费城市，人们淡忘了城市是建立在对自然的毁灭之上，城市运转与消费源于对自然的无限掠夺。城市与自然的割裂葬送的是城市文明，倘若人类为了发展城市而不尊重自然甚至毁灭自然，那么人类势必失去自然对城市源源不断的供给。如果不解决生态环境议题就指望解决城市发展问题，这绝对是不切实际的幻象。对城市与自然之间互动关系的关注，能够增进人们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作者也在后自然文学中融入了救赎自然和城市发展的理想路径。

3. 救赎之道:

构建生命共同体

毋庸置疑，《伦敦原野》为整个人类世界奏响了一曲生态悲歌：酸雨、雾霾、洁净水源消失、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等环境恶化，而这一切改变的不只是自然，人类、动物和其他生命都逃脱不掉注定的悲剧。后自然世界下的现实是一种预警：人类目前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最终葬送的是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整个自然界。然而，后自然世界现实对于人类又是一种深刻的启示：人类与自然界是互相依存、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 “人类不是独立于自然和不同于自然的，自然不是没有内在价值的” (Theresa, 2013: 47)。生命共同体的建构需要人类对自然的情感倾注，人类必须将自然视为具有主体性的存在，善待和爱惜生命，才会敬畏自然，因为自然正像人类一样也有生命，整个地球上的存在物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生命共同体。在这个互相依存的共同体内，任何一种生命存在的变化都会影响其他生命存在，生命共同体之间息息相关的联系构成了人类世代繁衍和赖以生存的根基。

艾米斯对共同体的情感首先投射在星球层面，“地球的行为就像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 (斯普瑞特奈克，2001：47)，她有生命，也会积劳成疾，只因人类对她愈发麻木的情感。小说中萨姆·杨在生命垂危之时，道出了他长久以来的思考，“爱之死导致整个星球不可思议地突然衰老。如果将整个星球的寿命想象成一只伸展的手臂：只需对着中指轻轻一剪就抹掉了人类的历史。人类存在的时间的确很短。然而我们却让地球满鬓白发。看似她拥有永久的青春，其实不然，她瞬间衰老，如瘾君子，像无蜡的蜡烛。上帝啊，你最近见过她吗？过去我们从未意识到地球母亲也有生命，正在老去，也会消亡。过去我们忽略它活生生的历史，但是现在我们互相依存、休戚相关” (Amis, 1989: 215)。这是作者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强烈谴责，在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指导下， 人类将伦理原则、博爱精神仅局限于人类世界，排斥了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人类的价值和经验认知成为世界发展的圭臬，忽略了地球上其他生命的存在，导致了她必然的反生态内涵。由此，人们慢慢涤除了对自然的 “敬畏”，自然成为他者，以至于近代以来，“自然不再是一个有机体，而是一架机器：一架按其字面本来意义上的机器，一个被在它之外的理智设计好放在一起，并被驱动着朝一个明确目标去的物体各部分的排列” (柯林伍德，2006：6)。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自然、宇宙和星球都是生命，毫无节制地对自然开发必定覆水难收，因为 “物质不变，能量守恒，资本的增值，归根结底要整体地球的生态为之付出代价” (田松，2016：211)。彰显人类的自我价值不是征服、蹂躏自然，而在于对地球的责任与守护。

为了进一步阐明生命共同体构想，艾米斯通过小说叙述者的回忆，将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一个 “复魅” 的自然，清晰地展现出来。“我闭上眼睛或者睁开眼睛，我都能看到那片公园和那斜坡上的铁路。那里的植物是湿润的、无害的，那里的天空明净湛蓝，那种场景真像是一本儿童读物中描述的天然美景。邮递员帕特叔叔驾着他的邮车：邮递员和他那黑白相间的小花猫。这一切都在历史之外，牧师、未婚女子、公园、花园……, 还有远方那起伏的峰峦叠嶂” (Amis, 1989: 350)。显然，这样的美丽图景延续了自然文学的主旨，将读者带入原始自然的画面，它并未与世隔绝，而是情景与心灵交融，是作者想象中的生命共同体的语言表征，它以田野为参照物，寥寥数笔揭示出整个生态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在这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图景中，人类、动植物、山川、河流等都融为一体，共同栖居于生态圈这个大家庭中，大自然向人类馈赠所有，人间的友爱洒向自然万物，人类融入远远超越自身的博大自然世界，人与自然界这种无处不在的互动正是生命共同体存在的前提。这是对 “复魅” 自然的阐释，是地球上生命之间相互作用、共生共荣的外在表征，它们构筑成一个欣欣向荣的地球生命共同体。这幅图景使作者的生态整体观、生命共同体精神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诠释。

不言而喻，在《伦敦原野》中，艾米斯通过 “后自然” 世界与 “复魅” 的自然的鲜明对比，与小说的题目遥相呼应，彰显出作者写作背后的原因与意图。这一幅虚构的后自然世界，是对人类丧失生态家园的绝境的写照，是人与周围自然界破坏性断裂引发的必然苦果。艾米斯通过痛切心扉的后自然世界，激发人类对现代文明进程的深刻反思。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真正原因，不在于生态系统本身，而在于人类狭隘的伦理观深陷歧途。长期禁锢西方哲学界的二元对立思想规定了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关系，近代机械论世界观又视自然为毫无生命的物质世界，同时，恰遇西方工业革命的浪潮，这一切都顺理成章地促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猖獗，并且人类在这一误区中愈陷愈深。要还原一个 “复魅” 的自然，首先必须坚决抵制人类中心主义， 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整体观。生态整体观的具体体现则是生态的主体间性思想，也是建构地球生命共同体精神之所在。因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命运彼此息息相关，如果人类只将生存问题缩小在自身层面，与土地、水、空气和植物等自然环境无关，人类社会将不可能持续发展。只有恢复人与自然丰富多样的真实联系，建立一种人与其他生命之间平等互爱的道德伦理观，才能实现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共存共荣。

4. 结语

虽然相对小说中的情感伦理、家庭伦理等显性主题，小说中的环境描写隐含的生态伦理确实属于隐性主题，但这也正是作者对人类环境无意识的一种鞭挞。潜隐的环境污染书写恰如毒物对人类自身和生存环境隐蔽的、但却绝对足以致命的危害，最易在人类享受物质文明带来的极大诱惑时，由于集体无意识而被忽视和忘却。《伦敦原野》是一部生态预警之作，它表面上书写后自然世界，深层意义上审视的是文明与自然的悖论，探寻我们与自然相处的理想方式，“我们不得不寻找一个新的、理解我们的自然的方式，理解与我们所存在的这个自然界和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 (Spretnak, 1991: 2)。艾米斯在后自然世界中，窥见的不只是毒性、废物、水污染、恶劣的空气、雾霾、物种濒临灭绝以及人类精神世界的塌陷，他同时呈现给读者的是，自然界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非 “我与它” 式的关系，相反是 “我和你” 式平等的关系，拯救自然必须抵制人类中心主义，以一种生命共同体精神来实现地球生命圈的共生同荣，从而开启自然由 “祛魅” 向 “复魅” 转变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