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震：郭沫若笔名谈
一张名片
郭沫若纪念馆藏有一张郭沫若的名片，竖行繁体字：右上台头两行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中间为姓名，清楚地印着“郭沬若”，左下角文字为“四川乐山”（见图片）。
我是最近翻检资料才看到这张名片，在这之前，正在考虑新近一篇考察郭沫若一首佚诗的文章最后遗留的那个问题：“昧若”，是否就是郭沫若所署笔名？这篇文章披露并详尽查考了一首篇名作《隔海送时珍赴德行》的诗，署名“昧若”，发表于《自觉月刊》第一卷第二号。文章认为该诗为郭沫若所作。文章的考证应该说做得非常仔细，唯独留下一个最关键的署名问题未能考订凿实。这样一来，将该诗作为郭沫若佚文的一篇史料是可以的，但要将其作为作品文献收入郭沫若作品全集，譬如，正在编辑中的《郭沫若全集·补编》，似仍需要仔细斟酌。事实上发表在刊物上的该诗若无署名，考订做到这一步也就可以了，但该诗既署名为“昧若”所作，那就需要对这个署名要么证伪，要么辨真，予以订定，以确认该诗完整的历史信息。
由是我想到，郭沫若的笔名还是需要认真再做点梳理考订工作的。因为上世纪80年代虽然有过若干经整理刊出的郭沫若笔名录、现代作家笔名录等等。可是自那以后，一方面，郭沫若笔名的问题再没有被研究者认真考察过。另一方面，这些名录都将郭沫若的字、号、别名、化名等与笔名混为一谈，且其中存在不少疏误，乃至有不知所出者。书信署名亦被混同为笔名，却又缺失甚多。
“沫”与“沬”
问题既因那张名片而起，就先来谈谈“沫”与“沬”两个字。过去也曾注意到在旧报刊上郭沫若文章作品的署名出现有“郭沬若”的情况，但一直以为这只是排版过程中排字工人的误植。印刷厂以前用铅字排版做纸型，需要排字工人从铅字盘中一个一个捡出字模。“沫”“沬”二字字形笔画相近，在字盘里的位置也会相近，错捡的可能就大，造成误植，不足为怪。
但是名片的印制，排版应该格外仔细，尤其是片主姓名的排印，很难说会误植。不过凡事都可能有“万一”，所以看到这张印作“郭沬若”的名片后，我即以案头随手可以翻检到的文字资料做了一番考察，看看是否就是个“万一”？结果令我大为惊讶：在郭沫若以前发表或出版的文章著述，即印刷物中，署名实际上印作“郭沬若”者有相当数量（因只是根据手边翻检的资料，不好做出统计意义上数量大小占比的分析）。我挑拣了少许，作了几张图片随文，以便直观地看一看这种情况。
图一：几种郭沫若作品集内封页的署名。
创造社出版部是创造社的出版机构，大量出版有郭沫若的作品著述。光华书局和现代书局都是与郭沫若有人际交往关系，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了许多郭沫若作品著述的书局。这几家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中署名作“郭沬若”的尚有多种（就我所见）。
图二：《东方文艺》《剧场艺术》《质文》几种刊物上刊文的署名，这是在郭沫若流亡日本时期。《剧场艺术》《质文》为在日本东京出版印行的刊物。
图三：《救亡日报》刊文的署名，“沬”“沫”均有。郭沫若是《救亡日报》社社长。
图四：《中国诗坛》的同一页，两篇文字，一作“郭沫若”，一作“郭沬若”。这种两字在同一期刊物混用的情况并非个案。
郭沫若文章著述署名中的这种情况，人们在实际上大概都视而未（不）见。当然不是主观故意上的不见，确实因两字的字形，如非有意查看，不会注意到是“沫”还是“沬”。但是既然注意到了这种情况的存在，就得对此问个究竟。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我想无非两个原因：一是排字时误植，一是“沫”“沬”两字通用。误植的情况肯定会有（如前所说因铅字排版的方式），但不会成为数量很多的现象。那应该就是两字通用的原因，但可以证实吗？郭沫若虽然曾在《创造十年续篇》中称“沫若”的含义实指沬水、若水，但古代另有一条位于河南的河流名沬水。大概郭沫若当时也不太有把握，所以“沬若”“沫若”的署名，一开始就都有使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些文字的民间使用，包括约定俗成的用法，与今不尽相同，不过“沫”“沬”两字的使用有无这种情况，我们今天无从知晓。
或者只有通过字典来查找相关信息。在查阅了若干字典（词典）后，在《康熙字典》对“沫”字的释读中我找到了这样的信息：
音末。水名。【說文】水出蜀西徼外，東南入江。
又浮沫也。【莊子·大宗師】相煦以濕，相濡以沫。
……
又汗流貌。【前漢·郊祀歌】霑赤汗，沫流赭。【註】應劭曰：流沫如赭也。李奇曰：沫如靧面之靧。師古曰：沫沬兩通。沬者，言被面如頮也，字從水傍，午未之未，音呼內反。沫者，言汗流沫出也，字從水傍，本末之末，音亦如之。
……
师古，颜师古，唐代经学家。按其注说“沫沬两通”。【說文】以“靧”“頮”均为“沬”的异体字。“沫”“沬”既两通，那么“沫若”与“沬若”岂非亦“两通”。“沫”“沬”二字字义的这种关系，当时是否就是在一定范围内（譬如，出版、印刷行业）的通识？郭沫若在主观上是否知晓这一点（虽然他自己名字的用字，应该不会不注意到“沫”“沬”两字字形笔画上的差异）？于今似已不得而知了，但以字（辞）典对字义的释读，可以确认“沫”“沬”两字的关系。
《脱离蒋介石以后》中写到的一个历史细节颇有意思：1927年4月，郭沫若受命前往上海主持总政治部上海分部工作，尚未到达上海，即得知蒋介石已经查封了上海分部，遂暂留苏州，期间致信蔡畅，“报告我的行踪，并报告富春同志已到上海的消息”。“但我不能公开地通信，我写给蔡畅的信上，‘沫'字是写成‘妹'字的，于是‘土豪劣绅'一变而为‘母豪劣绅'了”。用“妹”字，或许是藉性别用字迷惑外人，但对于接信人，相必是凭读音，即能知其为“沫若”。这是不是也可以印证“沬若”通“沫若”。
从“沫沬两通”，我们可以进而讨论“昧若”这个署名。
《汉典》解“沬”，“通〈昧〉”，《辞源》亦解“沬”，“通‘昧'”，则“昧若”与“沬若”或“沫若”是不是也可以视作通用。如是，则可为“昧若”是否郭沫若笔名作解。当然这完全是从字义上去推断。署名“昧若”的作品，仅见《隔海送时珍赴德行》一诗，如有新的史料，或另有署名“昧若”的文章作品发现，或可再作进一步的考证。
笔名辑录
梳理郭沫若的笔名录，有一个原则需要确认，即，笔名的含义不能泛化，要准确。所谓笔名，自然与用笔写作相关，是用来为撰写作品、著述署名所用。字、号、别名、化名等，不同于笔名，若不用于文章著述署名，则不应称之为笔名。
郭沫若使用笔名，始自留学日本时期的1919年，大致依照时间顺序做一梳理，可以辑录如下，每一笔名之后，列举一篇其所署名的文章、作品、译著等信息：
夏社，《抵制日货之究竟》，上海《黑潮》月刊1919年第一卷第二号。
夏社，是郭沫若与几个同学组织的一个小小社团，郭沫若主要担负撰写文章的工作。以此署名文章，实际上还并非有意作为个人笔名，只是因其署名发表的文章为郭沫若撰写，故视为郭沫若笔名。
沫若，《鹭鹚》《抱和儿浴博多湾》，1919年9月11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这是郭沫若初次使用这一笔名。
郭开贞，《同文同种辩》，上海《黑潮》月刊1919年第一卷第二号。
开贞，《风》，上海《黑潮》月刊1919年第一卷第二号。
“开贞”是郭沫若本名，此时以“郭开贞”、“开贞”为文章署名，应该是以本名署名。但在“郭沫若”实际上成为本名（见下文）后，作为郭沫若作品文献资料，其亦可视为笔名。
郭沫若，“通讯”致陆友白信，上海《黑潮》月刊1920年第一卷第三号。
本期《黑潮》尚有诗《箱崎吊古》，目录页署名“郭沫若”，内文署“沫若”。
沫，《葬鸡》，1920年10月16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麦克昂，《英雄树》，《创造月刊》1928年1月第1卷第8期。
“我这‘麦克'是英文maker（作者）的音译，‘昂'者我也，所以麦克昂就是‘作者是我'的意思”。
杜顽庶，《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上海《思想月刊》1928年第4期。
杜衎，《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上海《东方杂志》半月刊1929年第26卷第8期、9期、第11期、12期。
易坎人，译著《屠场》（美）辛克莱著，上海南强书局1929年8月初版。
坎人，译著《石炭王》（美）辛克莱著，上海乐群出版社1928年11月初版。
“我开始在国内重新发表文章时还不敢用本名。……最初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用的是杜衎的假名。《石炭王》《屠场》《煤油》，用的是易坎人。这些假名的用意是这样的。我的母亲姓杜，而我母亲的性格是衎直的，我为纪念我的母亲，故假名为杜衎。我自己是一个重听者，在斑疹伤寒痊愈之后，虽然静养了一年，而听觉始终只恢复到半聋以下的程度。《易经》上的坎卦，其‘于人也为聋'，故我这个聋子便取名为易坎人。”
杜荃，《读〈中国封建社会史〉》，《新思潮》1930年1月第2、3期合刊。
杜衍，《抗敌与民主的不可分性》，1937年7月30日上海《人间十日》旬刊第14期。
郭鼎堂，《臣辰盉铭考释》，北平《燕京学报》1931年6月第9期。
有笔名录认定“郭鼎堂”始用于1926年2月商务印书馆初版的《约翰沁孤的戏曲集》，署名作“郭鼎堂译述”，有误。“鼎堂”之名是郭沫若流亡日本之后1929年起才使用的。商务印书馆初版印行的《约翰沁孤的戏曲集》署名“郭沫若译述”，改版后方署“郭鼎堂译述”。
“大约就从一九二九年起，我对于一部分的友人写信，便用起‘鼎堂’这个号来。有时又写写‘石沱’”。“《说文解字》上说道‘古文以贞为鼎，以鼎为贞'，原来贞鼎两个字是可以通用的。事实上殷代的卜辞常常用鼎为贞，周代的金文往往用贞为鼎。鼎而附之以堂者去其音‘丁当’，取其义 ‘鼎当’”。“‘鼎堂’两个字的被人公开使用，是在一九三一年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毛公鼎之年代》的时候。那是杂志的编辑先生所要求的，而且还要大辟一下，不好使用‘郭’字”。
鼎堂，《初出夔门》，上海《宇宙风》半月刊1935年9月16日第1期（创刊号）。
谷人，《阿活乐脱儿》，日本东京《杂文》月刊1935年5月第1号（创刊号）。
安娜，《天亮黑一黑》，日本东京《质文》月刊1936年6月第5-6期合刊。
石沱，译著《生命之科学》（英）威尔士原作，第1册（该书第1编至第3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10月初版。
“‘石沱’呢？也是和‘鼎’相关的。周代末期的鼎铭中每每称鼎为‘石沱’或者‘石它’，或在‘石它’旁边各加鼎旁（其实它字及沱字旁都该写成‘也’字，是旧时的人译错了）。这是鼎的别名，或许是南国的方言”。
高汝鸿，选译《日本短篇小说集》（芥川龙之介等原作），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3月初版。
白圭，《文化与战争》，1939年3月19日重庆《大公报》。
“我在进行着出国的事，连护照都已经弄好了，用的是‘白圭'的假名。但有的朋友向我劝告：到南洋去并没有一定的把握，何不在国内先搞好一个基础，再去募集也比较容易一些？”
（石鼎）（鼎它）生，书《四用寺字韵》（苏子楼）一诗并跋，1944年2月13日。
牛何之，《续“狐狸篇”》，上海《评论报》周刊1947年2月第13期。
羊易之，《这个就叫最民主》，上海《群众》周刊1947年2月第14卷第8期。
龙子，《发辫的争论》，1956年7月18日《人民日报》。
克拉克，《乌鸦的独白》，1956年8月4日《人民日报》。
江耦，《曹操年表》，《历史研究》1959年第3期。
石沱子，《题自画荷花》，1962年6月6日。
石沱生，《书为傅抱石周甲》石沱生撰并书，1963年秋。
于硕，《〈兰亭序〉并非铁案》，《文物》1965年第10期。
署为这一笔名的，还有发表于《文物》1965年第11期的《东吴已有“暮”字》一文。各种郭沫若笔名录似都未辑录“于硕”，有人还曾在1991年专门著文断定署“于硕”之名的文章非郭沫若所作，也就否定了“于硕”系郭沫若所用笔名。而收录有这两篇文章的《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早已于1984年8月出版。
在郭沫若的手稿资料中还留下有这样几个笔名：
胡兑，《“闷葫芦中的药”》，作于1937年4月，讥讽了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
手稿上郭沫若另写有“请托妥人抄写一遍，再发出。”但文章未见刊出。
老丘八， 1941年4月为李可染画《峡里行舟图》作题画诗，署此名，并钤印“郭武”。
该诗后收入《潮汐集·汐集》，文字略有不同，但无落款署名。1970年7月，郭沫若在一封致林要的信函中解释说：“‘老丘八'者老兵也。‘郭武' 乃汉印，盗用之。”
河芷，《罪恶的金字塔》是郭沫若发表于桂林《诗创作》1941年9月第3、4期合刊的一首诗歌作品，后收入《蜩螗集》。但在郭沫若手稿中保存有一篇抄录清晰的该诗手稿，是一份誊录稿，因为一同保存的还有几页草稿。这份誊录清晰整齐的手稿，署名作“河芷”，应该是为发表所用。
发表的《罪恶的金字塔》一诗未署此名，如果不能另外发现有署此名发表的文章作品，则“河芷”只能称之为拟用笔名。
以上系郭沫若使用的笔名。在几种郭沫若笔名别名录（包括网络上的）中辑录的那些非做笔名之用的各种名号、化名等，应该与此区别开来。还有一些所谓的笔名，更是需要厘清的：
“尚武”“定甫”“定甫氏”“竹君”，这几个名号只出现在郭沫若少年时代在学堂读书时使用的笔记本、讲义上，既非父母取定的名号，亦非为学籍所用，更不是撰写诗文所用之署名，不能称为笔名。
“文豹”“八儿”等乳名、父母爱称，与笔名乃至名号毫不相干。
“高浩然”“吴诚”“杨伯勉”，是郭沫若使用过的假（化）名。1927年3月，郭沫若从九江前往南昌。“我假充为第三军的一个参谋，姓高名叫浩然”。1928年2月郭沫若被迫流亡日本。“买船票的时候，我用的是假名吴诚，南昌大学的教授，目的是往东京考察教育”。从上海乘船前往日本时即使用了这一假名。1937年7月，郭沫若从日本秘密回国，“用的假名叫Young Patming”,即“杨伯勉”。它们均不能称为郭沫若笔名。
“林守仁”，1928年夏秋之际，为到东洋文库查阅甲骨文资料，郭沫若借用了此名。“我那时还没有公开地使用自己的本名，川上（应为山上）却把他在中国所使用过的假名林守仁，又让我假上了”。这个假名未做它用，不是笔名。
“李季”，郭沫若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931年12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该书出版后，为国民党当局查禁。书商即将该书封面换掉，伪托“李季译”（实际上李季另有其人），以后坊间好多印本亦作“李季译”。上海群益出版社1947年3月初版印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时，郭沫若在“序言中写道：“为了负责起见，当然要把我的名字改回来。”所以，“李季”不能视为郭沫若所用笔名。
“佐藤和夫”，郭沫若长子之名。郭沫若流亡日本时期因其政治流亡者的身份，与国内朋友书信联系，有以此名作为接受对方回复信函时书写于信封所用。但既未以此作书信署名，更没有作为笔名。
几种笔名别名录中还有一些离谱的所谓笔名，这里就不再耗费笔墨了。
笔名与本名
郭沫若在《鼎》中谈及“沫若”一名的缘起：“我的父母替我取的大名原来叫‘开贞'开是排行名，贞便是本名。前些年辰在日本做学生的时候，家里由上海的银行汇款来，曾经被人把我当成‘女士'。我对于这个大名素来不喜欢，随后便另外取了一个‘沫若'的笔名。”可见，“沫若”这个名字的缘起，其实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作为笔名，一是取代“不喜欢”的本名而作为日常生活所使用的名字。
所以，有了“沫若”的名字之后，其不仅作为笔名使用，亦成为与人交往时的常用名。先后两期《黑潮》杂志上的几个署名，很清晰地呈现了这种情况。发表于《黑潮》月刊1919年10月10日第一卷第二号的《同文同种辩》一文，署名“郭开贞”，同时发表的还有诗《风》，署名“开贞”。而发表于《黑潮》月刊1920年1月第一卷第三号的诗《箱崎吊古》，署名“沫若”，同时发表的还有致陆友白信（以《通讯》为题），署名“郭沫若”。
此后，“沫若”成为惯常使用的名字。从当时留下的许多史料中，譬如：《三叶集》、“郑伯奇日记”“赵南公日记”等，都可以看到这一情形。而本名“开贞”，只留在家书中，以及九州帝国大学的学籍簿上与校内学习活动中。1923年3月郭沫若从九州帝国大学毕业，之后，“开贞”的本名，大概也就只有在给父母亲和兄弟姐妹的家书中才会使用了。
事实上，作为笔名的“郭沫若”与作为常用名的“郭沫若”已合二为一。郭沫若再提及本名时，所指已经不是“郭开贞”，而是“郭沫若”。1921年7月2日，他写了一则启事，以《郭沫若启事》为名，刊载于7月3日、4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这则启事写道：“沫若从事文学的述作两年于兹，所有一切稿件，均署本名，不曾另用别名，今后亦永远抱此宗旨不改。恐有疑似之处，特此先行申明，有昭己责。”
流亡日本初期，郭沫若曾不得不以“鼎堂”等笔名发表文章著述，“但后来我的本名又渐渐被人使用了——是的，在这一点上，我的确是被动。那是因为时间经久了，我并没有从事实际上的任何活动，而我所写的东西，不是文艺作品便是历史研究，乃至如甲骨文、钟鼎文那样完全古董性质的东西，再说郭沫若三个字的商品价值究竟要高一点，因此郭沫若又才渐渐被人使用起来了。”
所以，“郭沫若”开始时虽曾作为笔名使用，但后来成为本名，“郭开贞”或应称为原名，以作区分。
书信署名、书画印章
书信的书写与文字相关，也有署名的问题。郭沫若在书信中除使用本名、笔名以为署名之外，还有一些署名仅用于往来书信，所以不宜将书信署名笼统归之为笔名，也即是说，仅用于书信的署名，不宜称为笔名。郭沫若书信署名的情况大致如下：
与父母亲通信，署名均为“（男）开贞”。
与兄弟姊妹等同辈通信，署名作“（弟）贞”“（兄）贞”，其中与郭开运通信时间最久，中年后署名使用过“（兄）鼎”“（兄）鼎堂”，主要使用“（兄）沫若”。与于立群通信，使用过“贞”。
与晚辈通书信，使用过“八叔”“八舅”“八爸”等署名。
在与朋友或其他各个方面交往的书信中，一般均使用“郭沫若”或“沫若”。“鼎堂”亦多有使用，还有使用到“郭鼎堂”“石沱生”“石沱”等笔名。
另有一些仅见之于书信的署名：
爱牟，这个署名比较特殊。“爱牟”系郭沫若“身边小说”中的人物，曾以之为致成仿吾信、致林南信署名。
羽公，致赵清阁信（1943年）曾用署名。
M.J.Kuo，罗马拼音的缩写，为致李德谟信（1937年6月）署名。
老兵，致周国平信（1968年）所用署名。周国平复信并诗作《寄语老兵》。
流亡日本期间，郭沫若与日本东京文求堂田中庆太郎父子通信多年，在“郭沫若”“沫若”“郭鼎堂”之外还使用过多种署名：
郭开贞
阿和乃古登志，日语“沫の如し”音译。
魔都耶苦，与“沫若”日文读音同。
沫
王假维
蒙倛外史，蒙倛，古时腊月驱逐疫鬼或出丧时所用之神像。
释空如
蒙倛生
蒙倛
倛
M.J．“沫若”日文读音的缩写字母，亦为英语MoJo(“沫若”韦式拼音)缩写。
M.J.Kuo
（石鼎）(鼎它)生
仅用于信封署名的有：佐藤、佐藤和夫、跛脚仙人
这些署名均见《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
书画也是一种作品。郭沫若的画作不多，书法作品却非常多，署名多以“郭沫若”“沫若”，也有用到其他一些笔名。这与文章著述无异。但书画创作与文章写作署名有一个不同之处，即，于署名之外还钤有印章，包括名号章、引首章、闲章等。郭沫若使用过的印章除“郭沫若”“沫若”，尚有“沫若长年”“戎马书生”“乐山郭氏”“（石鼎）(鼎它)”“郭武”“丁父”“乾坤赤”等。这些印章所用名号不宜称为笔名。
（文中“石鼎”“鼎它”这两个字，因无法书写，由“石”和“鼎”、“鼎”和“它”构成，特此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