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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崇轩:《文学评论》对我的学术“鞭策”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 段崇轩  2023年03月20日07:40

大学毕业已然四十余年,不管是在高校当教师,还是在杂志社做编辑,抑或在文学院搞写作,我始终坚守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这块“土地”上,自知建树菲薄,但有一点还是可以自慰的,就是在风云变幻、世俗如潮的时间长河中,守住了学术的良知、评论的底线,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而这种坚守,与《文学评论》对我有形、无形的影响,连续不断的“鞭策”,有直接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山西大学中文系读书。那时的学生年龄大、经历广,与老师之间既是师生关系,又像父子、兄弟。学生到老师家里请教、聊天、借书是家常便饭,可谓其乐融融。我们开设有“文学概论”课、写作课。讲授写作课的是李西成老师,他曾在1949年前创办的《益世报》《文汇报》做过编辑、记者,有丰富的写作经验,性格随和而健谈。我是写作课课代表,与李老师的交往比较多。

有一次,我在李老师的书柜里,看到“占据”多半层、排列整齐的一溜刊物。他打开书柜让我自己翻阅,我抽出几本,正是《文学评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份期刊,封面简洁、纯正,内容丰富、厚重。李老师在一旁说,这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文学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期刊,1957年创刊时叫《文学研究》,1959年改名《文学评论》,1966年停刊。这是全国文学研究的权威期刊,涵盖文学理论、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各个领域。发表文章的大多是著名学者,在上面发表文章很难。我一边翻阅刊物,一边听李老师介绍。他看我入迷的样子,说:“你要喜欢,拿几本去看吧,看完再来换取。”

于是,我每次借二三本,看完即还,再续借。就这样,我用几个月时间,浏览了李老师书柜里珍藏的大约十年的《文学研究》《文学评论》。当时,我们虽然开设“文学概论”课,但内容简单、有局限,对于理解《文学评论》这样专业、高深的刊物,确实有点力不从心。但我凭着一种热情、钻研的精神,还是“蚂蚁啃骨头”般选读了其中的百十篇文章。

“现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两个栏目的文章,是我格外感兴趣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文章,譬如卜林扉(林非)《鲁迅小说的人物创作——学习鲁迅短篇小说札记》、潘旭澜《谈李准的小说》、何其芳等《笔谈〈林海雪原〉、〈苦菜花〉、〈红日〉》、张立云《英雄的时代,时代的英雄——〈欧阳海之歌〉的创作成就》等;文学理论文章,譬如蔡仪《再论现实主义问题》、以群《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唐弢《关于题材》、韦呐《略述关于典型人物的几个问题》、郭预衡《〈文心雕龙〉评论作家的几个特点》等,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评论,伴随着时代、文学发展一路前行,虽走过一些弯路,但在思想内容上努力发掘、提出重大的文学问题,在学术追求上坚持求真、务实、严谨的精神,是值得充分肯定和敬重的。我自知幼稚、浅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在《文学评论》上发表文章成为我遥远而美丽的梦想。

1978年,《文学评论》复刊,我从山西大学的小书亭喜悦地买到了第1期,定价0.37元,从此期期不落,还有很多同学也是每期必买。80年代之后,水涨船高,定价节节攀升,但我一直把它当作订阅杂志的首选。

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社会风云激荡、文学艰难转型的时期。1986年秋天,我参加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评论高级进修班”的学习。文学所的领导、学者以及《文学评论》的编辑,大多是进修班的授课老师,此外还聘请了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美学等方面的专家讲课。全国活跃的文学态势,专家学者开放的思想观念,激荡着青年学员的心灵。此时,我已认定了自己的文学评论志向,在《山西大学学报》《名作欣赏》《批评家》《小说导报》《当代文坛》等报刊发表过二十多篇评论文章,内容集中在当代作家作品评论和文学理论批评研究上。

1987年1月8日,我专程拜访了《文学评论》当代文学编辑室的彭韵倩老师。早在1982年,我和山西大学中文系的高捷老师等合著了《赵树理传》,彭老师阅读了黄修己的《赵树理评传》,写了《读〈赵树理评传〉》,发表在《文学评论》上,其中论及我们的传记,并给予好评。彭老师是南方人,和蔼、干练,因了有此前的文字之交,见面就感觉亲切、放松。她询问了我读书、写作的情况,以及进修学员的动态。我向她谈了自己对文学的一些想法、认知,特别谈到我想写一篇评王安忆“三恋”(即《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的文章。她鼓励我把评“三恋”的文章写出来,说这是一篇难度较大的评论。

告别彭老师后,我沉浸在兴奋中。彭老师的真诚、和蔼,显示出学术的境界和风采。回到山西,我认真写出了评王安忆“三恋”的文章《生命的河流》,寄给彭老师。但不久收到回信,说“三恋”在文坛上有争议,批评声音较多,我的文章还不够成熟。我深深感受到《文学评论》的持重、严谨,自己在学术上的稚嫩、浅薄,还达不到它的高度。随后,我把文章转寄给天津的《文学自由谈》发表。

1990年秋天,我用心写出《“屏蔽”后的重建——池莉中篇小说解析》,惴惴地寄给彭韵倩老师,没过多久收到她的回信,说稿子已审阅,明年可发出,并指出了文章的优点和不足。文章在《文学评论》1991年第2期发表,放在“作家作品评论小辑”首篇。这是我在权威评论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实现了大学时期的文学“梦想”。这篇文章用学术的标准衡量,自然还有距离,但它蕴含了一种新意和锐气,可谓我青年时期的代表作。也许彭老师正是从扶植青年的意义上推出了它。丁帆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文学评论》还有一个值得许多学术刊物敬重和学习的优良传统,就是他们为了培养青年批评家队伍,肯花大力气。”(《为我引路的良师益友——我与〈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2020年第2期)我在彭老师身上感受到了她对后学的关爱、引导和扶助。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二十多年间里,我经历了《文学评论》的三位编辑:彭韵倩老师、杨世伟老师、董之林老师。在他们的帮助、提携下,我在《文学评论》发表了六篇文章,倘若加上在《文学评论丛刊》(《文学评论》编辑部与南京大学中文系合办)发表的三篇文章,有九篇之多。我给《文学评论》投稿很郑重,并不多,但大多数都被采用了。作者与刊物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作者与编辑的关系。我同这三位编辑老师并无什么来往,有的甚至未曾谋面,只是一种文字关系,是志同道合的君子之交,但他们却给予我那么多鞭策、提携。他们代表的是学术刊物的一种境界与职责。

1996年夏天,山西作协召开全省文学理论与批评会议,邀请了杨世伟老师。杨老师既当编辑也从事当代文学研究,是一个真诚、朴实、严谨的人,他在会上讲了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我们就这样相识了。当年秋天,我写了一篇评乡村小说作家刘玉堂的文章《民间的魅力与生命》寄给杨老师。不到两个月,杨老师就回复长信,说:“刘玉堂是我们早已注意到的作家,在写农村的作家中是比较有特色、有成就的……您的来稿正合时宜。您文章的视角——民间文化,是好的;论述也准确,准备刊用。”接着,又详细谈了几处“需要改进和提高”的地方,如对鲁迅“启蒙批判”思想的阐释需要更简练、准确一些,对民间文化的论述要跟作家作品的分析贴合得更紧密一点,并嘱咐要在当年10月底前修改好寄回。这些意见既中肯又专业。文章在1997年第1期发表。这是一次顺利而愉快的投稿经历,杨老师对我的文章倾注了心血。1997年底,我完成了关于90年代乡村小说创作的课题,全文16000字,又寄给杨世伟老师,他很快回复说:稿子将尽快发表。他又作了一些删改,这就是《文学评论》1998年第3期发表的《90年代乡村小说综论》。文章被《新华文摘》等多种书刊转载,在学术界有一定反响,也开启了我“中国当代乡村小说研究”的方向。

董之林是我经历的第三位编辑老师。她有文学博士学位,在《文学评论》当编辑,也做当代小说研究,是我的同龄人。我曾读过她的多篇文章,在思想观念上颇有共鸣。2005年10月,有感于90年代之后短篇小说的种种变化,我写了长文《消沉中的坚守与新变——1989年以来的短篇小说》,有18000字,寄给董老师。她给作者写信,但更愿意与作者直接通话。她在电话中谈了对文章的感受、意见,说文章基本成熟、不用大改,作些删节、打磨即可。她还谈到对山西文学以及几位批评家的印象,快人快语、委婉而准确。她的声音清澈、知性,我们像朋友一样聊得开心。过了不久,她把代表作《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寄赠,我通读全书,收获匪浅,成为我研究当代文学的重要参考书。

从这篇90年代短篇小说综论开始,我的短篇小说研究逐渐扩展,向前一年一年跟踪、撰写年度述评,向后一段一段延伸,直至2015年终于完成一部六十余万字的《中国当代短篇小说演变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荐,进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并由该社出版,获得多项奖项。我深知,没有董老师的引导、鼓励,这个课题是不可能形成并完成的。之后,经由董老师之手,还发表了《高晓声小说论》《马烽、赵树理比较论》两篇文章。

大约在2009年,我给董老师寄上一篇《林斤澜创作综论》,第二年她给我打电话说:“你的稿子早已编好,等着有机会安排。但现在积稿太多了,你的稿子迟迟不能发出,实在不好意思。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与南京大学中文系合办《文学评论丛刊》,我推荐到那儿可以吗?”她说得诚恳,我连忙答:“可以可以。”她又说:“我明年要退休了,咱们保持联系……”我突然一愣,董老师与我同龄,她明年退休,我也要退休了。至今还未见董老师一面。脑子里像飘过一只风筝。

我曾在山西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不久辗转调到山西作协当编辑、搞写作。我力图走一条感性与理性交融的学术路子。在作协,作家的写作没有硬性的任务与考核,全靠自觉自励,这跟高校那种严格的科研考核规则下,老师们想方设法发论文迥然不同。我始终觉得自己游离在学术“边缘”,但在这种自由、宽松的环境和氛围中,我之所以能有一点学术建树,矢志笃行,是《文学评论》和编辑老师们给了我目标、定力和力量。

2020年,我写成一篇《论李健吾的小说创作》,想投给《文学评论》,现在变成网上投稿了,需要在电脑上进行一系列操作,就像面对一部庞大而冷漠的机器,用了两三天时间终于操作成功,但等了三个多月时间,等来一句审稿意见:“大作已审阅,不拟采用。”心里突然觉得很失落。好在当下文学评论期刊甚多,我的写作没有功利之虑,学术的天地依然广阔。

(作者单位:山西省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