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论述太炎先生的文章多不胜举，但大多集中在他的早年与中年，对他晚年的论述少之又少，尤其这方面专著，几乎没有。太炎先生的《自定年谱》也只写到55岁，即1922年，以后岁月缺乏权威的记载。但更重要的原因大概都与鲁迅先生临终前留下的两篇文稿：《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对太炎先生做的盖棺定论有关。人们不敢反对与怀疑鲁迅的权威性与正确性。鲁迅先生高度评价了太炎先生，称他“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但对太炎先生晚年也有遗憾，“既离民众，渐入颓唐”“自收锋芒”“仓皇制作《同门录》”，竟没有将鲁迅先生列入门下，给人一种“落伍”印象。但鲁迅先生也说，“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而1949年后又把他塑造成“半截子革命者”的代表，用来敲打胜利后居功自傲又意志衰退的革命干部，防止再出现李自成或章太炎。这种对胜利后防止革命家落伍的实际需要，对“半截子革命者”的宣传从来没有放松过，作为反面教材的太炎先生的形象愈加固化了。因此人们对太炎先生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前期，加上他后期资料贫乏，尤其1927年至1929年他又两次遭到南京政府“通缉”，不得不四处藏匿，人们更无从了解他的行踪。正如鲁迅先生所称——“用自己的手与别人的手”筑起的墙与时代隔绝了，被逼退入“宁静的书斋”。人们也就缺乏对他晚年研究的兴趣了，研究也相对单薄，造成了对他晚年的误解。

一个老人往往会不及年轻时的奋勇与激进，这也是常态。太炎先生晚年肯定没有早年般奋勇。但评论一个人应当看在他各个历史时期，在主流问题面前的立场。太炎先生早年以反帝、反专制、反王权，冲锋陷阵；中年反复辟、反割据，维护法统，毫不屈服；晚年面临日寇侵华，他反日、反内战，坚定不移，他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气节是一贯的，总是站在历史的最前沿。所以“文革”结束后，国家有关方面第一次以法定形式发文确定八十三名历史人物为“中华英杰”，不允许随便否定与歪曲。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只确定了太炎先生与中山先生二人为“中华英杰”，作了全面肯定。

太炎先生是鲁迅先生最崇敬的人，鲁迅先生身上留下了太炎先生许许多多的印记，无论思想、性格、文风、为人、喜好等，都受太炎先生的巨大影响。尤其在日本流亡时期，他读太炎先生的《民报》，跟太炎先生学国文，参加太炎先生的“光复会”，用稿费将太炎先生从日本扣留所赎出，用稿费为太炎先生印著作……而这个时期正是鲁迅思想形成的最重要时期，太炎先生当时系列文章令他神旺、令他模仿、令他追随，他称之为“战斗文章”是太炎先生最大的功绩。但太炎先生逝世后，当局虽下“国葬令”，但完全抹杀了太炎先生的革命贡献，仅仅将他作为“一代宿儒”加以纪念，太炎先生及其弟子帮助他刊落早年的“战斗文章”，这一切让鲁迅感到愤慨，他既要为先师“辩诬”，又要批评太炎先生不该太忠厚而“自藏锋芒”，但他无意要刻画太炎先生的保守落后，只是有点惋惜，鲁迅的这两篇文章主要表达了他有志继续举起太炎先生革命的旗帜，成为当代的太炎，将革命进行到底！

对于什么是晚年，大家认识标准是不一的，我是把太炎先生最后四年定格为晚年，即结束漂泊、定居苏州、办学办刊、教书育人、坚定抗日的岁月，即相对安定得享天伦之乐的四年，他毕竟也是人，况且这也是他一生中精彩和成果迭出的岁月。我作为他的后裔，也年逾八旬，实在有责任来弥补这缺憾。过去数十年间，我在编《章太炎全集》过程中，研究和梳理了他的一生，出了多部这方面专著，等于完成了其中许多章节，奠定了我完成他的晚年一著的基础，得以从容从他北上见张、吴中讲学、迁居苏州、讲学办刊、晚年生活、他与抗战、晚年学术、身后哀荣、晚年评价等九个方面，加以详尽阐述，以弥补“章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也为人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参数。

很多名人之后都不约而同以完成先人论述为志，我也乐此不疲，尤其在疫情中，迫使我将难熬的日子变成有意义的光阴，也兑现了我祖母的嘱托要尽“后死之责”！当我写完这篇“前言”，终于长长吐了一口气，至于知我罪我，交给读者吧！

最后我想给这部书取个书名，就用先祖父自己的书件——“子其艰贞”四个字。这是他晚年的书件，是我见过他撰写的最大的书件，每字达一百三十多厘米，充分抒发了他内心某种情怀，勉励自己要艰贞不屈，这是他一生的写照。这四字取自《周易·明夷卦》，“明夷，利艰贞”。这幅巨作一直收藏在家中，去年我一起捐赠给先祖父故居——余杭仓前，共十大类五十一件文物，有未刊著述、书件、印章、文房、扇画等等，都带了他的余温回归故里，嘉奖家乡的发展，鼓励收藏与研究。一个没有收藏与研究的全国文保单位是可憾的。我也生活在商品社会，不是不知一定要有点钱，但我又不想把这些珍贵的文物变现，而想用得到的奖励去完成自己的一个心愿，即繁荣学术，弘扬“章学”！

写于2023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