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岳添：我的翻译之路
吴岳添，1944年出生于江苏常州。196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外文系法语专业，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国文学专业，文学硕士。1986-1987年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进修文学社会学。曾任社科院外文所科研处处长和南欧拉美研究室主任，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特聘教授。现为外文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协会员，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出版著译近百种，主要有专著《法国小说发展史》《法国现当代左翼文学》《左拉学术史研究》等，文集《远眺巴黎》《塞纳河畔》等，译著《论无边的现实主义》《文学社会学批评》《苔依丝》《小爱大德》《悠悠岁月》等，主编《法国经典戏剧全集》《左拉研究文集》《马丁·杜加尔研究》等。
中文和外文，是从事翻译工作必备的知识。1959年，我进入高中后才接触到外语，也就是学习俄语。不知是出于什么基因，我对数理化只能望洋兴叹，学起俄语来却趣味盎然。1962年，我以俄语考入南京大学外文系，出乎意料被分配到法语专业。大学里结合文学作品学习法语，大多是法国19世纪的诗歌和短篇小说。在课外阅读的法国小说中，第一本使我着迷、看得通宵不眠的是小仲马的《茶花女》。
大学毕业之后的十年，都是在农场和工厂劳动，基本上无书可看。直到1978年，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才再次拿起书本。读研期间，我为柳鸣九先生主编的《法国文学史》写了《法朗士》和《大仲马》两章。正值云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梁友璋来京组稿，我应约翻译了法朗士的小说《苔依丝》和《鹅掌女王烤肉店》。这是我第一次翻译小说，译稿发出后如石沉大海、音信全无。出版合同只能限制译者，因此像这类翻译后未能出版、或者出版后不见样书和稿酬的境遇，对我来说早已见怪不怪，至于译作被抄袭盗用则更是司空见惯了。
好在功夫不会白费，只有亲自翻译作品，才能真正理解作家的风格。正是翻译了这两篇小说，我才充分认识到法朗士无与伦比的讽刺天才，他善于用优美的语言嘲讽现实，却始终不失其高雅的风度，不愧为法国文学史上堪与拉伯雷、伏尔泰媲美的幽默大师。何况多年后这两篇译作也先后由重庆、漓江、贵州和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或再版了。
从研究生院毕业进入外文所理论室之后，我的第一部译作是法国理论家加洛蒂的《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三套丛书”的主编陈燊先生约我翻译的这部理论著作，奠定了我从事翻译事业的基础。首先是它在80年代译介国外文论的热潮中影响很大，后来多次再版，直到2019年还被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入了《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其次是1985年12月，法国使馆文化专员来社科院面试，我因此有了去法国进修的机会，却苦于没有路费。陈燊先生获悉后，主动将翻译《论无边的现实主义》的稿费预支400元，使我得以乘坐火车赴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文学社会学班进修，而我到巴黎后就立即去拜访了加洛蒂先生。
在进修期间，导师雅克·莱纳特选定的教材，是当年刚刚出版的奥地利学者齐马的《社会学批评指南》。在社会学批评的发展过程中，这是一部承前启后、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著作，所以我在1987年回国后把它译成了中文，并且被陈燊先生列入了“三套丛书”，为了利于普及把书名改为《社会学批评概论》，1993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21年11月，出版社增订再版时改成了《文学社会学批评》。
1985年夏天，法国出版商布古瓦夫妇等一行访问我国，由我陪同翻译。在机场送别的时候，他把途中阅读的荷兰汉学家高罗佩（1910—1967）的名著《中国古代的性生活》送给我。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名著，其中有高罗佩担任驻日大使时收集的我国已失传的文献。我在1988年应出版社之约开始翻译，在没有电脑和复印等技术手段的情况下，费时一年多在图书馆手抄文献，终于在1989年5月完成了译稿。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出版受阻，又是陈燊先生仗义执言，为我书面证明该书不是色情读物而是学术著作，但最终仍未被批准发表，后来是三联书店的总经理沈昌文先生带到台湾去出版的。
《中国古代的性生活》是汉民族的性学史。“性生活”并非单纯的性行为，而是指包括宗教教义、家庭结构、陈设服饰和文学艺术等在内的广泛的社会生活，1994年在台湾出版时改名为《中国艳情——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考虑到 “性生活”一词可能引起的误解，我向准备再版此书的出版社建议改名为《中国古代的性文化》，以便于我国读者的理解和接受。
翻译是相当艰辛的工作。一本书就是一门学问，要翻译就必须熟悉该书所属的学科。例如翻译《文学社会学批评》，需要了解西方的文学和社会学的发展过程；翻译《古埃及探秘》和《亚历山大大帝》，就要熟悉古代的世界史等等，总之译者应该是通晓百科的“杂家”，为此需要长期的知识积累，同时要与时俱进。例如在改革开放早期的文论翻译中，texte一词有两种译法：“本文”和“文本”。我在《社会学批评概论》中使用的是“本文”。后来 “文本”逐渐成为译界的共识，我也就从善如流，在新版的《文学社会学批评》中改成了“文本”。
毋庸讳言，初学翻译的人必然会出错，我也有过深刻的教训。90年代初我翻译《左拉文学书简》，第一封信是左拉写给中学里的同学Paul Cézanne的，我以为书信不是小说，容易翻译，中学同学叫什么名字也无所谓，于是随手就按照拼音译成了保尔·塞扎纳。全书难度不大，很快译完，出版后才发现这个同学竟然是大名鼎鼎的画家塞尚。我后悔莫及却无法更改，只能怨自己孤陋寡闻。从此翻译时如履薄冰，碰到人名地名绝不含糊。例如萨特的女伴西蒙娜·德·波伏瓦，往往因为是女性而被译成“波伏娃”。其实欧美的人名是名在前，姓在后，西蒙娜是亲友们称呼她的名字，波伏瓦是她家族的姓氏，正式的称呼应该是波伏瓦，正如让-保尔·萨特被人们称为萨特一样。
人名地名通常按照拼音翻译，但是约定俗成的译名应该沿用。例如大仲马和小仲马，不能按照原文译成仲马父亲和仲马儿子。拉伯雷的小说《巨人传》，显然胜过原名《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这两个巨人父子的名字。这就涉及译界前辈严复提出的翻译三原则“信、达、雅”和傅雷的“神似”说。“信”是要求翻译忠实于原著，“神似”则重在传达原著的神韵。实际上“忠实”与“神似”并不矛盾，要靠译者自己体会和把握。例如巴尔扎克的小说《高里奥老爹》，傅雷按照国人的习惯译成《高老头》，堪称神来之笔。雨果的名著《苦难的人们》被译成《悲惨世界》，更是气势磅礴、意境高远。
文学翻译是翻译基础上的再创作，对译者有着更高的要求。2009年，我翻译安妮·埃尔诺的小说《Les Années》，原文的意思是《年代》，内容是回忆她从小到老的60多年的成长过程，以人们共有的经历来反映时代的演变。Les Années在法语中意味着年复一年，而汉语的“年代”是指一个时期。译成《年代》或《时期》并无不当，然而只有《悠悠岁月》才给人以岁月流逝的沧桑之感。小说中有埃尔诺精心选择的、大量具有时代特色的名词，例如歌星影星、时尚商品、电视节目、小说人物和粗俗俚语，其中有许多没有中文译名，若非亲历其境将会不知所云，所以我向熟悉社会变迁的法国友人请教，了解清楚之后加上了适当的注释。
我的母语是中文，所以与法译中相比，中译法的难度要更大一些。2022年，德国格兰兹出版社约请我把中文小说《我是北京地老鼠》译成法文。上个世纪90年代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许多被称为“北漂”的青年男女涌进首都北京，小说描写的就是其中一些人在这个大都市里的艰难生活。小说运用了许多北京的土话，例如“爱谁谁吧”，这在词典里是查不到对应的法语词汇的。因此除了反复琢磨推敲之外，必要时也要请法国友人把关。
我从事笔译45年，译作近40种，它们不可能尽善尽美，错讹之处在所难免，但是不会有不负责任的硬伤。我对翻译的粗浅体会有两点：一是翻译时要充分理解原著，在不改变原作风格的前提下，尽量传达原著的神韵；二是译文一定要通达流畅，如果读者难以看懂，必定是译者的一知半解和翻译得词不达意造成的。
人生苦短，译海无涯，唯有活到老学到老，努力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