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家：陈梓钧

初读青年作家陈梓钧的科幻小说，很容易被小说中满溢出的理想主义者光辉所打动，他笔下的主人公有着孤注一掷去造一艘船，前往世界尽头的勇气。而这或许也是独属于处女作的“特征”——洋溢少年气的一种激情与热血。

作家本人是清华航空航天学院的博士，目前从事航空航天相关的科研工作，专业的知识背景让他的小说有颇多让人眼前一亮的科幻“点子”。正如冷湖基地科学家邓李才所形容的：“他的想象力来自真正的科学，那些禁锢在公式和数据里的美，被他释放出来，形成了一个又一个惊艳的科幻创意。”

在中国科幻界甚至更大的圈层，刘慈欣是令人敬仰的存在，这一点在陈梓钧的经历上也有所验证。《球状闪电》打开了他的科幻大门，甚至“巧合”的是，他大学所选的专业也是与小说主角相近的流体力学，他笑着说：“我在书中‘陈博士’的影响下变成了真正的陈博士。”

从发表第一篇小说《海市蜃楼》到最新的《对抗样本》，一种转变正在发生，陈梓钧对科幻与现实两者间的奇妙关联越发感兴趣，下一阶段，他将持续探索“在迈向星辰大海的路上，我们重新认识了人与人类”的创作主题。在他看来，科幻作者是一只透镜，在夜晚时聚焦来自宇宙深处的星光，在白天时则聚焦现实与时代的光芒，而这些透下的光都能在纸上烧出名为文字的印痕。

陈梓钧/著

八光分·新星出版社

01

“整本小说集都是在试着回答刘慈欣

提出的一个问题”

记者：先来聊聊最新小说集的同名小说《闪耀》，开始读的时候，我还以为祁风扬是唯一主角，但随着故事进展，那个为了梦孤注一掷的女孩孙诗宁让我看到了另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身影，可以请你谈一谈这两位天才吗？或者说你怎么看理想主义者？

陈梓钧：感谢你一针见血的提问。《闪耀》确实是一篇专门为理想主义者而写的作品。在设计人物关系和剧情结构时，我想试着展现三类不同的理想主义者的高光与落寞。

在当时的我（大学时期）看来，典型的理想主义者是这么一类人：在做出人生选择时，考虑的不仅是当下，也包括充满不确定性的、乐观视角下的长远未来；考虑的不是自己个人的快乐，而是包括他人、团体乃至国家与全人类的共同快乐。用数学的语言讲，人生选择是一个“最优化问题”，而理想主义者优化人生的“目标函数”，在时间与空间的跨度范围上，都比现实主义者要大得多。

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有的人会成为这样，而有的又不会？我想到三种解答，由此构思了《闪耀》中的三个主要人物。

第一类的原型是埃隆·马斯克。天赋异禀、衣食无忧之后，寻常的享乐不再能满足他的需要，于是他需要更大时空尺度上的自我实现。《闪耀》中的霍长浩便是这一类人。

第二类的原型是海蒂·拉玛，以及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描写的巴尔沃亚。前者作为著名女影星，屡次结婚又逃婚，却发明了作为现代无线网络基础的跳频技术；后者是西班牙的逃亡者，却发现了太平洋。诗人海子可能也是这类人物。他们的共同点是寻求“到不朽之中寻求庇护”。我的感受是，他们在深层上并非为了追求理想，而是为了逃避某些东西。他们往往口号喊得最响，行动力也很强，但结局却是自毁性的悲剧。

在我的设想中，《闪耀》中的孙诗宁便是这样的人——具有某种精神“洁癖”，不顾一切地想逃避世俗的桎梏，最后将自己投入这样的精神之火中毁灭与“重生”。不过有点可惜的是，限于个人阅历和写作能力，小说中没有很好地表现出这种人设。

第三类的原型可能是我身边最常见的理想主义者，尤其是科幻迷们。他们不像第一类含着金汤匙出生，也不像第二类有着彻底与现实决裂的勇气。他们孤独地站在现实的大地上眺望理想的彼岸，想造一艘木船航行过去，却又担心远方一无所有，而造木船又砍尽了自己仅有的森林。在犹豫和徘徊之时，他们受到孙诗宁这类“行动派”的鼓舞，鼓起勇气造了船，遇到挫折，又战胜挫折，最后踏实地用汗水把理想化为现实。

这些认识也许还比较粗浅，但我觉得这三类理想主义者都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在《闪耀》中也是着力于这一点，用三人间的纠葛去推动剧情。少了任何一人，都无法实现结局中的“为人类打开通往星辰大海的道路”。

记者：接上个问题，《闪耀》其实是一个非常电影化的小说，里面有个细节，在发射那一刻，“祁风扬的手停住了，但最终他长叹一口气，将原本伸向红色按钮的手顺势换成了胜利的手势。”这段描写很能联想到某种电影动作，不知道你是否认可这是一篇“电影化”的小说？

陈梓钧：再次感谢敏锐的提问！这篇小说创作之初的一个目标，就是按电影的节奏和画面去编织剧情，为可能的影视化改编而量身定制。为此我还翻了不少编剧教材，譬如罗伯特·麦基的《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布莱克·斯奈德的《救猫咪：电影编剧指南》等。

记者：但也有人认为“为电影的写作”有可能影响小说的根本，你觉得呢？

陈梓钧：是的，电影的“镣铐”比小说更多，受限于它商业化、重资产和高风险的性质，也不适合“一个人、一支笔”的创作方式。另外，虽然视觉化更适合于科幻的世界观展现，但同时也束缚了想象力——就像《三体》中的四维空间一样。如果为电影而写作，那是很难写出如特德·姜《你一生的故事》这种抽象又震撼的作品的。我创作时也会提醒自己：要明确这次动笔的目标是什么，是为了争取一个“不太靠谱”的影视化改编，还是一次酣畅淋漓的自我表达？如果是后者，那当然就不必“为电影而写作”。

记者：后记里提到《海市蜃楼》一篇是对理想有了怀疑写下的小说，而《闪耀》则是重燃理想的小说，其中经历了什么？

陈梓钧：《海市蜃楼》写于大一，我刚刚入学清华大学钱学森力学班。以前在高中多少还算是个尖子生，但到了这里，身边都是“大神”，竞赛金牌、高考状元比比皆是，加上有末位淘汰机制，会感到很大的压力。哪怕你的“理想”鼓舞你365天每天刷题不休、奋斗不止，也比不上“大神”的临场发挥。当时就有些自我怀疑了。

后来问题的解决也比较简单，改进了学习方法，也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学科，加上一些前辈和引路人的点拨，心态就转变了。

记者：我们经常说故乡是一个作家的根，有很多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学地理标志，如果把这一点投射到你的小说中，“世界尽头的海”会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意象或者说一种精神承载地。

陈梓钧：我出生在广东珠海，那是个面朝大海的城市。但对于我来说，却是很寻常不过的事物。之所以经常在作品中涉及海洋，是因为海洋和星空一样充满神秘，又非常丰富，还有未被探索的空间，给科幻留有了想象的余地。

记者：实际上，这本小说集里还有另一个多次出现的要素，就是信，这些信蕴含着写信者的期待、理想或未能完成之事，它们对于文本抒情性的呈现有很大作用。

陈梓钧：斯坦尼斯拉夫·莱姆在小说集《完美的真空》中也经常使用这种手法，包括虚构的信、虚构的书评、虚构的诺贝尔奖得奖感言等。

我觉得“信”可以迅速将读者作为“读信人”拉进一个虚构的世界中。而且，“信”可以在较小篇幅内呈现很高的情感浓度，可以紧凑地展现剧情、人物关系和科幻设定，最后再把未竟事业的接力棒抛到“读信人”（读者）的手里，让读者不自觉地扮演虚构世界中的某个人物，对于主题表现很有帮助。

记者：这本小说集的最后一篇收录了一篇非虚构科普文，专业细致地描绘了关于太空探索的未来蓝图，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陈梓钧：科普文《超自动化时代的太空探索》，其实也是对前文所有的虚构小说作一个小结。

集子里收录的小说，基本上都是在试着回答刘慈欣提出的一个问题——“人类究竟会变成内向的文明，还是外向的文明？”。所以，故事几乎都围绕“理想与现实的撕裂”、“远方与世俗的矛盾”进行展开，尝试思考“人类究竟是为什么而去远方”。

但几年过去，我对实际航天工程和技术有了更多的了解，发现二者其实并不是矛盾的。技术发展路线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岔道口，而是一片有无穷可能性的平原。现实的复杂性远远超出想象，小说和电影中的许多矛盾，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矛盾。实际技术问题的解决也更多靠着沟通和包容，而不是二元对立。这是我想传达的内容。

02

科幻与现实二者的关系里

蕴藏着巨大的能量

记者：小说集写作跨度长达十年，你是否感觉到生活或现实带来的对写作的影响？

陈梓钧：我几乎都是写在当下。以前对于社会生活的关注相对较少。因为除了学习外基本没有经历什么挫折，所以目光更多投向书本，想一些天马行空的东西。这也离不开清华的书斋环境对自己的影响与包容。

后来毕业离开，感到来自现实的大环境的压力，关注点是有一些转移。

一方面，科幻小说当然要发挥科幻的特长，要狂野地展开想象的翅膀，去触碰前人从未涉足的远方。但另一方面，那些“出圈”科幻作品几乎都对现实有着深刻的观察。

记者：关于这一点，编辑夏桑跟我聊到你的最新作《对抗样本》就跟之前的文本很不一样，他觉得生活阅历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陈梓钧：是的，这篇作品对我自己也是一次全新的创作体验。过去的作品归纳起来，就是“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随着年龄增长，也随着科研工作的更加深入，我渐渐觉得“星辰大海”虽然是我心之所向，但也许并不是很多人所关心的问题。甚至，在漫长的人生中，这种激情也很难对抗得了日积月累的辛劳和世俗洪流的冲刷（比如加班）。

近年来，我们见证了很多历史，见证了很多事物的升起与崩塌。科幻也随着《流浪地球》等电影作品的上映更加出圈，在各种行业和各种维度上深度侵入了现实。“如何用科幻奏响现实的回音”，在风起云涌的世界上，或许成了我们这一辈科幻作者绕不开的话题。阅读阿缺、宝树、爱潜水的乌贼等作家的作品，更加坚定了我的这一想法。

当然，这也不意味着要放弃“星辰大海”。刘慈欣说过，科幻是一架飞机，作者不应该让它在现实的大地上跟汽车一起红灯停、绿灯行，而是要让它狂野地翱翔在想象力的天空。而在我的感觉中，科幻作者是一只透镜，在夜晚时聚焦来自宇宙深处的星光，在白天时则聚焦现实与时代的光芒。二者的光并无本质的差别，都能在纸上烧出名为文字的印痕。而揭开这二者间的奇妙关联，是阅读科幻的快乐源泉之一。

“在迈向星辰大海的路上，我们重新认识了人与人类”，这可能构成我下一个阶段创作的主题。希望能在给大家带来有趣点子之余，也带来一些可以引发讨论的独特视角。

记者：你自述是在《球状闪电》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开始迷上科幻小说，那提到中国科幻，不得不提刘慈欣，但正如夏笳在小说集序言中问出的那个问题：后刘慈欣时代，青年作家应该如何写作？她在里面提到了你的小说对其精神继承的一面，当然也提到了突破的部分。

陈梓钧：我刚刚提过这本小说集基本上都是在试着回答刘慈欣老师提出的一个问题，本质上还是二元对立的主题模式。

另外，小说集中的宏大叙事、集体主义、技术乐观主义、远视主义、探索精神，“个体与集体的非等价交换”，“希望的辩证法”，以“科幻点子”为核心和最高优先级编造故事的方法，空间和时间尺度上的极致缩放和拉伸，也都是对他的学习和模仿。

再说到夏笳老师所说的“后刘慈欣时代”。其实这脱离不了现实时代的影响。也许，通过对比大刘经历过的时代，和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时代，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一方面，事情比以前更“复杂”了。首先是科学变得复杂。经典力学、物理学和天文学尚未带给我们更多震撼的新发现，“第一性原理”所带来的清晰而深刻的解释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人工智能、脑科学这样复杂而玄奥的学科；另外，大家看的故事也变得复杂了，简单的剧情满足不了读者，需要更烧脑的剧情和更有层次的人物。但小说的限制就摆在那儿，怎么化繁为简，如何循循善诱，值得思考和尝试。

另一方面，主题比以前更“现实”了。随着科幻迷群体年龄的增长，读者年龄范围和阅历不断扩张。这导致“月亮还是六便士”的辩论变得没有意义。读者不再仅仅从科幻中找精神慰藉，而开始寻求“对现实的隐喻”，希望科幻承担“科教的责任”，期望对某些价值观“破而后立”，还要寻找“理想与现实”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法。但这其实不是科幻本该承担的事儿，做起来也难。但其中确实蕴含着很巨大的能量，可能足以支撑起下一部《三体》级别的破圈大作。

正如夏笳老师给予的期待：破黑暗森林之“壁”，要跳出问题本身，审视问题的前提，找到“黑”与“白”之外的第三种颜色。从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的《E.T.外星人》到刘慈欣的《黑暗森林》，我们走到了“螺旋式上升”的一半，从相信善意的天真孩童变为了沉默警惕的少年；而在下一半螺旋的尽头，或许就有着为“后刘慈欣时代”立下界碑的下一部科幻大作。

记者：之前我看到学者宋明炜在他的研究文章里将新一代中国科幻作家称为中国科幻的“新浪潮”，他认为新一代作家，都对技术发展有比较尖锐的反思。你的小说是与你的知识背景结合相当紧密的创作，你会如何理解他所提到的技术反思？

陈梓钧：以往我们理解的“技术反思”可能等同于“反技术”，譬如滥用科技对环境的破坏、赛博朋克世界中人性的沦丧、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失业、生物技术导致人类异化和伦理问题，还有MAD SCIENTIST的“砖家”形象，等等。

但现在我理解的“技术反思”不是“反技术”。我们都很明显地感到技术进步对我们生活的改善、对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虽然也看到了由此引发的问题，但总体来说是正面的。我认为的“技术反思”是一种预警。它不对科技进行妖魔化，甚至不否认“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指出了“在现阶段技术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让我们把问题指出来”。这种观点更加务实，可能是近年来科幻“破圈”、与现实互相侵入的结果。

记者：最后结合近期的热门话题——ChatGPT，人工智能写作不是最新冒出来的概念，随着它的进步，我们常常需要回应一个问题：什么是人不可被机器人替代的东西？科幻还能如何想象机器，以及我们与机器的关系？

陈梓钧：从我的经验来看，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脑科学的前沿进展。唯物地说，人脑和芯片都是物质构成的，既然人脑能产生自我意识，芯片就没有绝对不能产生意识的理由。

理论上说，人都是可以被机器替代的。但不必悲观，因为我们可能会面临三个场景：

1、人脑的“制造成本”远低于一台相同能力的机器的制造成本；

2、因为某种客观规律限制，具有自我意识的机器，也必然和人脑一样低效和易损，从而失去机器在计算速度上的优势；

3、发明具有自我意识的机器，意味着人类对自身大脑和自我意识有了深刻认识，因此也同时具备了“升级”自己大脑的能力。

在这三个场景下，人就不会被机器所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