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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的《悠悠岁月》小说以14张照片为引，呈现了1941年至2006年之间作者的个人自传记忆和法国的历史记忆。通过对战后60多年自身生活经历的 “小历史” 和战争、选举等 “大历史” 的回忆，埃尔诺实现了记录历史和自我认同的目的。“照片” 是小说实现视觉怀旧和叙事目的的重要载体。本文从哈布瓦赫、康纳顿等人的记忆理论切入，通过构建埃尔诺个人 “交往记忆” 中的过去与当下，探讨其由阶级转化产生的与父辈间的文化断裂与身份焦虑。埃尔诺对不同时期战争记忆的描绘，让读者见证了法国社会阶段性的思想突变及由此导致的集体遗忘。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相互交融绘制出埃尔诺心中 “个人化的集体肖像”，这是作者实现阶层跨越和身处时代焦虑中实现身份认同的特殊途径。同时，对于历史事件的回忆书写也是其 “介入” 社会的延续，以此来对抗集体的遗忘，从中体现了作家应尽社会责任与人文主义关怀。小说的无人称自传、图像叙事等既继承了法国文学的优良传统，也体现了埃尔诺这一代法国作家对文学发展的创新与突破。

关键词：安妮·埃尔诺；《悠悠岁月》；自传记忆；历史记忆；照片

引 言

安妮·埃尔诺 (Annie Ernaux，1940－) 是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她于1974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发表了《空衣橱》(Les Armoires vides，1974)、《位置》(La Place，1983)、《一个女人》(Une Femme，1987) 和《悠悠岁月》(Les années，2009) 等小说。她的作品不仅获得 “勒诺多奖”“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奖”、西班牙 “福门托尔文学奖”、伍尔特欧洲文学奖、英国皇家文学学会国际作家终身荣誉奖等重要奖项，也受到《纽约时报》《泰晤士报》《华盛顿报》的高度评价。2022年10月6日，埃尔诺 “以勇敢和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压抑” 成为法国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总统马克龙称其 “书写了我们国家个人与集体记忆……以独一无二的方式为女性和被遗忘者们传递了自由之声” (Macron，2022)。《悠悠岁月》获得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奖、杜拉斯文学奖、欧洲奖和海明威奖等，深受法国评论家和欧美文学界好评，被誉为埃尔诺的杰作或巨著 (Delphine，2010)。有学者认为它 “既是安妮·埃尔诺以前所有作品的一个终结，也是她的一种 ‘无人称自传’ ” (余中先，2009：37)，“是一部 ‘个人经历的二十世纪法国文化编年史’ ” (余中先，2011：34)。《悠悠岁月》中文译者吴岳添赞许该小说 “为将要形成的新文学的一部先驱之作，也使埃尔诺当之无愧地跻身于法国当代第一流作家之列” (埃尔诺，2010：译者前言 3)。小说如同影集一般徐徐展开，书写了主人公长达60多年的悠悠往事，在岁月的转瞬即逝和社会的时过境迁中折射出埃尔诺对战争、生命、宗教、家庭、女性等多重主题的深入思考。埃尔诺小说中的 “现实主义和女性主义” (McIlvanney，1994)、“自我指涉” (Sarah，2000)、“创伤、孤独和自我发生” (Georges，2006) 和 “集体性” (陆一琛，2015) 等主题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本文聚焦《悠悠岁月》的埃尔诺自传记忆和法兰西历史记忆，揭示其背后的记忆世界和叙事手法，总结埃尔诺这一代法国作家的写作特色和文学思想。

记忆：埃尔诺的自传历史

社会学家哈布瓦赫 (Maurice Halbwachs，2002：51) 把记忆分为自传记忆和历史记忆，而且他认为自传记忆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要比历史记忆“更重要、更丰富、更个人化，也更有意义”。扬·阿斯曼 (Jan Assmann) 和阿莱达·阿斯曼 (Aleida Assmanns，2015：53-54) 夫妇将 “日常的、世俗的，飘忽易逝的、个别的” 记忆称之为 “交往记忆”，这种记忆是由某个个体在日常生活的交流中形成的、与同时代人拥有共同生活体验和情感认同的记忆。埃尔诺以第三人称 “她” 来叙述，利用冷峻、客观的 “他者” (l'autre) 视角阐述了战后法国女性的童年、青年、中年和老年，既展现了一位女性的初恋、身体变化、性欲、出轨等极为私密的个人体验，也展现了家庭聚餐、出行、购物等极为琐碎的生活日常，以及个人偏好、个人愿望和成长焦虑等内心深处的精神世界，乃至她的出身、父母、结婚、子女、孙辈等家庭生活……正如小说直言：“她想用一种叙事的连贯性，即从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生直到今天的生活的连贯性，把她的这些各种各样分开的、不协调的画面集中起来……融合在一代人的活动之中的生活”(157)。

在《悠悠岁月》中，埃尔诺力图 “ ‘寻求一种语言’，渴望 ‘恢复最初的纯洁’，她梦想用一种陌生的语言写作”(73)。然而，伴随岁月的流逝，回忆过去生活的意愿不断加强，但是遗忘也逐渐加速，正如正文首句所言：“所有的印象都会消失” (1)。因此，她开始怀念过去：“有时会流连于童年时的照片” (73)，这些图像成为记录过去的重要方式。例如，在不同时期的照片中，她描绘了自己身体的变化，从 “婴儿的手……圆滚滚的手臂” (11)，“胖乎乎的脸……隆起的额头” (41) 到 “突起的乳房” (42) 再到 “高耸的胸部” (52)；从 “深色中长发” (51) 到 “由于化疗而脱光了头发” (204) 意味着机体的衰老以及晚年身体的健康变化……正是如此细微平常的描写引起了人们对时间流逝的感慨与沉思。

埃尔诺曾言：“在节日餐桌旁的谈话中，我们只会是一个越来越没有面目的、直到消失在遥远一代无名大众里的名字” (10)。在埃尔诺眼中，生命是需要被记忆的，其真正消逝并非在于死亡，而归咎于遗忘。战争和屠杀被简化成一串冷冰冰的数字，自己的名字最终都消失在遥远后代的餐桌旁。“一个庄严和谴责的时代……去掉了我们自己的记忆……只有岁月随着我们生活的变化而或多或少明显的流逝。在即将来到的世纪里，我们在童年时代就认识并且已经去世的人，父母和祖父母，将会永远地死去” (181)。

从童年的外省平民生活到后来的阶级上升，阶层对立产生的日常生活的记忆充斥着埃尔诺对阶级区隔的思考，地理空间的跨越携带阶层的跨越，成为遗忘的开端，但 “记忆是永远不会停止的” (5)，“她” 仍记得父母开的狭窄的咖啡杂货店、“在任何场合都训斥般大声说话” (21) 的母亲、“大白天在墙根小便” (33) 的父亲、不太和谐的家庭关系……以至于 “在对后来逝去的岁月的回忆中，没有任何她认为是幸福的画面” (105)。尤其进入学校之后，她逐渐意识到她与父辈之间存在的差异。他们说着 “混杂着方言的不规范的法语” (21)，在和父母相处时，“我们” 避免在饭桌上谈论课程，避免任何反驳父母的话，以免 “使他们的信仰崩溃” (71)。岁月中这些 “羞耻” 的烦恼似乎都在抹杀记忆存在的合理性，并不断告知她与父母业已扩大的认知上的代沟。但长大后，父母亲代表的童年记忆时常成为自己的慰藉：父母在诺曼底小城的画面会经常出现于她的脑海；失眠时，她也会试图回忆16岁前与父母共住的房间以及曾经不再打算怀旧的大学城……尤其在母亲去世之后，她已然听不到母亲的声音，但是她常自动重复母亲的一些话，这些话连她自己都不记得自己以前是否说过。她时常感觉自己并未完全脱离母体，“母亲的身体和存在刹那间传给了她” (155)。两个儿子也常令她产生混乱，认为身体里生出的应该是女儿才更加合理，“两个男孩几乎是不合适的” (178)，“她不知道要在这些回忆里寻找什么，也许由于对物品的回忆积累太多，重新变成了在这个或那个时候的她” (155)，“处在不同的社会空间中长久形成的阶级习惯根植于行动者的日常行为和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中，溶于他们的每一个毛孔，这才是阶层之间形成区隔的潜层因素” (彭莹莹、王静，2014：67)。因此，面对上流阶级时，她时常感到自己格格不入，“自己和她们不是一类人，而是更强大和更孤独” (72)。这种与现状割裂又与过去紧密相连的身份困境使她不断思考生活与时代俱进的意义。

扬·阿斯曼 (2015：47) 认为，“通过对自身历史的回忆、对起着巩固根基作用的回忆形象的现时化，群体确认自己的身份认同”。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物欲横流使她感受到生活的荒诞和苟且：“……偏离了她从前的目标，除了在物质享受方面的进展之外什么都不是了。我担心……稀里糊涂地就活过去了” (83－84)。面对电视机、手机等新科技产品、商品经济和美国文化盛行的时候，“她” 感觉到一种迷茫和困扰：“我们属于所有的时代，却又不属于任何一个时代，属于我们的年代不在这里” (198)。正如作者独自在高速公路的汽车中感受到的无助和焦虑一样：“感到自己被现存的、从最临近到最遥远的世界的无法确定的全体性控制了” (210)。埃尔诺指出，这种描写不仅是一种回忆，目的在于 “叙述一种生活、解释自我” (210)。康纳顿 (2000：20) 也认为记忆具有鲜明的身份认同功能：“个人通过这类记忆，就有了特别的途径来获知有关他们自己过去历史的事实以及他们自己的身份”。当把自己的现在与自己建构的过去对置起来时，自己的身份问题便可以被逐渐意识到。记忆成为主人公在出身焦虑、工业文明恐慌之中获得身份认同的特殊途径。哈布瓦赫 (2002：82) 也说：“我们保存着对自己生活的各个时期的记忆，这些记忆不停地再现；通过它们，就像是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生长存”。记忆是身份认同的一种方式，因为 “每个人依靠自己的记忆确立身份并且经年累月保持它，任何一个群体也只能借助记忆培养出群体的身份” (阿斯曼，2015：87)。埃尔诺在小说中描写了一种记忆与现实之间、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断裂，这种断裂感时常让她感到痛苦，使得她 “侧重于描写她的出身给她带来的苦痛，她在自身社会地位不断上升，遭遇与父辈截然不同的文化中感到一种断裂感……这种与原生世界背叛之感成为一种精神上和超验的孤独感的动机，这种动机可能是无足轻重的，却是由一种极具特色的传记来迂回实现的” (Marie⁃Claire，et al．，1992：486)。埃尔诺在生命、家庭的记忆中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身份认同，使作品具备了真实记录和身份认同的双重张力。

小说的每个部分都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家庭聚餐中的喧闹嘈杂、推杯换盏、吟诗唱歌，在这场聚餐中，参与者会有年纪、辈分的变化，谈论的话题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菜肴、餐后点心、餐具、用餐音乐也随之变化，唯有这场家庭聚餐的固定仪式不变。哈布瓦赫 (2002：109) 说：“家庭回忆是一个既普遍又特殊的观念；它框定、改变并重塑了日常回忆中的意象”。作家笔下的家庭聚餐的意象与事实又反过来“扼要地重演了这个群体生活中的某个完整的时期” (哈布瓦赫，2002：107)，使主人公的个人生活史成为记忆的一种周期循环的 “仪式”，通过过去的日常生活的不断重复，“个人生活使得过去再次成为现在” (康纳顿，2000：72)，被不断地融入相互关联的叙述和集体的记忆之中。

纪事：法兰西的集体记忆

在《悠悠岁月》中，作家用一代人的经历来反映时代之变和世界变迁，书写了一代 “法国人的集体记忆” (埃尔诺，2010：译者前言 4)。正如小说的书名，岁月悠悠且匆匆，这部“时间流逝的作品” (埃尔诺，2010：译者前言 1) 将长达60多年的人生故事娓娓道来。随着生命逐渐衰老，记忆的图像逐渐模糊，这种 “紧迫感” 催促埃尔诺以写作的方式来对抗遗忘，“应该通过写作来使未来的缺失写成文字” (209)。“二战” 后，“二战”“一战” 甚至普法战争的阴影依然笼罩着法国民众，法国还参与了阿尔及利亚战争、印度支那战争，战争成为法国政治和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小说着重描绘了战后法国的战争记忆，人们深刻铭记 “只有战争和饥饿” (15) 的岁月：

他们永远说不够的是一九四二年冬季，严寒、饥饿和球茎甘蓝，口粮和烟票，轰炸

预示着战争的北方的黎明

“溃退”时大路上的自行车和两轮车

被抢劫的店铺

灾民在废墟里搜寻他们的照片和金钱

德国人来了……附德法奸，抵抗运动中的邻居，某个女孩在解放时被剃成了光头

勒阿弗尔被夷为平地，片瓦无存，黑市

……德国兵 (12－13)

这些鲜活多样的记忆元素充斥在经历战争的 “幸存者” 口中，他们 “耸肩谈论贝当”，“模仿在空中旋转的V2飞弹的飞行和轰炸，以在最悲惨的时刻假装深思熟虑来滑稽地效仿过去的恐惧” (13)。20世纪50年代，战争的恐惧仍存留在生活的细节当中，使人们通常无意识地按照战时标准去克制自己的欲望，稍有剩余饭菜就会招来指责：“你要是在战争期间挨饿就不会这么难伺候了” (60)；到了60年代中期，人们回忆战争的热情逐渐褪去，它成了 “谁都不想重提的老生常谈” (71)。人们 “对占领时期和轰炸的回忆并未激起宾客们的热情。恢复昔日感情的能力已经消失了” (71)。战争的话题被逐渐简化或者遗忘：“在五十岁以上的人的嘴里提起的战争，已经简化为虚荣、翻来覆去至少啰嗦了三十遍的个人轶事” (81)；70年代 “消费社会” 的到来，战争主题更加无人问津：“谁都不想提到战争，奥斯维辛和集中营，以及人们不再谈起的阿尔及利亚的骚乱，只是谈谈广岛，核武器的未来” (100)；甚至到了90年代，战争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桩桩轶事：“现在有一种对战争的需要，似乎人们很久以来没有什么大事，羡慕那些他们只是作为观众在电视上看到的人。一种与古老的悲剧联系起来的欲望” (150)。

小说描写了1995年圣米歇尔车站的爆炸事件，但在几个星期后，这一事件就淡出人们的记忆。人们遗忘的速度越来越快，对于重大事件的感知力、共情力也愈来愈弱，最终冷漠与遗忘占据了记忆的上风，仿佛没有什么能在岁月中附着一丝存在的痕迹：“除了受害者的父母和幸存者之外，谁还记得圣米歇尔车站的死者，他们的名字没有写在任何地方”，“那些死者比雷恩街道上已经死了九年、甚至比罗西埃街道上死得更早的人更快地被遗忘了。这些事实在成为故事之前就已经悄无声息。越来越无动于衷” (169)。遗忘仿佛打破了时间流逝的线性，人们处在经济时代快速发展的列车之上，纪念日的存在也失去了 “纪念” 的意义，最终战争这一话题淡出人们喧闹的饭桌。

60多年间，阿尔及利亚战争、越南战争、古巴危机、布拉格之春、“五月风暴”、伊拉克战争、“9·11” 事件等在小说中一一出现，作者通过回忆这些历史事件来抵抗集体形式的遗忘。在记忆的作用下，这些战争、事件 (如政治事件、爆炸事件等)、纪念活动、社会活动等组合成某一个集合，成为某种 “仪式”，甚至成为涂尔干所谓的 “集体欢腾”。这种 “集体欢腾” 不仅给予作者最具创作灵感的记忆元素，也让作品通过集体记忆这种独特方式具备了客观和鲜活的历史和社会元素。同时，周期性庆典是需要重演性仪式语言 (rhetoric of re-enactment) 来培养形成的 (康纳顿，2000：74)，几年一度的法国总统选举成为一种周期性庆典。在埃尔诺笔下，这种现代性条件下的总统选举，成为一种记忆的 “补偿谋略”。在资本的作用下，市场的暂时性使得 “仪式重演或者重拟之举在想象中具有可能性和说服力的那些条件受到侵蚀” (康纳顿，2000：74)。总统大选的口号林林总总，候选人讲着可耻的 “适应市场、世界化的空话” (191)，神圣的投票变成了虚假的演戏，变成了 “笨蛋” 的 “愚蠢行为” (190)。在社会学理论范畴，帕森斯、韦伯和福柯等人都关注社会科学中的权力因素。民间记忆与官方记忆存在一种对立的视角，康纳顿甚至提出权力对社会记忆的控制作用。埃尔诺站在底层民众的立场，指出总统大选中大众与精英、民间与官方记忆的对立视角。两者虽然构成了背道而驰的对立关系，但是个人记忆保存、补充、修复、矫正了官方叙事或者官方记忆，使这些事件拥有一个更为完整、更为客观的记忆系统。“只要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历史事实渗透进入了这种记忆，就会被转译成一种教义、一种观念，或一种符号，并获得一种意义，成为社会观念系统中的一个要素” (哈布瓦赫，2002：312)。这些历史事件，这些人物，在埃尔诺的笔下成为某一阶段法国社会思想的一个见证、一个记录，甚至成了社会思想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埃尔诺积极参加社会活动，这为她关注法国历史和法国社会提供了特别的视角。她批判学校教育的墨守成规，反对宗教的异化，拒绝消费带来的膨胀欲望，坚守自己的政治立场，支持女性对生育权利的掌控，等等，并且用一种介入式的写作表明自己的立场。写作 “是她打算用来对反抗她的一切施加影响的唯一工具” (212)，是文学作为介入方式和斗争工具的重要体现：“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个政治活动，它可以对世界的揭露和改变做出贡献” (Ernaux，2003：74)。埃尔诺正是利用这些历史事件，使小说 “更具有真实性、典型性” (郭玉梅，2005：34)，也让她的作品成为社会记忆的一种方式。从这一点来说，埃尔诺是一位介入作家 (l'écrivaine engagée)，她勇敢地揭露女性成长的私密空间、违背社会伦理的私事和被衰老和癌症困扰的晚年 “凄景”。她甚至意欲为底层阶级和女性群体代言，不仅在作品批评诸多社会不公正现象，而且身体力行积极参与到社会运动中去，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给当局写信，呼吁社会公平与正义。她承认：“我的论述是政治性的。我参加了社会运动，但我把它们与我的写作分离开来，写作并不是我参与这些社会运动的延续，但它们是我写作的延续” (Alice，et al．，2022)。在获得诺奖后，她依然非常明确地说道：“荣获诺奖更是一种责任，我将继续以平凡的方式对世界的发展和对和平的向往持开放态度” (Alice，et al．，2022)。

照片：埃尔诺的 “小玛德莱娜”

埃尔诺曾在访谈录 《书写如刀》 (L'écriture comme un couteau，2003：23) 中将自己的书写比作是 “给日常的、城市的、集体的事实拍摄照片”。《悠悠岁月》 全书完整展现了14张照片，从1941年的第一张照片到2006年圣诞节的最后一张照片，每一部分由照片的文字描写为开端，就像浸在茶水中的 “小玛德莱娜” 那曾经被遗忘的味道唤起了普鲁斯特的童年记忆一般，这些照片让整本小说展开记忆的画卷。布列松说：“照片是眼光、心灵和理智在唯一重要的瞬间的结合” (瓦尔坦诺夫，2001：44)，以小说中的少女照片为例，17、18岁的 “她” 正当妙龄：

一个高大的少女梳着硬翘翘的深色中长发，面孔胖乎乎的，由于阳光的照射而眨着眼睛，歪斜地站着，略微扭着腰肢，以突出为了显瘦而紧裹在笔直地垂到腿肚上的连衣裙里大腿的曲线。光线掠过她右边的面颊，烘托出在一件有着克罗蒂娜式白色衣领的羊毛套衫下面高耸的胸部。一条手臂被遮住了，另一条下垂着，衣袖卷到手表和宽大的手的上方……她在一个面向街道的院子里摆着姿势，站在一个低矮的车库前面……(51－52)

这幅照片是1957年拍摄的，彼时的背景是：日益富足的战后生活、被铁幕分开的欧洲、苏美争霸、阿尔及利亚战争以及主人公初涉社会、情窦初开的日记、完成学士学位谋求生计，等等。苏珊·桑塔格 (1999：26) 认为，“通过精确地分割并凝固这一刻，照片见证了时间的无情流逝”。照片成了 “一则空间和时间的切片”，这种凝固不仅在时间上抗拒岁月的无情流逝，“赋予每一刻以神秘性质的世界观” (桑塔格，1999：33-34)，而且还在空间上拒绝照片与其外部世界的连续性，使照片都具有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多重意义，给予人们在时间、空间凝固瞬间获得对传统、历史和自身的认同。

小说的几幅照片都详细描写了人物的服饰、姿势、发型和桌子，这些元素为小说勾勒了时代特色和时间坐标。以服饰为例，小说描写了 “绣花衬衣” (1941年照片)、“深色泳衣” (1949年照片)、“浅色的连衣裙和短袜、深色短袖的羊毛套衫” (1955年照片)……“一件本色的羊毛套衫和一条松松地系住的头巾，一颗珍珠耳坠” (1999年照片)、“袒胸露肩的黑色羊毛套衫” (2006年照片) 等，从服饰的角度表明了时代的变迁。在小说中，照片形成了列维-施特劳斯所说的图像 “拼接”，成为回忆和视觉怀旧的媒介：每一种细节的雕饰都为小说背景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这些照片是一种叙事的方法，通过这些图像，埃尔诺构建出一种特殊的语境，达到叙事的目的。

小说的叙事特色是 “无人称自传”。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在仪式化的语言使用中，“我们”(小说中的 “on”)、“那些人” 等人称代词的典型化使用，会产生 “集合人格” 的效果：“他们就像一个说话人那样集体行动”。“我们” 的表达不仅表明埃尔诺本人、笔下人物和读者等参与者都在现场，当 “我们” 这个 “带来凝聚力的代词被反复宣称的时候，共同体就此形成”。此时，小说在宣称 “我们” 的时候，这些参与者 “不仅相聚在一个可以定界的外部空间，而且相聚在一种由他们的言语行为决定的理想空间”，这样的操演话语 (a performative language) 变成了一个场所，在这个共同体场所之中，每一个参与者 “让自己回忆自己已成型的事实” (康纳顿，2000：67)。埃尔诺自己曾说：“在饥饿和恐惧的共同背景下，一切都按照 ‘我们’ 和 ‘人们’ 的方式来讲述”(13)。她用这种方式讲述了深受战争、消费主义、市侩庸俗、电子产品、柏林墙的倒塌、苏联的改革，数字化、科技、全球化、恐怖主义等影响的一代人，既刻画了克里斯蒂安·舒乐所谓的 “集体的自我肖像” (阿斯曼，2017：46)，也刻画了作者心目中 “个人化的集体肖像”，使小说成为 “具有社会性维度的自传” (陆一琛，2015：74)。

阿莱达·阿斯曼专门探讨社会学的代际问题，认为20世纪可以分为7代人，平均25年到30年来定义两代人的间隔。这与法国文学社会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 （1987：15-23） 对于文学史德 “世代” 基本一致。埃尔诺这一代人出生在1930年至1945年之间，被称为 “战争中的儿童”。他们经历过战争的炮声、逃亡，经历过战后的窘迫、饥饿，因此，他们的回忆中充斥着碉堡、瓦砾、受灾的商人、废墟、丢弃的炸弹……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特殊身份，希望通过不断地回忆，不断地重现 (represent) (康纳顿，2000：79) 历史，使之成为 “还原为一些特定高潮的凝缩物— ‘集体历史参与者’ 时代人的虚构” (阿斯曼，2017：45)。这类作家被称为 “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作家”，他们 “自午夜出版社 ‘极简主义学派’ 的禁欲主义和帕特里克·格兰维尔的巴洛克艺术般的华丽风格以来，极大地丰富了当代小说的风格” (Marie⁃Claire，et al．，1992：485)。除了埃尔诺，弗朗索瓦·努里西埃 (François Nourissier，1927-2011)、让·多梅松 (Jean d'Ormesson，1925-2017)、帕特里克·格兰维尔 (Patrick Grainville，1947-)、让·艾什诺兹 (Jean Echenoz，1947-) 等作家都属于这一代作家。

结 语

作为法国乃至世界一流的作家，埃尔诺继承了法兰西的文学传统，是法兰西文学大观园中生长出来的奇葩。埃尔诺较少采用宏大叙事，注重描写平民生活的涓涓细流，出身平民的她一直关注底层人物的生活状态，用冷峻、客观的无人称自传方式讲述了时代的变迁，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法国文学浓厚的人文主义传统，法国文学对人和人性的颂扬自中世纪以后便绵延不绝，从未消弭。在写作手法上，经过19世纪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到20世纪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洗礼，埃尔诺的写作手法融合了诸多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写法，也体现出一定意义的现实主义写法的回归。作家积极 “介入” 社会政治，深切关注和批判社会，融会哲学的深度与文学的温度，加之法国浓厚的文学创作氛围、独特的知识产权和版税制度。埃尔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甚至法国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最多的国家，各种原因我们都可以在《悠悠岁月》中找到答案。

埃尔诺希望用回忆 “重建一个共同的时代，从很久以前逐渐转变到今天的时代—以便个人记忆里发现集体积极的部分的同时，恢复历史的真实意义” (210)。正如学者评价古尔纳的作品 “将人物命运与历史沉浮紧紧相扣，刻画了个体在时代洪流之下的挣扎、迷茫与纠结，凸显出记忆书写与历史叙事、身份建构与文化认同之间的戏剧性冲突与张力” (黄夏、黄晖，2022：65)。在《悠悠岁月》中，埃尔诺也用高超的手法呈现了历史记忆与自传记忆，在大写的历史 (Histoire) 和小写的历史 (histoire) 的交织中，作者用她的 “如刀之笔” 精雕细琢出战后法国和法国人的悠悠岁月，以此来对抗东隅已逝、兴尽悲来所带来的惆怅与遗忘，承担作家记录社会、批评社会、反思社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