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疲倦的心，在疲惫之时，

远离那是与非的迷网；

欢笑吧，心，在灰色的薄暮之中再次欢笑；

叹息吧，心，在黎明的露珠之中再次叹息。

（王碧滢 译）

这是叶芝深具神秘主义气质的短诗《走进薄暮》的开头一节，来自民间故事集《凯尔特的薄暮》最末一篇。

与叶芝去爱尔兰西部乡间搜集网罗，并故意以质朴的口头语言叙述《凯尔特的薄暮》的那个世纪之交相比，眼下的世界并不充溢更少的疲惫、迷惘和叹息。古怪的病毒，高耸的藩篱，脆弱的和平，迷雾重重的未来，人类发现自己离热望中后工业时代的乐园忽然闪退甚远，那么也许是时候听从叶芝，去往浪漫主义曾经许诺的天真、梦幻和无目的，从世界边角的本布尔本山、从白色山门所通往的精灵之国、从非比寻常的鼓崖之畔，寻找来自古昔、民间、农田、山野的慰藉，重新获得柔韧的力量。

没有一颗善感的心灵可以在读完《凯尔特的薄暮》之后不想在太阳西沉前的最后几个钟点造访思莱戈和戈尔韦的乡间。那是叶芝——或他与之交谈以获得故事的农人、村妇、吟游诗人、水手所相信的最富有魔力的时辰。在晨昏交接的珍贵钟点，本布尔本的白色山门缓缓开启，仙军奔涌而出；潮湿海岸沙地的浅洞传来音乐，矮小的精灵和着不知名的曲子起舞；着魔的树林中貂猫、獾和狐狸甚至白色牡鹿开始飞舞徘徊。人的世界与精灵鬼怪的世界悄然贯通，贫穷、迷信但善良坦荡的爱尔兰人与鬼魂、精灵、仙子和少有的魔鬼发生种种更似人间日常而非崇高仙境的交往、协商，甚至恶作剧，也领受各种谕示，承受违抗的徒劳和默契的甜蜜。

在这些想象力遄飞的民间故事中，常有婴童与新娘被仙子掳去，被诱拐者虽在无忧无虑的精灵王国，却始终牵挂凡界的母亲和爱人，哪怕自己注定终于如明亮的蒸汽般消失殆尽。人们与死后将去的世界相隔并不遥远，农夫们希望墓地那头的房子就像他们在人间的家，只不过那里的茅草屋顶永远不会漏雨，白墙永远不会脏污，橱柜随时都存满新鲜的牛奶和黄油。更重要的是，在这飘渺又温柔的薄暮中，人类和精灵鬼怪之间有着天然的感情和默契，哪怕会有恶作剧、反抗和惩戒，也并不会恶意地互相伤害，勇武的凡人甚至进入仙军中帮忙作战，而仙子不吝给出关于天气、火烛、健康的种种谕示，教给人们使用草药的精湛医术，甚至邀请人类参加彻夜舞蹈、磨掉脚指头而不自知的狂欢之夜。

将贫瘠的爱尔兰乡间与仙境相连，把口耳相传的传奇故事形诸纸端，并非一场单纯出于兴趣的文学冒险。事实上，这是作为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者的叶芝为祖国重写身份的最初一重努力。盖尔社会结束、部落贵族溃败逃亡之后，数个世纪的殖民史下，欧洲最西海角的爱尔兰不曾在残酷西风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在它强大的邻居和掠夺者英国人的视野和话语中，这四百万红发碧眼者是粗野、狡猾、终日醉酒的一群，是不可信赖、只堪被开化者统治的一群。这是爱尔兰人在英国漫画、小说、巷议中的固化形象，是作为小丑、恶棍的“舞台爱尔兰人”难以摆脱的污名。19世纪下半叶，曾答应穷苦人以讲述故事来抵交诊费的王尔德医生和夫人（奥斯卡·王尔德的父母），其后的叶芝、他的密友格里高利夫人，以及后来成为爱尔兰第一届总统的道格拉斯·海德，都曾沉浸于民间传说的收集，而他们的努力正是反用英国人对爱尔兰原始性的贬低，将一个神秘的、前现代的、凯尔特的爱尔兰，在文化上——对，先于政治的独立——从科学的、现代的、昂撒人的不列颠中独立出来，建构一种特色迥异的民族性。他们所使用的着意区别于文学语言的朴拙日常的语言又令这些故事极易回到来源的人民中去，当这些人民还挣扎于大饥荒留下的关于生存的噩梦，挣扎于在自己国土上失去土地、生计和尊严的惶惑时，叶芝和他同时代的故事收集者们擦拭蒙尘的历史，打开村落边角或湖泊涟漪中隐藏的神秘之门，展示了一种他们称为凯尔特的秩序，一种赋予困境甚至绝望中的人们以来处、确信和希望的语境。

这项工程的幽微之处更超过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的想象。其后的文学史研究者们发现，此时爱尔兰岛内寻求独立的复兴运动者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围绕着何为爱尔兰、何为爱尔兰特性展开了文化政治的辩论和角力。既非天主教徒、亦非盖尔语书写者的英-爱文人叶芝在这场喧嚣的争夺中并无任何天然优势。但他绕开“天主教爱尔兰”和“盖尔爱尔兰”的标签，回到更具包容力、也更无确定边界的“凯尔特”语境。当有人蔑视他为“奉领着英王年金的英-爱贵族”时，采风者叶芝却已在以这一泛化框架下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也以基于此的诗歌、戏剧，着手构建一种超越自身所处阶级和文化背景的认同。他以忠诚之耳和想象之翼回到大饥荒之前、占领之前，回到无休止的战斗和流血之前，回到喧嚣吵闹的议会政治沉入失败之前，拥抱贫穷但简洁、闲定和优雅的古代世界。

与此后深受政治上的激进民族主义和文学上的现代主义影响的叶芝不同，此时的诗人是全然的浪漫主义者。这段时期是他在思莱戈的高山湖泊间度过的童年之延续，也是在都柏林和伦敦之外、在西部的漫游之中作为青年作家的渐熟时期。这位模样清秀而内心敏感的诗人徒手打捞断壁残垣中尚存的文明痕迹，并以思莱戈海崖所赋予他的诗歌之舌为之歌唱，甚至——如之后的历史所将见证的一般——以浪漫主义的歌声赋予祖国独立、尊严和吸引力。《凯尔特的薄暮》中的爱尔兰显然并非社会意义上真实的爱尔兰，更非政治意义上完整的爱尔兰。虽然仰慕者如诗人凯瑟琳·雷恩称其“半是爱尔兰编年史，半是叶芝的自传”；但也有更加激进和冷峻的怀疑者如其时年轻的乔伊斯，不无戏谑地改换其中几个字母，称之为“迷信的厕所”（Cultic Toilette），甚或此后历史中将被修正主义者质疑和推翻的文化幻象。

《凯尔特的薄暮》之后130年的世界，似已离那个原始纯净的仙境愈加遥远。叶芝一代的文化复兴者和民族主义者也无法想象，荒凉贫瘠的祖国会富有戏剧性地成为欧洲最为富裕的国家之一，仙子出没的海岛会成为高科技企业云集的软件之都，而最新一代的爱尔兰写作者如萨尼·鲁尼笔下，这里的年轻人与第一世界其他地方的年轻人无异地谈论着时髦的亲密关系、社交媒体和新的社会阶级。他们当然也无法想象，世界在盛极一时的工业化、全球化、后工业化等令人兴奋的浪潮之后，又会开始陷入疫病、战争、分裂、衰退的黯淡陷阱。当高歌猛进的现代性暂时搁浅，节奏缓慢而亲密坦诚的《凯尔特的薄暮》仍能给数代之后的读者无穷的慰藉。如果高山湖泊、田间地头和雪岭小屋中那些红面乡亲的嗓音曾令叶芝短暂地悬置了他的理性，如果那些关于人与幽灵之间充满惊奇、爱意和诙谐的交会曾令他对故土的生命力毫不怀疑，如果采集来的古老、随意、几乎不含任何道德寓意的故事曾成为他此后所经历的残酷内战、派系纷争、爱情失意、健康衰退之时的重愈药膏，那么重读《凯尔特的薄暮》，在这些故事已然完成民族意识使命的时代，在距离小岛河山万里之外的此处，在跨文化的善感的心灵之中，它还能再以摇曳炉火中的旧智慧、不变的温情、怀古的想象力和质朴的情感，再度给予我们——也许过度简单化，但从情感的角度十分可靠——的慰藉。在那些直接迸发于暮霭时辰的露珠和神迹之中，垂悬在铁锹和鱼叉之颠，乐道于幻视者和普通村民唇上的故事中，好年景和坏年景循环往复，胆怯者和勇敢者一样度过险境和美梦。困惑中的人啊，只需加入叶芝彼时的呼喊，“野蜂啊，野蜂，请再度临驾我们的世界！”

（作者为文学博士、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