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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5月7日，郭沫若与吴鹿苹等留日同学为抗议日本对华“二十一条”归国到上海。这是郭沫若第一次到上海，爱国主义的思想底色贯穿于郭沫若和上海这座城关系的始终。郭沫若断断续续总共在上海住过5年光景，可是他一生许多重要的阶段都和上海密切相关，前者是“郭沫若在上海”，后者应是“郭沫若与上海”。郭沫若与泰东图书局关系的研究属于前者，郭沫若与《学灯》关系的研究属于后者。陶晶孙的《牛骨集》、郑伯奇的《沙上足迹》、冯锡刚的《“洋场十里更汪洋”——郭沫若咏上海》等，给人们勾勒出了郭沫若在上海的概貌。若想按图索骥，就要读上海图书馆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主编的《郭沫若在上海》。对郭沫若在上海的叙述最详细分析最深刻的是郭沫若自己，代表就是《创造十年》与《创造十年续篇》，《行路难》等对都市生活、新旧文学及“新人”关系的剖析也非常精彩。

1919年9月11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刊发了郭沫若的新诗，上海迎来了中国第一位歌颂工业文明的“都会诗人”。漆咏德在《聚焦：对现代上海都市小说的宏观审视》中指出中国现代都市文学在五四时期就出现了，最初的代表作品便是郭沫若的《笔立山头展望》《上海印象》等。孙玉石在《论郭沫若的城市意识与城市诗》中将郭沫若主要写于日本的《女神》及稍后的其他一些诗歌视为“中国现代城市诗先驱性的探索和尝试”。鲍宝昌将《笔立山头展望》视为“现代诗歌献给都市的第一首颂歌”。

通过郭沫若的书写，都市文化开始进入中国现代诗人的视野，但他并非天生的大都会歌者。钱杏邨在《现代中国文学作家》中谈到郭沫若时说：“他是一个自然的歌者，但后来是变为一个城市的歌者了。”郭沫若最早表现城市意识的诗篇，写的都不是上海，来到上海泰东图书局后，才开始频繁地描述这座城市的景观，他最常用的比喻是“血海”，最喜欢使用的手法是对比：高高耸立的大厦与阴影下蚂蚁般劳碌的普通人、坐汽车的富人与路旁的乞丐。吴辰的《诞生于都市中的诗人：论1920年代郭沫若诗歌里的城市书写》、游翠萍的《寓所·街道·风景：郭沫若早期小说中上海租界的空间体验与文学书写》、刘永丽的《郭沫若的民族主义情绪与殖民地上海》等，从不同角度剖析了郭沫若笔下的上海景观。郭沫若写上海的文字里大都有一股强烈的愤懑的感情在涌动，他对现代都市景观的对比性描述透露出越来越鲜明的阶级意识，这是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看不到的。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同人是中国左翼文学的拓荒者，开创了左翼文学想象上海的范式。

沈尹默以为“上海滩上是谈不上甚么文艺的”，刘半农在《骂瞎了眼的文学史家》中说：“听说上海滩上，出了一个大诗人，可比之德国的Goethe而无愧。”温梓川在《新书业与作家》中将刘半农的话转述成“上海滩上的诗人”。这些带讥嘲意味的言语最早将郭沫若与上海联系起来，也揭示了这位都会诗人的异端性。1920年代，郭沫若在上海发起或参与了一系列有深远影响的文学浪潮，如文人自办出版、革命文学论争等，海上文学强势崛起，“海漂”郭沫若给无数无名文学青年显示了创造奇迹的可能。《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艺术之宫与十字街头：创造社研究》等对此都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在郭沫若等人的努力下，文坛迎来了属于创造社的时代，上海滩上谈文艺渐渐成了新的时髦，后来更是成了左翼文艺运动的中心。

上海的生活经验赋予了郭沫若一种“上海气质”。王锡荣在《郭沫若的“上海情结”》中指出，郭沫若虽然出生于四川，“性格特征却充满了另一种地方特色，这就是上海人气质。或者说，是四川人的才气与上海人的大气融合的产物”，并认为郭沫若“比很多典型的上海人更具有典型的‘上海气质’”。我更倾向于将郭沫若的“上海气质”理解成左翼文化气质，或者说革命气质。郭沫若吸纳的不是上海的腔调，而是上海的骨气。

“郭沫若在上海”永远都是一个常说常新的研究领域。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