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叶辛，著名作家，1949年10月出生于上海，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第六届、七届全国人大代表。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经典，《巨澜》三部曲入选“百年百部红旗谱”。其他作品有长篇小说《家教》《孽债》《华都》《圆圆魂》《上海·恋》等，散文集《叶辛的贵州》《云山万里满眼春》等。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和共和国同龄的叶辛今年74岁了。《孽债》《蹉跎岁月》等曾被改编为电视剧的作品红极一时，让他的名字被几代读者熟悉。

上月底，叶辛的最新作品《晚秋情事》出版，用他的话来说，“写了一个颇有意味的中年人的爱情故事”。

叶辛的敏锐源自生活。这也是他写作的特点。

写探进人心的爱情故事

解放周末：从最新出版的《晚秋情事》说起，在您的创作版图中，您如何定位这部作品？

叶辛：2019年春天起，我为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在5年时间里完成《魂殇》《婚殇》《恋殇》三部长篇小说。这是一个关注当代中青年婚恋的系列，当时，我准备、掌握的素材都带着一点惆怅、茫然，因此取名为“殇”字系列。第一部《魂殇》2020年出版，《婚殇》去年夏天面世，最后一部《恋殇》今年春节前刚刚完成。《晚秋情事》是斜刺里插入的一部。

我周围差不多年龄的老知青很多，大家聚在一起常跟我讲当年的故事、现在的生活。由此，我就听说了《晚秋情事》原型——我在小说中取名为“齐大盟”和“李月”的故事。当时，《恋殇》写了2/3，疫情反复，忽高忽低，人的心情也随之上上下下。我写《晚秋情事》这个故事，着眼点就是希望读者读了这部小说能感受到，人间还是有一份真挚的感情在。

《晚秋情事》可以视作“殇”字系列的补充。我花了心思，也确实有创作的冲动。不然，不会停下手头正在写的长篇。对作家来说，总是首先要被自己所写的题材触动，才会有创作的火苗。

解放周末：您的很多创作素材都是从生活里来的，这些原型都是自己“跑”到您面前的吗？

叶辛：当时，告诉我“齐大盟”和“李月”故事的朋友的三句话让我下了决心。第一句话是“中年人的爱情”，第二句话是“这年头值得赞颂和议论的爱情也是有的”，第三句是“你看看，这素材若能成为小说题材，他俩会很高兴的。他们知道我认识你，讲起过”。

几十年里，我始终和这一代人保持着接触和联系。这或许可以算我的一种优势。我自己插队落户10年零7个月，比起很多其他写作者来说，浸泡在这段生活里的时间相对更长，可以说十分了解上山下乡这代人的生活。可能因为我的身份是个小说家，知青们对我都是一见如故，并且坦率、坦然地讲述自己人生中的一段段经历。我们有共同的履历，跟着国家的步伐，从前天、昨天走到今天，改革开放以后，从中年步入老年，这些情况我都熟悉。

具体到《晚秋情事》里的这对人物，听到他们的故事，我的直觉就是“有意思”。当然，《晚秋情事》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青文学。我只是想努力呈现一个动人的故事，一个能够探进人心的中年人的爱情故事。

小说要考虑的是亲近读者

解放周末：在读者的印象中，您成名早，佳作多。其实，处女作发表前，您也经历过多次退稿。为什么能够执着地写下去？当初有没有怀疑过自己不适合走写作这条路？

叶辛：在农村插队，白天劳动非常累，除了上铁路工地和后来教过一阵子书，只要是队里出工的日子，我都出工干活，写作的时间是挤出来的。下雨天不出工，其他知青聚在一起打牌、聊天，消磨时间，我就找个安静的地方写。晚上，用床铺当桌子，坐在小板凳上，在自制的小油灯下写。

条件很艰苦，写出来的小说被退稿了，的确难受。读着收到的退稿信上的一条条意见，你问我有没有怀疑过自己，我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下次我要写得更好一点。

为什么一年又一年地写下来？写作是我自己寻找的生活方式，插队落户那么苦的日子，靠写作走过来了，现在又有什么理由不写？其实，我写“殇”字系列也有自己的一点想法。因为我感到，我们的文学创作和读者的要求仍然是有差距的，有的作品对主旋律的读解太过简单，而小说的一个要求是要让读者觉得好看，因此，我选择了这样一个角度切入。

解放周末：您一直强调文学作品要“好看”。记得2017年思南读书会举办过您的小说《古今海龙屯》分享会，当时的主题叫“经典作家的新旅程”。评论家毛时安评价：“关注现实、善于讲故事、节奏明快、对爱的追求和理解始终是叶辛小说最动人的四个特点。”《古今海龙屯》也是您熟悉的知青题材，但融入了历史、悬疑的元素，以强烈的传奇性抓住读者的阅读欲望。您是如何形成这种写作风格和特点的？

叶辛：在我看来，举凡出色的作家，在创作时都会考虑“好看”，要有为读者考虑的视角。我最近在读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瘟疫之夜》，写的是一百多年前一场骇人听闻的瘟疫。我曾经沿着多瑙河游览，在欧洲很多国家首都的繁华闹市，耸立着纪念中世纪瘟疫受难者的纪念碑。帕慕克的作品就是一座文学的纪念碑，提醒、警示着今天的人类。无论是故事还是叙事，帕慕克作品里都有强烈的悬疑色彩，如果他写得不够“好看”，如何吸引读者走进他的作品，进而接受作品中蕴含的深沉思考？

巴尔扎克写小说有一条准则：要使人爱看，就要提醒自己时时刻刻想到读者。托尔斯泰写《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在面对手头的素材时，始终在考虑如何写得让读者喜欢读，翻开书就要一口气读下去。写小说不是写论文——我当过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真的写过几篇论文——写论文考虑的是找到论据、写清道理，而小说要考虑的是亲近读者。

为了让读者喜欢读，作家们不断磨炼自己的技巧，精心处理情节。大仲马善于铺展故事、设置悬念；易卜生善于“解开以往生活的谜”；马克·吐温习惯让自己的主人公变换身份；屠格涅夫的小说情节总是环环紧扣，从不拖泥带水。我爱读他们的书，学习写作时，也喜欢借鉴他们的共同手法，那就是在一本书里，设置不多的几个人物，选择一个贯穿全书的情节，充分地写好它。

时至今日，我们还在读李白、杜甫的诗歌，读宋词、读明清小说。今人也会写过去的历史，但我总觉得，对历史的表现很难超越真正生活在当时的作家。作家最主要的任务是要完成对你所存在、生活的这个时代的反映。这可能是每一代作家的使命——如何超越生活的苦恼，留下永恒的作品。

要使你的作品受到读者喜爱、评论家认可，进而有可能步入经典的序列，考验着写作者的眼光和眼力。托尔斯泰说过，写作的过程是选择的过程，这种选择不单是选择什么样的素材，还要选择表现素材的方式。

作家的本分就是勤奋写作

解放周末：有一个统计说，迄今为止，您已经出版了169部各种题材的作品。

叶辛：这其实是一个误解。这个数字是把所有印过不同封面的我写的书放在一起计算，实际上没那么多。像《蹉跎岁月》印过23个不同版本，《孽债》有17个版本，光这两本书加起来就占了40本。仅论作品数量的话，应该是六七十部。

解放周末：这仍然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

叶辛：我在贵州工作时，有人议论：“当专业作家，挺轻松啊！”好像作家在游戏的时间更多。我从来不是这样。在我看来，一个作家的劳动与插队落户当农民是一回事，只是形式有所不同。农民种地，不会因为前一年大丰收，家里储粮很丰沛，第二年春天就不耕作了。作家也是如此，一个真正的作家唯有用勤奋的劳动来证明自己。还是要说到我很喜欢的作家帕慕克，即便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的长篇新作也不断，从来没有停止过创作。

作家的本分就是勤奋写作。我对文学的感情唯有用笔墨写出一本本书来作为交代。

解放周末：除了广为人知的那几部，您自己比较看重的作品还有哪些？

叶辛：两年前，建党100周年前夕，我为《解放日报》写过一篇文章，谈到我的《巨澜》三部曲——《基石》《拔河》《新澜》。在我内心，的确把这三部作品视作自己很重要的创作。

就像当时我在那篇文章里写到的，在贵州，我亲身经历了中国知青大返城和乡村酝酿变革生产方式这两件大事。在长居偏远村寨的10年多岁月里，我记忆的仓库里刻骨铭心地留下了温饱不得满足的农民们过着贫苦生活的画面：

天天和穿着破旧褴褛的衣裳、一日三餐吃着粗粝食物的农民一起劳动打堆，和他们计算着低得令人难以相信的劳动日工值。习惯了倾听两种粮食的价格：苞谷在粮店里是9分6厘钱一斤，但在乡场上公开的价格是3角钱一斤；米价在粮店是1角4分一斤，在乡场上是5角一斤。山乡里的农民，逢到赶场天，经常会来找男女知青，用3只鸡蛋换1斤粮票的方式，调换知青手里的粮票，以便赶场时可以进饮食店买米饭和馒头。

这些生活场景，在我10年零7个月的知青生涯里，几乎成了常态。1980年10月，当我又一次走进山乡，惊讶、喜悦地看到，在同一条场街上，一斤苞谷只卖一角二三分了。米价也下来了，多年不见的猪肉吊在那里随便买。农民屋头顿顿吃起了白米饭，再不用往里掺洋芋、豆豆和番薯了。这一切喜人的变化，全都是乡村里的变革带来的。亲身感受到这场巨变给乡间带来的崭新气象，我下决心要写一本新的书。

山乡里的农民跟我说：你要真写出来，我们会记得你！人代会上的农民代表对我说：写啊！住到我们村寨上来写，山乡里清静。用了前后5年时间，我完成了《基石》《拔河》《新澜》三部曲。除了重庆的《红岩》杂志及时刊登出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在两年时间里推出了这套书。2021年，《巨澜》入选了庆祝建党100周年的“百年百部红旗谱”大型系列丛书。

当然，这三本书在城市读者群中的影响没那么大。前些年脱贫攻坚战，我曾经问过不少人：你知道一个人收入多少可以“脱贫”吗？大城市里的人们支支吾吾，几乎都答不上来。而我之所以这么关注农村、农业题材，还是与我插队落户这10年对农民的感觉、感受、感情有关系。

用两副目光观照生活

解放周末：您说过，自己是“用两副目光观照生活”，即“用城里人的眼光看农村”“用农民的眼光看都市”。

叶辛：或许是命运使然，我插队落户就是去了贵州——一个全国相对发展滞后的省份，而上海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大城市。刚到贵州的时候，我是带着上海小青年新奇的目光看乡里的一切。久而久之，我开始理解农民，融入他们的生活。当“山里人”的目光和都市人的目光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有故事可写。

我写过一篇散文《放牛的日子》。那是1973年，我插队落户的第五个年头。那一年的春种秋收农忙假中，我在放牛。

在蛮荒偏僻、山清水秀的贵州山乡里放牛，对我来说不是一件新鲜事。头几年我就时常跟着牛群上坡。1973年我已调入耕读小学教书，不需要一年到头上坡放牛，只在春耕秋收放农忙假的日子，才能重操旧业。

我喜欢放牛。和牛熟悉了以后，放牛其实是一件颇为轻松的差事。一整个生产队的牛群上了坡，牛悠闲地吃草，我就可以静静地坐在山坡的岩石上，或者躺在松软的草地上，在蓝天白云和远处山岭的陪伴下，不是在读书，就是在思考。

那段时间，我想清楚了很多问题：人和人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这样的思考让我能豁达而平和地对待人生，对待世间的矛盾和纷争，这样的思考也使得我后来坚持不懈地拿起笔来写下最初的一些小说。

从贵州回来，我看到了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上海，一对比就对比出两副目光。直到现在，我仍然年年夏天到贵州。上上下下接触多了，对生活的感受自然也多了，看到事情，思考的角度跟别人多少有些不一样。我在任何会场上从来不讲大道理，实际上，中国的情况好不好，到贵州的农村跑一趟就知道了。

解放周末：您的眼光很敏锐，甚至有一种新闻记者的敏感性。比如2014年出版的小说《问世间情》，聚焦的是城市外来务工者中的“临时夫妻”现象，从中展现城与乡的关系。这个城市中的边缘群体，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叶辛：作家不光是为写故事而写故事，每部作品里都隐藏着自己的观点。

除了《问世间情》，我还写过《悠悠落月坪》，是描绘打工潮撞击之下山乡青年男女躁动的感情生活的；而《缠溪之恋》则是观照留守妇女困境的。这些作品写的都是一个群体在命运变动中的情感生活，以及他们寻找更美好生活过程中的故事。在温饱有了初步保障之后，被称为“农民工”的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人生之路如何稳当地走下去，这些情形确实是文学应该触及和反映的。

解放周末：“情”一直是您作品的主题之一。

叶辛：实际上，每一个当代人都会面临“灵魂安放何处”的困惑，而“情之所归”正是“灵魂安放”的重要所在。最近的“殇”字系列，其实也是关注这个世界性的共同话题。相比我们这代人的青年时代，现在的年轻人少了很多我们当时的苦恼，他们把恋爱、婚姻看得更淡，而我们那时候是把感情看得特别隆重的。懒婚、低欲望，我和日本乃至巴基斯坦的作家同行都交流探讨过。当婚恋问题发展成社会现实问题，文学作品就要关注这样的现实问题，肩负起作家的使命。

写不下去的时候是经常有的

解放周末：这么多年来，您遇到过写作上的危机吗？

叶辛：写不下去的时候是经常有的。《恋殇》之所以写到二三十万字时停了下来，一方面是《晚秋情事》的原型故事吸引了我，夜深人静时忍不住会想；另一方面是写了这么多年，我知道结尾要再“上去”，这部作品才完满。哪怕写一篇小文章，都是要反复思考的。

解放周末：还有什么您特别想写但还没有写的题材吗？

叶辛：主要是年龄不对了，很恼火。我现在不能久坐，不能久视，写作起来不像年轻时那么畅快。

我是用钢笔写的，换过一阵电脑，不习惯，还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在纸上。现在，我给自己的要求很低，疫情前每天写3000字，今年开始每天完成2000字。但只要坚持，100天也有20万字。只要我的身体允许，我还会不停地构思，继续写下去。

解放周末：作为创作之途上的“长跑者”，您对青年写作者有什么建议？

叶辛：我看过不少当代青年作家的书，确实也写得很好，如果说有不如我们这代人的地方，可能就是老生常谈的“缺少生活”。我和青年作家座谈时常常说，除了专心致志谈文学，还要时不时向窗外望一眼，这是实际的生活。

还有一点就是要多读书，而且要读进去。所谓“博览群书”，不是打开翻一翻，一本好书的营养只有真正读进去才能吸收到。

解放周末：如今，技术发展得很快，不仅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甚至会改变创作的方式，比如ChatGPT。您对写作者的未来有没有信心？

叶辛：每个作家有自己的语言方式，人工智能只能跟随你、模仿你。或许可以这样说：人工智能确实会淘汰很多写作者、很多作品，留下来的才是真正的好作品，让人们读着读着就能读进去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