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文心——读《舒乙文集》印象
一
提到舒乙的文章，有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有一天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学者吴组缃和王瑶两人边等车边闲聊，说到《人民日报》上连载的《老舍的童年》，作者是舒乙。这个评价：“舒乙的文章写得不错！”那个说：“是啊，比他爸的散文写得还好啊!”老先生们没注意，舒乙就在旁边。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前辈的认同，对初次提笔写文章的舒乙来说，是份沉甸甸的肯定，毕竟他那时已经四十多岁了。多年后，舒乙每次回忆起这件事，都会喜形于色。
舒乙的身份颇多，曾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又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还是画家，其他社会职务更繁，不必细数，专以作家称呼，有些狭窄。仅就舒乙文章来看，他的书写对象绕不过老舍、北京、现代文学这三个大方面，也和他的生平经历若合符节。
北京出版社近期出版的《舒乙文集》分四卷：《爸爸老舍》溯老舍生平，《北京你好》记北京风物，《美好心灵的富矿》忆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及文学藏品之由来，《生命在案头》则似文坛掌故，亦可视作舒乙现代文学馆工作之余的文人忆往。编者李邵南，所选文章篇目，分处四卷，眉疏目朗。我深深感到，编者了解舒乙，读懂了舒乙。
舒乙是文学家老舍、著名画家胡絜青的儿子。名人之后其实是种负累，作家本非世袭，况且老舍当年也没想过让子女从事写作，所以舒乙前半生在林业化工领域当技术员，研究比较尖端而又偏门的技术，比如利用木材的下脚料做酒精、酵母什么的。他涉足文学领域，缘于一九七八年后，一些现代文学研究者希望舒乙能以直系亲属的身份研究老舍。老舍早年生活有文字可考的并不多，只有老舍一份《自拟小传》刊于一九三八年的《宇宙风》第六十期，剩下的吉光片羽散落在他的文章里。武侠电影导演胡金铨一九七三年在香港《明报月刊》上开专栏谈老舍的生平和创作，依据的也就是这点资料。舒乙花了数年时间，走访了上百人，形成了较为翔实的资料，写成了《老舍的家谱》《老舍早年年谱》，同时，舒乙首篇散文《老舍的童年》，刊发在《人民日报》上受到了关注。
舒乙半路出家，不同于打小就以写作为兴趣，后来逐渐在文坛历练成长的作家们。他的文学素养，泰半来自父母熏陶，润物细无声，是种潜移默化的滋养。这点颇类从前的世家子弟，本是幼年间耳濡目染的消遣，谁知若干年后成了正业，是以舒乙的文章始终透出一股子文人底色。已故学者胡小伟曾编过一套闲聊丛书，入选作者五行八作，有“京味儿”作家邓友梅、香港学者潘铭燊、剧作家苏叔阳、画家李燕、建筑学家杨乃济等人，舒乙的一册书列入其中，这书里的不少篇章也选入这套四卷本的《舒乙文集》内。胡小伟说入选丛书的原则：“首先得博闻广见，始底蕴深厚；其次是立论新颖，则中气充沛；再次意兴遄飞，尽迭宕之妙；再次语言幽默，得流转之欢；然后心态平和，有从容之致。”
这段文字可直接移植评价舒乙的文章，这是中国文人的精神风华，蕴藉风流，俗雅骈臻，雅可力透象牙之塔，俗则直抵市井之区，迥异于单纯的文学化散文。
二
父亲是老舍，舒乙写作语言受老舍影响是必然，但他们又是不同的。老舍平生的文学成就之一，就在于将京味儿白话写入文章小说，而舒乙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四十岁后从文，平素交往多是文坛名家，写作内容也与文人相关，他的文字语言在受老舍北京口语影响的同时，文艺气息更浓，虽近北京口语，总体偏“雅”，平易而不俗：
我领略过几次冰心先生的哭。
那是一种真正的冰心先生的哭。
那是一种真正的大哭，很吓人。双手捂着脸，号啕大哭，声泪俱下，荡气回肠，毫不掩饰，不管当着什么人，来势极猛，像火山爆发，是一种最真挚的感情的流露。
我从此知道什么叫号恸大悲。
——《生命在案头·梦和泪》
这样的语言够简洁，段落转换明快，却无刻意的雅驯，迥异于老舍。老舍的笔下很少会在行文间连用排比，更不喜用“荡气回肠”“号恸大悲”这样的词语。舒乙的文字属于他自己，干净利落，却又激情澎湃。
舒乙自己也曾说过，他每次写文章，都会先寻找一个较为独特的角度，将文章写得有新颖活泼，这个思路恰好符合了“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的创作心得。他工作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范畴是现代文学，离不开现代作家，是以他又喜欢写人物，写很多不为人知的小细节，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斑驳记忆填补了一块又一块空白。
他的笔下写了老舍、茅盾、曹禺、许地山、刘半农、冰心、杨沫、孙犁、台静农、林海音、苏雪林等大量现代文学名家，他写这些人物的身世、品质、气韵，惯常以情带文，寻觅自己情感体悟的“宣泄点”，然后以“点”突破，若溪流婉转，自然流淌。他写巴金，借俄罗斯一行，与老托尔斯泰类比，着重老作家的“言行一致”（《生命在案头·巴金终生的追求》）；写孙犁，抓住他深居简出的特点，如何“躲在书后面”（《生命在案头·躲在书后面的孙犁》）；写香港作家梁凤仪，则紧扣她的写作速度，右手中指上磨出了膙子（《生命在案头·我眼中的写家梁凤仪》）；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珍贵艺术品，概括提炼为“九绝”，所列举的九样艺术品，经过书写阐释，让人信服（《美好心灵的富矿·“九绝”》）。舒乙散文纪实性强，他在意数字，重视走访，凡是他写到的，基本都是他经过实际访察过的。他写老舍的半生萍踪：
从1924年到1949年底，老舍一直不在北京，一别就是25年。在这25年里，老舍在英国住了五年。在新加坡住了半年，在济南住了四年，在青岛住了三年，在武汉住了一年，在重庆和北碚住了七年半，在美国住了三年半……在伦敦，老舍先后住过四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巴尼特区的卡纳旺街18号，离伦敦有11里……半年之后，老舍搬到伦敦西部的荷兰公园区詹姆斯广场大街31号……老舍搬到公寓里去住了半年，公寓位于托林顿广场附近。最后一个住处是在伦敦的南部斯特里塞姆高地（Streatham Hill）的蒙特利尔路31号……1929年夏，老舍离开伦敦，在欧洲大陆旅游了三个多月，所到的国家是：法国、荷兰、比利时、瑞士、德国、意大利……第二年春天才回国，在北平他只作了短暂的停留，住在老朋友白涤洲先生家（西城机织卫烟通胡同6号，今9号）。
——《爸爸老舍·八方风雨四海为家》
这段文字具体到了时间、地点、位置等，甚至标明了门牌号码。往事如烟，这样的细节如果不经大量走访和资料核对，是无法进行准确描述的。他的这种写作思维在记述北京风物的文章和寻访许地山、萧红、刘半农的墓地等文字中亦有着鲜明的体现，这可能与他前半生的理工习惯有关，带有实验室的气质，搜罗证据、爬罗剔抉。
三
舒乙文章的另一大特点是始终维持着一块“精神高地”，那就是保护传承民族文化。他是全国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是本职工作，在他的提案里很多都是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舒乙文集》的《北京你好》卷，收录的《一段漂亮街墙的命运》《呼吁保护崇内九座中西合璧近代小楼》《拯救和保卫北京胡同、四合院》《京杭大运河，残缺的辉煌》《隋唐大运河，地下的辉煌》《江南运河，水乡的辉煌》《重新理解大运河是保护和“申遗”的关键》等篇章，都是舒乙为保护传承民族文化发出的呐喊。老北京城一些古建筑，也的确因舒乙的奔走和呼吁而引起重视，从而保存下来。面对消逝的北京城文化遗存，他大声疾呼：“不过，要抓紧啊！再晚，等什么都没有了，就更对不起人了。”《北京你好·寻觅几位法国友人在京足迹》他爱北京，不是溺爱，爱之深责之切，他也同时批判北京文化中的懒散、苟安，这是一位生于民国，长于新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始终秉承着的强烈使命感，这是可贵的赤子心。他的所有情感、抱负、观点，在文章里都有着现实事件的支撑，充溢着生命体验过的温度、色泽和烟火气。
阅读四卷《舒乙文集》，宛若作者面对面的闲聊，友朋相聚，达意抒情，这些文字没有华丽辞藻编织的堂皇外表，却朴实而有生气。舒乙往往会隔一小段掀个小高潮，扔个小“包袱”出来，让整篇文章活泼而充满趣味。这个习惯来自聊天，来自演讲，来自评书。
收藏家马未都曾提过一件事，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们京城几名“玩家”要成立个中国古典家具研究会，延请舒乙当会长，舒乙说，他对古家具这行业一窍不通，马未都则说，正因您一窍不通，才能不偏不倚。舒乙欣然领命，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地就职演说，一番讲话竟然让在场诸公热血沸腾。我曾现场听过舒乙的一次讲座，他说话时有极强的感染力，纵横捭阖，层次分明，笑声爽朗，让人入耳动心。现在读他的文章，仿佛人在目前，感觉这种说话的艺术也被他运用进了写作中。
我与舒乙先生有一段小小因缘。多年前，我撰写《中国武侠小说史话》完稿，即将付梓，多重考虑，曾想请他题写书名，但是电话过去，才知道他已卧于病榻，不能言语，我也唯有祝老人家健康。此刻重读斯文，又念斯人，想起他晚年心无挂碍，不再理世间翻覆变化，亦算求仁得仁。
老舍先生曾说：“哲人的智慧加上儿童的天真或许能成为一个好的作家。”儿童的天真，其实就是赤子心，纵观舒乙为人为文，始终不脱天真之态，《红楼梦》里说：“所谓赤子之心，原不过是‘不忍’二字”，舒乙以赤子心为文，笔下流露出的正是“不忍”。
读舒乙的文章，非是读文章，而是读舒乙。中年写文，晚年习画，他没有刻意去继承父母的职业，而是秉心而为，随缘尽兴，向着理想笃定前行，活得透明而澄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