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下保加利亚最受关注的文学奖项是„Перото“，可译为“鹅毛笔”文学奖。此名取自保加利亚国家文化宫建筑一层的文学俱乐部/咖啡馆，是当前最受保加利亚作家青睐的文学热门场所，经常承办新书发布会、读书会、文学沙龙、签售等活动，当然也是每年“鹅毛奖”的揭晓现场。

文学俱乐部活动照片

“鹅毛笔”文学奖由保加利亚国家文化宫下属的国家图书中心设立，设散文、诗歌、儿童文学、外译、新秀五大类别，每年邀请保加利亚文学创作、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翻译、图书出版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评审团，由5至9人不等，重复率高，熟面孔多。各评审在五大类别下分别推选6部作品列入长名单，后经过内部评审，各类别提名3部作品进入短名单，最后每类各一部获奖。另专设“全面贡献奖”（全称为“对保加利亚文学环境作出了全面的贡献”奖），颁给著作等身、在现今保加利亚文坛和文化界均有巨大影响力的作家。“鹅毛笔”文学奖意在表彰对保加利亚当代文学环境的发展或是对保加利亚文学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作出贡献的作家、译者、文艺批评家及文学领域的学者。

2022年“鹅毛笔”文学奖全面贡献奖获得者雷扎平（Владимир Зарев，其父为保加利亚社会主义时期著名文学评论家Панталей Зарев，汉语名字为上世纪90年代随团访华时保语老教师所起

2022年度摘得保加利亚“鹅毛笔”散文类大奖的作品是涅文娜·米特洛波利特斯卡的小说《在铁轨上》。小说通过一位犹太老妇丽贝卡对自己一生的回顾以及移居加拿大的15岁小孙女玛雅的现实讲述，串联起祖孙三代女性的人生故事，包含了二战集中营、东欧剧变、转轨、移民等元素，“还有对生活与爱的憧憬”——封底简介中写道，在苦难经历中追寻人性至善。“铁轨”是老妇苦难回忆的起点。1943年纳粹要求保加利亚将境内的犹太人都“装进”火车“运”到德国集中营，但当时的保加利亚沙皇鲍里斯三世拦住了大部分的列车，可是小说的主角丽贝卡所在的火车却是为数不多、开向德国的那几列。铁轨也象征着每个家人的命运——在自己的轨道上吭哧吭哧地埋头前进，回头一望才发现彼此渐行渐远，却又已无力改变列车的方向，但这份家人之间的牵绊也如铁轨般坚若磐石，正如有书评所说：“所有的铁轨都在玛雅那里交叉……我们所有过去都流向玛雅，她是我们唯一的未来。也是因为她，我还活着。”

比较特别的一点在于，作家米特洛波利特斯卡并非犹太人，本书是完全以文献和采访为基础创作的虚构文学。这样的创作方式似乎是作家的习惯：米特洛波利特斯卡的处女座《安娜与山》讲的是转轨时期酗酒者的故事，第二部作品《天赋》则关于生殖医学和一位芭蕾舞者的野心，《在铁轨上》是她的第三部作品——这些话题都离作家的个人生活非常遥远，在时空上也都超出其自身经历。她1969年出生在保加利亚索非亚，在保第一和第二大城市度过童年，三十余岁移居加拿大，学习的是俄语和英语语言文学，以及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主业是图书管理员兼科研人员。她的创作方式或许是职业使然，因为这样的工作性质让她能够接触到海量的资料，其专业背景又能支持其进行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于是，作者巨大的同理心和局外人的视角融合成其关切共情但又不评价、不批判的叙事风格，故事结构精巧，但语言平实近人（或许与其取材于亲历者采访有关）。作家在保加利亚国家电视1台采访中分享道，其实主角丽贝卡的原型是她的一位旧时邻居，关于这个主题的故事她已经构思了15年，因为太过沉重、需要的材料太多而迟迟不敢动笔。

2022年“鹅毛笔”文学奖散文类获奖者米特洛波利特斯卡及其获奖作品作《在铁轨上》

纵览“鹅毛笔”散文类奖项近几年来的获奖作品，都是女性作家关于历史大事件中的个体生存体验的书写，不约而同地关注民族的苦难以及小国寡民的生存困境。获奖作品所选取的大背景关键词“战乱”“移民”“种族”“阶层”“身份认同”等与当今世界文坛的关切不无契合。“鹅毛笔”文学奖虽然是当下保加利亚最炙手可热的文学奖项，其实只有7年的历史，其核心组织成员、获奖作家群体都相对年轻，接受西式教育，意识形态上较亲欧，获奖作品背后的出版社也基本是当下最红火的几家。

而老一辈的左派作家则基本在保加利亚作家协会抱团取暖。保加利亚作家协会年度文学奖是保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文学奖，1923年在当时的国民作家、文学家、民俗家伊万·希什曼诺夫的倡议下设立，今年正好迎来奖项的100周年纪念。获得2022年度保加利亚作家协会小说类奖项的是一部历史小说《奥菲斯神》，讲述的是三千多年前的神话故事，离当下普通或专业保加利亚读者的阅读志趣相距甚远。

2022年保加利亚作家协会文学奖项颁奖现场

此外，保加利亚社会较为关注的是连锁书店Helikon的年度文学奖（2022年度奖项暂未揭晓），文学界较为关注的则是索非亚大学的年度文学奖。后者与诺奖一样表彰的是作家本人。获得2022年年度作家奖项的是德奥多拉·迪莫娃，她也是2020年“鹅毛笔”文学奖散文类的获得者（获奖作品为《受创者们》。其作品内容及风格即前文所述，十分具有欧洲性，着重于对历史苦难下个体境遇的人文主义关怀。

苦难是保加利亚（或许也是整个巴尔干）文学的底色，其实也可以是如今保加利亚文学要自立门户、脱颖而出的金字招牌。保加利亚文学和文艺一直具有很强烈的政治关切性和敏感度，好于、敢于并善于谈论时事与历史。随着保加利亚愈发向美欧集团靠拢，契合欧洲偏好的文学也逐渐成为主流；但保国内仍有一大批怀旧主义的左派知识分子在振臂高呼，虽然其臂膀已经逐渐衰老，呼声也逐日无力。代表着传统—当代、现代—后现代的两派各自占山为王，似乎正是当代保加利亚社会愈发趋向两极、但已疲于争斗的意识形态在文学之镜的倒映，像是也“在铁轨上”渐行渐远。但无论是哪派作家，无论其创作手法多具有实验性和后现代色彩，其核心都是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内里仍是现实主义的，甚至是历史主义的，都在思考“保加利亚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保加利亚是什么样的、我——保加利亚人——到底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