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年高文”的不断新生
癸卯学制《初级师范学堂章程》第三次稿本中关于“中国文”一科教法的规定和批改。
在近现代中国，“文章”传承之中有中、西、日之间多元的互动。即使是最须体现自家特色的“国文”，在观念的层面亦介入了“世界文学”的对话之中。
1942年，钱穆先生在一篇讲演稿的开端，即对中国文字之“绵历”感慨系之。他列举“关关雎鸠”为“三千年前之诗歌”，“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为“三千年前之史记”，“学而时习之”为“二千五百年前一圣人之言辞”，降及《庄子》《孟子》《老子》之文，莫不为二千余年前哲人之著作、对话、格言，对现代之国人而言，却亦并不遥远：
即在二千年后之今日，翻阅二千年前之古籍，文字同、语法同，明白如话，栩栩如生，此何等事！中国人习熟而不察，恬不以为怪。试游埃及、巴比伦，寻问其土著，于彼皇古所创画式表音文字，犹有能认识使用者否？不仅如此，即古希腊文、拉丁文，今日欧洲人士能识能读者又几？犹不仅于此，即在十四五世纪，彼中以文学大名传世之宏著，今日之宿学，非翻字典亦不能骤晓也。
钱先生铺叙古典，比照异邦，反复致意，强调的正是中国文学对本民族文化绵延、熔凝之大用。即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经学解纽，儒门淡薄，而“古文”的流风余韵却仍未全然衰息。先秦古籍对今天的国人仍然“明白如话”，显然不全是“与生俱来”或者“不证自明”的。古文之“栩栩如生”、琅琅上口，事实上正离不开语文教育的作用。
传统“古文”如何在晚清新旧变局之后继续传承并融入新的教育、文化体制？现代意义上的“国文”学科体系如何形成？近现代“新知”的传播如何与语体、文体的变革互为推挽？近年来，文学史、教育学、思想史、制度史等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相关议题作出了探索，而陆胤新著《国文的创生：清季文学教育与知识衍变》，乃是一部以文学研究为核心，以教育制度史和阅读史为背景，深入体贴历史血脉和观念肌理的力作。
“文言”与“白话”之间的广阔光谱
《国文的创生》考察清季新式文学教育的发展，聚焦的时段是从清末“新政十年”向前延伸到甲午战争，也即从光绪二十一年至宣统三年（1895—1911）这十七年间。据作者考证，现代意义上的“国文”一词始自幕末、明治时期的日本（1860年代以后），逐渐发展出了文字、文体、文学传统等多层次的内涵。光绪末年（1890年代）传入中国知识界，从专指日文演化为泛指某一国家本国文字与文学的概念；后被官方确认，用于指称“中国文法字义”。在这一时期，“国文”指向经史词章，成为旧学、国粹的象征，与趋新的“国语”形成对峙，就不是难于索解之事了。
在观念背景上，“国文”与“国语”类似，都具有现代与全球视野下民族国家想象的潜在内涵。但在清季中国人的史记理解和教育实践中，“国文”无疑又与中国固有的“古文”传统存在千丝万缕的血脉联系。最直接的一层现实因素，便是晚清各级学堂中担当国文课程的，多是科举出身的“中学教习”。在教学内容方面，清末民初中等、高等学堂的“国文”读本，常常就是古文选本。如程先甲《高等国文学教科书》、吴曾祺《中学国文教科书》、林纾《中学国文读本》、唐文治《高等国文读本》等等，皆为其例。在初等启蒙教育中，“文言”也大有用武之地。光绪三年（1877），传教士狄考文（C.W.Mateer）有鉴于中国文言不便初学理解的缺点，曾建议华北地区的教科书宜用官话（mandarin）编写。不过，清季中国人所编教科书，或安排了“文话”“白话”并置的体例（《蒙学报》，1897—1898），或采用了“浅近文言”这种折中语体（《蒙学读本全书》，1902）；“文言”作为正式语体、知识媒介的属性颇为稳固。
从古迄今，“古文”“古文辞”“文言文”“古代汉语”这些相似而相异的概念，背后各有其学术背景和观念谱系，或意在“句读不葺”背后的“古道”，或强调各体“辞章”内在的审美属性，或为和口语白话对立的语体概念，或系针对特定时期的历史语言学术语。考察“文、白”问题，无疑需要语言学、文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深入互动。陆著指出，文、白书写内部皆有复杂层次，二者之间亦存在广阔的中间地带，将“文言”与“白话”对峙起来的看法很可能要相当晚近才产生。在前人从文学史（如夏晓虹、王风等）、翻译史（如郑海娟）等角度对“文白”问题所作研究的基础上，陆著侧重从教育史的视野，发掘“读本”文献实例（如“华盛顿斫樱桃树”和“说猫”等浅近文言课文）。
“五四”以后，不但传统的私塾教育仍有延续，在新式学校中也不乏对“文言文”的提倡。如罗常培自述其1920年代在平津地区教授中学国文的经历，提到当时中学教师多以《古文观止》为“枕中鸿宝”，南开中学有两位老先生以讲授《陈情表》《出师表》为拿手好戏，不幸获赠“臣密言”和“臣亮言”的雅号。虽然罗氏意在批评旧教法，但也颇能窥见当时一般情形。舒芜曾回忆1934年左右，桐城中学的初中国文老师殷善夫“只讲文言文，作文也只出文言文的题目”；而另一位吴步尹先生，则喜讲授周氏兄弟的新文学作品。可见在地域传统的影响外，教师个人的因素在教育“现场”可能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又如抗战之初（1938），林徽因通过抑扬顿挫的“边读边表演”，为子女讲授《唐雎不辱使命》。虽系国难其间别有怀抱和忧患意识的文化传递，但同样显示出家庭教育中“古文”传统的韧性。民初以后“国文”教育的情形，固不在陆著研究范围之中；但本书所揭示的问题却颇具普遍性。教育实践在社会阶层中的分化，学习阶段的分工，教师出身、知识背景和文化立场的影响，以及方言多歧之下，“文言”或“古文”反而可以成为塑造跨地域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工具，凡此种种，都能为后续时段的研究提供灵感。
近世汉字文化圈内部知识的流转
除了“古”与“今”之间的容摄消长，在近现代中国，“文章”传承之中更有中、西、日之间多元的互动。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是最须体现自家特色的“国文”，在观念的层面亦介入了“世界文学”的对话之中，展现出多层次、多向度的影响关系。
《国文的创生》结合多语种、多国别的史料，尤其深入发掘了作为东西“中介”的日本史料，对近代中西知识网络的错综交织亦有充分而深刻的揭示。例如，来裕恂的《汉文典》（1906），就多受惠于儿岛献吉郎的《汉文典》《续汉文典》等著作，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讲义（1904年讲授）也暗用了儿岛的“文品”术语框架。更值得注意的，有所谓“逆输入”的现象。如龙志泽《文字发凡》第三章《段落》以“起”“承”“铺”“叙”“过”“结”六法论文章“体段”，其说源自陈绎曾《文筌》。然观其具体表述，如“起，文之起笔，如人之头面眉目然，以明白为贵”，与其说是对《文筌》“起，贵明切，如人之有眉目”的重述，毋宁说是对日本汉学者著作《文法独案内》（1888）中内容的回译。
《文法独案内》的材源多出于中国宋元以降的文章学著作，不过这些书籍因其通俗性质不为明清人所重，甚至在中国传本稀少。《文筌》在元代有与《策学统宗》合刊之麻沙本；明初则有改题《文章欧冶》之宁藩刊本；有清一代，目前所知有李士棻家抄本，曾否重刻，文献无征。《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体例繁碎”“殊无精理”。不难想见其影响之有限。陆著提出“逆输入”的概念解释此类现象，认为清末国人丧失文化自信，“国学”资源也需经过日本汉学者的汇集加工，方才重新被“激活”，不能不说是近世东亚书籍和思想传播中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
近世汉字文化圈内部知识的流转，存在复杂的层叠，特别需要研究者细心梳绎考辨。例如王葆心《高等国文讲义》（1906）中“情、事、理”三分之说，陆著除了勾稽西洋、日本来源，论证其受西洋哲学和日本修辞学著述之启迪，又交代了叶燮、恽敬、吴德旋等清人的类似论点，并说明“三家之论均未得到王葆心的征引”。有趣的是，到了王氏十年后的改订本《古文辞通义》（1916）中，大量增入了中国本土文论文献作为佐证。其中恰好就有恽敬《与纫之论文书》中关于言理之辞如火、言情之辞如水、言事之辞如土的论述。但此次新增文献中真正涉及“述情”的，也仅有恽敬一家。王葆心在《通义》大举增补传统文章学资源时，仍未彻底梳理出“述情”立类的本土渊源，这反过来恰恰可以为“情、事、理”框架的外来属性提供旁证。
教育史视角下的“古文”与“国文”
相对于经济史、制度史等学科，文学史、观念史的研究往往需要以想象力和主观裁断建构概念、思想、文体之间的因承关系。而借助教育史的视角，则可以让很多较为抽象的问题落到实处。
围绕诗歌、尺牍、诵读几个问题，《国文的创生》深入历史现场，触摸了大量的“实况”与“细节”，叩响隐藏在细节中的回音。例如尺牍一类，本属应酬文体，但在教育制度改革以后，却因其在日用实践中的坚韧惯性得以存留，并因应科学精神、国族主义、女性意识等新理念演化调整。称谓、款式、套语等程式或会与时俱变，但“虚文”中蕴藏的身份意识、情感内涵，却是亘古如一。
书中有关古文学习中“论说”与“叙事”次第的讨论，梳理了程先甲等“必自论说始”的观点，以及潘博、林传甲等“宜先从叙事入手”“习纪事为便”的主张，认为后一种思路，显示出了新学堂文章教育的品味。陆著指出“以论说为先”背后存在科举时文导向，与清人的相关论述呼应。如康熙间李光地主张“学古文须先学作论”，认为如此方可训练生徒思维的缜密性。至于时文领域对“论”的提倡便更为常见。尤其有趣者，张之洞参与修订的癸卯学制（1904）规定小学堂“中国文学”课程第三年从“记事文”入门，第四年方才开始作“说理文”，而在此前的《輶轩语》（1875）中，张氏主张“欲学作时文，先学作论”。不同教育考试制度之下的不同选择，正可形成鲜明对照。
事实上，无论是“古文”还是“国文”，将当下的读者与古人的思想、历史、性情德性联系起来，都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光绪二十五年（1899）吴汝纶尝谓“《古文辞类篹》一书，二千年高文，略具于此，以为六经后之第一书”，将“古文”视为经学意识形态崩解之后中国知识人的精神寄托，推崇不可谓不高。而从教育史的角度看，“古文”还具体构成了古典文化修养传承的媒介。一代代人的诵习、使用，使得“二千年高文”处在不断“新生”的过程之中。陆著除了阐发了“古文”背后经史国粹之意涵，也指出了其“创新”的一面，例如浅近文言在蒙学教科书中承担了传递格致知识的功能；源自古文、时文程式的“文法”之学，同样可以成为传播新知的利器。
《国文的创生》书首衬页的正反面，分别是《湖北官报》所载《督部堂张建设存古学堂札》（1905）和癸卯学制稿本《初级师范学堂章程》（1903）之书影。选用这两份与张之洞关系甚深的文件，一方面或许是对作者治学之途“却顾所来径”，另一方面也于“国文”之厚重内涵，三致意焉。存古学堂札一图中，还特意用白色凸显了以下文字：
国文者，本国之文字语言，历古相传之书籍也。即间有时势变迁，不尽适用者，亦必存而传之，断不肯听其澌灭。
张之洞的定义，正道出了“国文”与“古文”之间的血肉关联。及至今日，即在现代汉语之中，“存而传之”、不可澌灭者，亦昭昭在焉。借用陆胤精思“自铸”的术语，国文的“创生”，既是观念、文体和思想的一次次“刷新”，更有价值、语言与情感的深刻“脉延”。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