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唐代至民国，书院经历了兴起、发展、推广、繁荣、普及、改制、复兴的历史阶段。在最繁荣的时期，书院的数量接近六千所，以今日中国版图而言，遍及除西藏以外的各个省区。作为传播知识、交流思想、备战科举、传承文化的重要场所，书院的祭祀、藏书、刻书、讲学、考课等活动，与文学或多或少有些关联；写作训练、诗文唱和、雅集题咏等文学活动，是书院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历代作家当中，不少人有过书院求学或执教的经历，有一些作品完成于书院时期。和“书院与教育”“书院与学术”“书院与科举”等话题一样，“书院与文学”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领域。

一、“书院与文学”研究的现状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书院研究，自1920年代至今已历百年，涉及制度、讲学、考课、藏书、刻书、祭祀、经济、建筑、改制等诸多方面。其中与文学相关的研究起步较晚，1980年代开始有少量论著，最近一二十年始成气候。“书院与文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可从两个方面作简要梳理。

第一个方面是书院文学史料整理。

从“纯文学”的角度看，相关整理以著名书院的诗文选为主，如谭修和周祖文《岳麓书院历代诗选（注释本）》（湖南大学出版社1986年）及其增订本（湖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戴述秋《石鼓书院诗词选》（湖南地图出版社2007年）、李宁宁和高峰《白鹿洞书院艺文新志》（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邓洪波和周郁点校《岳麓诗文钞》（岳麓书社2009年）、胡迎建《白鹿洞书院诗文选注》（江西高校出版社2019年）等。综合性的书院诗文选则有邓洪波《中国书院诗词》（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郑宣陶和杨加清《古代书院诗词选》（福建人民出版社2021年）。

从“大文学”的角度看，陈谷嘉和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邓洪波《中国书院学规集成》（中西书局2011年）、吴钦根《〈申报〉所见晚清书院课题课案汇录》（凤凰出版社2018年）等文献汇编，赵所生和薛正兴《中国历代书院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上海市图书馆《格致书院课艺》（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6年）、陈东辉《杭州诂经精舍课艺合集》（学苑出版社2018年）和《杭州学海堂课艺合集》（学苑出版社2019年）、邓洪波《中国书院文献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8、2019年）、鲁小俊《清代书院课艺总集丛刊》（北京燕山出版社2021年）等影印丛书，其中有不少与文学相关的史料，或者本身就是文学作品。

第二个方面是书院文学专题研究，主要包括四个专题。

一是书院的文学教育。个案研究集中于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如宋巧燕《诂经精舍与学海堂两书院的文学教育研究》（齐鲁书社2012年）、翁筱曼《晚清学海堂文学教学与先贤宗奉情结》（《暨南学报》2014年第7期）和《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晚清学海堂文学教学》（《学术研究》2016年第8期）等。综合研究的代表作是程嫩生《中国书院文学教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版），另有肖徽徽和孙立《论清以前书院的文学教育》（《华文文学》2020年第4期）、宋巧燕《晚清西学书院文学与科举教育探析》（《教育与考试》2022年第1期）等。

二是书院与文学流派。主要研究对象是桐城派与书院的关系，如曾光光《桐城派的传承与传统教育》（《清史研究》2005年第3期）、张维《“岭南五大家”与书院》（《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柳春蕊《莲池书院与以吴汝纶为中心的古文圈子的形成》（《东方论坛》2008年第1期）、李松荣《莲池书院与后期桐城派》（中山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陈春华《清代书院与桐城文派的传衍》（苏州大学2013年博士论文）等。此外张永刚《东林党议与晚明文学活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二章论及东林书院与东林党的文学活动。

三是书院与地域文学。徐雁平《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论述书院与桐城文派、李兆洛与暨阳书院、诂经精舍的学术与文学、道光以来金陵书院与文人活动、课作中的文学与学术等内容，其下编《清代东南书院文士活动年表》是关于东南书院与文学的编年录。李光生《古代河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年）论及河南书院与学风、河南书院与地方人文的建构。这方面的成果又有蔡清德《玉屏书院与清代闽台文人交游考述》（《福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常新《明清关中书院与文学》（《长安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等。

四是书院与文体。涉及诗词、散文、骈文、辞赋诸体，诗词方面有胡青《关于朱熹一组书院诗的考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詹杭伦《试帖诗与律赋——读〈关中课士诗赋注〉》（《中国诗歌研究》2002年）和《杜甫诗与清代书院诗赋试题》（《杜甫研究学刊》2002年第1期）、胡迎建《论白鹿洞书院的古代诗歌》（《九江师专学报》2003年第2期）、张文利《论宋代吟咏书院诗——以华林书院和武夷精舍为重点的考察》（《湖南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周戊香和王欣欣《石鼓书院诗词文化及对湖湘文化的影响》（《图书馆》2014年第1期）、董晨《评“重理求实”与南宋书院诗歌创作观》（《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和《试论南宋书院诗歌创作观中的诗体问题——以朱熹的书院教学为中心》（《人文杂志》2021年第11期）、许虹《晚清书院课诗研究》（武汉大学2022年博士论文）等。散文方面主要关注书院记，有李光生《宋代书院记的文化阐释》（《兰州学刊》2016年第6期）、张文利《理学视域下的宋代书院记》（《文学研究》2019年第2辑）、胡晓和钱建状《记其本末与书其大者：南宋的书院与书院记》（《江海学刊》2021年第5期）等，以及倪春军《宋代学记文研究：文本阐释与文体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四章《宋代学记文的衍变：南宋书院记》。八股文方面有李群喜和陈水云《路德八股文批评述论》（《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马昕《晚清教育家孙万春的八股文教学理论》（《斯文》2020年第2辑）等。骈文方面有曹虹《清代常州书院与骈文流衍》（《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陈曙雯《经古学与十九世纪书院的文学生态与骈文发展》（南京大学2017年博士论文）等。辞赋方面有张巍和戴伟华《〈唐人赋钞〉与粤秀书院》（《学术研究》2008年第7期）、许结《论清代书院与辞赋创作》（《湖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李光生《书院语境下的文学传播——以朱熹〈白鹿洞赋〉为考察对象》（《山西师大学报》2011年第3期）等。另有一些论文涉及特殊文体，如李光生《宋代书院与语录体》（《兰州学刊》2011年第2期）、刘文龙《姚永朴〈起凤书院答问〉中的文学思想述论》（《明清文学与文献》2020年）、杨珂和徐雁平《清代书院答问的文献价值与文化意义——以李兆洛〈暨阳答问〉为中心》（《苏州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等。

二、“书院与文学”研究的空间

“书院与文学”研究还有哪些空间可以拓展？还是从上述两个方面来看。

先看书院文学史料整理。已有的史料整理工作成果丰硕，尤其是近年出版的《中国书院文献丛刊》第1辑、第2辑，以及即将出版的第3辑，作为书院文献的集大成之作，将对今后的研究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书院与文学”研究所需的专书文献，相当一部分都可以从已有的整理成果中获取。当然仍有不少未收的专书文献，以书院课艺为例，广东颜海琴女史的藏书中，《丽正书院课艺》四卷、《续刻味经课艺》不分卷等五种课艺总集，皆不见于已有的各种整理本或影印本。据笔者进一步普查，目前未收入各种丛书的课艺，至少还有150余种。以临海市图书馆所藏课艺为例，可以补充影印以广利用者就有《敷文书院课艺四集》不分卷、《剡山书院小课》一卷、《诂经精舍文稿》不分卷（民国抄本）等15种。由此，“清代书院课艺总集丛刊续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续编”之类的文献集成，仍有汇辑的必要。或者更具体一点，参照《清代文集人物传记资料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2年）等书的体例，将历代书院志中的艺文志汇为一辑，成“历代书院艺文志汇编”，对于“书院与文学”研究也具有直接意义。

书院文学史料整理方面的突破空间还有单篇文献。《中国历代书院志》《中国书院文献丛刊》等丛书，都是专书文献的汇辑。收录单篇文献的，主要是《中国书院史资料》《中国书院诗词》《中国书院学规集成》等。这几种资料汇编，在当时的条件下尽可能广搜史料，嘉惠学林，厥功甚伟。而另一方面，近十多年来，大量别集、总集、年谱、方志、日记等文献影印或点校出版，各种古籍数据库投入使用，查找和获取史料较十多年前、二十多年前方便很多。根据这些丛刊或数据库，可以发现未经汇辑的单篇书院文献，其数量相当可观。

以一位不太有名的清人戴云官为例。此人曾主讲上饶信江、赣州濂溪、嘉应培风书院，有《培花小园诗钞》十三卷，收入《清代诗文集汇编》。集中与书院相关的诗有《和虔南观察蒋砺堂夫子甄别濂溪书院诸生四章原韵》《次云冈刺史饯别培风书院诸生秋闱即用宾兴字韵》《留别培风书院诸生即以培风二字为韵》《重过嘉应访培风书院多士时由惠潮至此》《阅濂溪书院课卷口拈》《信江书院感怀》《阅信江书院课卷口拈》《过鹅湖书院用朱陆唱和原韵》《信江主讲六年口占》《赠别信江书院诸生乡试四绝》《信江书院即事》《信江书院感秋》《主讲信江七载口占》《信江书院十二景》《十年主讲信江思归之作并以别诸生》《主讲信江书院十五年留别多士二首》等数十首之多。这些诗作汇集起来，可以呈现书院日常生活的部分图景。由此亦可知，《中国书院诗词》的增补工作（“中国书院诗词续编”）大有可为。

别集和总集中关于书院生活的史料相当丰富，书院的学规和章程、讲义和课艺、师生的年谱和日记中，也有大量关于文学阅读、写作和接受的史料。“书院与文学”研究的拓展和深入，有赖于这些资料的汇辑。例如，书院教学对待小说戏曲是怎样的态度？明嘉靖间江西提学高贲亨为白鹿洞书院拟的《十戒》中，要求生徒勿“观无益之书”，“谓如老庄、仙佛之书，及《战国策》、诸家小说、各文集，但无关于圣人之道者皆是。”万历间陕西关中书院主讲冯从吾拟的《士戒》，也要求诸生“毋看《水浒传》及笑资戏文诸凡无益之书”，“毋撰造词曲、杂剧及歌谣、对联”，“毋唱词、作戏、博弈、清谭”。清道光间四川盐源《柏香书院详定章程规约》规定：“书籍除十三经及诸史之外，其余淫词艳曲、小说杂流与一切消闲遣兴等，概不准携带入院。”禁止或不提倡阅读小说、观看戏曲，以免“害道”，这是书院比较普遍的主流倾向。不过，由此也反向证明了小说戏曲对于士子是有吸引力的。至于清光绪间陕西泾阳味经书院山长刘光蕡，他鼓励生徒“作小说”，认为小说有益于作文：“诵书、讲书、作小说、讲小学不可废，废则士皆趋虚文无实学矣。”“小说之宜作也。读经、读史，使之实有心得，发为文章，鞭辟近里也。学力浅者，本底未清者，令作小说，不拘不束，畅所欲言，则层次可清，才思可展，词调可炼，尤为有益。”这里所谓的“小说”，不是通俗小说，而是指篇幅短小的论说文体。诸如此类的史料，如果能够汇辑起来，对于我们了解书院的小说戏曲观念或概念，无疑是颇有助益的。由此，“历代书院文学资料汇编”之类的辑录工作也很有必要。

再看书院文学专题研究。除了少数学者作了较长时段、较广区域的考察，大多数研究都是以个案、地域、断代为对象，重点在诂经精舍、学海堂等著名书院，东南、岭南等部分地区，以及宋代（主要是南宋）、清代（主要是中后期）等时段。今后可以拓展的空间，一是其他著名书院的个案研究，如江阴南菁、江宁惜阴、苏州紫阳、上海求志、福州致用、武昌经心、广州广雅、芜湖中江、昆明经正、成都尊经等书院，皆在文学方面可圈可点；二是各地区的非著名书院的文学生态，包括山长的讲义和答问之作、生徒应试的各体诗文、与书院日常生活相关的诗文、课艺作品中的地方文学谱系、书院学规和章程中的文学观念等，皆有深入研究的必要；三是唐代、五代、北宋、元代、明代、清前期、民国这些时段，还有很多的空白可以填补。

历代书院的文学作品，最终成为文学经典的并不多。除了朱熹《白鹿洞赋》等少数名作，绝大多数作品都不存在“经典化”的过程。而这恰恰是“书院与文学”研究的价值所在——由此可以呈现特定群体、特定阶段的文学活动的一般状态。譬如书院的课艺，几乎都是生徒习作，其中有八股文，也有学术文和各体诗赋。不仅可以为别集提供辑佚和校勘资料（例如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林则徐全集》即未收林则徐《正谊书院课选序》），更重要的是留存了士人在特定阶段的创作实践（一个明显的例证是，课艺多署早期名字，如林群玉即林纾、吴朓即吴稚晖、金楙基即金天翮、蒋国亮即蒋智由、廖登廷即廖平）。在思想史领域，葛兆光曾经反思：“思想史是否应该有一个‘一般思想史’？过去的思想史是悬浮在一般思想水准之上的‘精英思想史’，但少数思想天才的思想未必与普遍知识水准与一般思想状况相关，故有凸起，有凹陷，有断裂，有反复，并不易于成为思想史之叙述理路。”沿着这一思路来看书院课艺，它的“非名家名著”（即便其中有名家，也多为成名之前）的性质，恰恰可以拓展“一般文学史”的文献资料，由此建构有别于光荣榜或者点鬼簿的、具有细节和过程的文学史叙述，当具有更充分的可能性。

具体而言，“书院与文学”可以从哪些路径入手呢？以下分别举书院文学活动和书院教学文体为例，试作抛砖之论。

三、研究路径之一：书院文学活动

美国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提出，每一件艺术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素，即作品、艺术家、世界、欣赏者。“从过程论的角度看，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论，可解释为文学活动是由世界、作家、作品、读者所构成的动态过程。”这一理论强调的是社会历史语境中的文学创作、欣赏和批评，注重各个要素的交互影响。

具体到历代书院，作为有形的建筑，它可以依山傍水，也可地处阛阓，内有讲堂书斋、园林景观。在书院之中，来往过很多人物，发生过很多事情，这里是一个特定的“小世界”；在这座有形的建筑之外，也仍有相关的人和事，可以跨越时空。例如宋淳熙七年（1180）朱熹作《白鹿洞书院揭示》，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京师大学堂以朱子《白鹿洞揭示》榜示全堂；杭州诂经精舍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停办，两年后俞樾有《诂经精舍歌》《与客谈诂经精舍旧事》等诗；光绪三十一年（1905）袁嘉谷在日本与昆明经正书院同学相聚，有《经正书院旧友游日本国者十数人，同饮照相，补作同门录，题后二首》诗。京师大学堂的榜示、俞樾的怀旧诗、袁嘉谷的日本同学聚会，仍从属于白鹿洞书院、诂经精舍、经正书院的“大世界”。

山长（掌教、主讲）和生徒自然是书院的“作家”。还有一类需要纳入进来的“作家”，就是与书院有关的地方官员，例如为成都尊经书院诸生写作《輶轩语》的学政张之洞。山长、生徒、地方官员同时也是“读者”，再加上地方士绅，构成了书院的主要“读者群”。晚清黄州经古书院的《黄州课士录》，附录《题辞》三十多则，作者有生徒，也有官员和乡绅。书院山长、书院生徒和地方官绅，围绕书院总集，形成了一个命题、答卷、阅读、品评的体系。其中最能引起共鸣的，就是乡邦情结。如毕惠康题辞：“自从茂叔讲筵开，铸就英英绝世才。一代鸿文今让楚，须知桃李赖人栽。”余锦琪题辞：“炳灵江汉英，蕲黄堪领袖。”这种乡邦情结，最简明的表述就是“惟楚有材”（《黄州课士录》中有赋作名曰《惟楚有材赋》）。

书院的读者群往往有地域性，以本院、本地读者为多。不过这只是一般情况。即便不是山长名篇而只是生徒习作，也仍有一定的院外读者市场。例如晚清江苏东台人吉城的日记中，记录他阅读过的课艺总集有《尊经书院五刻》《尊经书院课艺六刻》《金台书院课艺》《紫阳书院课艺》《格致书院课艺》《南菁书院文集》等。这些总集中有一位名叫陈光宇的作者，系尊经书院生徒，最令吉城叹服，日记中多次记录灯下抄读陈光宇时文。这样，书院的“读者”和“世界”又有很大的延展性。

至于“作品”，既有讲学、答问、日记、考课之作，也有日常题咏、感怀、酬唱、雅集之作。较为特殊之处在于，书院“作品”多数是“写”的，也有一部分是先“讲”后“记”的，又有一部分是模仿“讲”而“拟”的。后面两种类型主要是讲学、答问之作，具有明显的语录体风格。先“讲”后“记”者如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姚永朴《起凤书院答问》，模仿“讲”而“拟”者如张之洞《輶轩语》、恽毓鼎《云峰书院励学语》。无论哪种情况，都具有或追求“现场感”。书院作品的语录体风格除了“现场感”之外，还有口语化。尤其在明代，不少书院面向社会开放，有一种大众化的倾向。影响所及，书院讲义很多也偏于通俗易懂、轻松活泼。

综上所述，书院文学活动的四个方面（世界、作家、作品、读者），与一般的文学活动有相似处，也有其独特性。有鉴于此，关于书院的文学活动，可以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

其一，书院背景。包括书院的建置、祭祀、经济、建筑、儒学、汉学、科举、藏书、刻书等诸多方面，有必要考察其中与文学活动有关联者。例如，不同书院膏火的发放额度不一样。晚清项藻馨先是参加杭州多所书院的考课，后来应上海格致书院之课，发现格致书院“奖金优厚，较之杭地竟数倍焉”。膏火收入不同，会影响生徒考课的积极性，从而影响课艺作品的数量，因此膏火问题对于文学活动而言，也具有特别意义。这是书院文学活动的“外环”。

其二，文学日常。以有关书院的诗文和写于书院的诗文为基本史料，辅之以书院志、地方志、年谱、日记、报刊中的相关记载，可以再现书院的日常文学图景。

例如唐天宝间樊铸《及第后读书院咏物十首上礼部李侍郎》，分别吟咏帘钩、鞭鞘、箭括、门店、钥匙、药臼、井辘轳等，这些都是书院日常生活的设施或用具。诗中有句“丈夫立身须自省，知祸知福如形影”，成为后世经常引用的格言。

再如明正德三年（1508），王守仁到达贵州龙场驿，当地人为其创建龙冈书院，王有《龙冈新构》诗纪之。在龙冈期间，存有诗文《诸生来》《诸生夜坐》《龙冈漫兴五首》《春日花间偶集示门生》等，书院生活的常态和王守仁的志趣，于此可见一斑。

又如清同治十一年（1872）六月十五日，《申报》刊登许耀《书院月课吟》组诗。该诗咏到院、晨叙、唱点、论题、午餐、私越、翻检、抄袭、倩代、卖诗、互赞、交卷、探案、涂名、阅批、花红诸事，对书院月课的全程以及各种流弊有生动的再现。

又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周大荒进入衡阳船山书院读书。某日读山长王闿运古风一首，其诗有“秦兵取蜀烧彝陵，吴人上峡烧蜀兵。鼍鼓连天动江水，卧龙空守八阵营”“荆襄湘越势首尾，谁令骄将开兵端？江湖咫尺不相顾，空复驰驱五丈原”云云，读罢大喜，对湘绮先生甚为叹服。周大荒后来著有《反三国志演义》，于“楔子”中记录了这段文字因缘。

诸如此类作品，涉及书院题咏、感怀、酬唱、雅集、讲学、论学、考课等日常生活，这是书院文学活动的“中环”。

其三，文学教学。讲学、论学、自修、考课等活动当中，有不少内容与文学密切相关，这是书院文学活动的“内环”。“外环”“中环”“内环”互为补充和印证，共同构成书院文学活动的基本面貌。“内环”具体呈现为各种教学文体，因涉及的内容较为独特和重要，可视作另一种研究路径，故在下文单独论之。

四、研究路径之二：书院教学文体

书院不只是教学机构，但教学确是书院最主要的职能。教学是“语言+文字”的活动，而部分语言最终也会落实到文字上面。运用什么样的文体，这是关乎教学活动不同阶段、不同侧面的问题。传统的书院志往往设“艺文志”或者“文翰志”，收录与书院有关的各体诗文。例如明周伟《白鹿洞书院志》卷五至卷十为“文志”，包括奏疏、公移、洞规、策问、讲义、说、戒、论、疏、记、序、告文、铭、辞、赋、诗等文体。清廖文英《白鹿洞书院志》卷十至十四为“文翰”，包括记、序、告文、辞、启、铭、书、诗、赋诸体，而卷七至卷九“明教”部分的洞规、策问、讲义、说、答问、戒、论、公移，其实也可以算在“文翰”之列。目前较受文学研究者关注的，只有记和诗赋，此外还有大量书院文体，尚未有学者从文学的角度做过研究。

书院的这些文体中，有一部分是与教学的相关度比较高的，再加上书院志一般不收的日记、课艺，我们可按现代分类方式，把书院的教学文体分作三个类别：一是规章制度类，以章程和学规为代表；二是官师授课类，主要是讲义和答问；三是生徒研习类，日记和课艺最为典型。

单从“纯文学”的角度看，这些教学文体或多或少与文学有些关联。书院的章程和学规中，有很多关于文学教学的理念、设计和安排；书院的讲义和答问，作为师生教学活动的基本史料，留存了关于文学话题的讲解和讨论，或者运用了富有文学性的教学手法；书院的日记和课艺，是生徒学习生活的记录，其中有大量文学作品、文学评论。

例如书院学规中有不少涉及文学阅读和写作的规定或建议。明弘治间陕西三原《弘道书院学规》，要求“诸生学古文者，每日读谢叠山所选《文章轨范》文字一首。学诗者，每日读杨襄城所选《唐音》诗二首”，而且“每月朔请古文题二、诗题四，俟举业工夫有暇作之，辞尚体要，至月终呈稿改正”。清康熙间长沙《岳麓书院学规》建议：“至于作文，当规仿古文，宜取贾、韩、欧、曾数家文字熟读，自得其用。”“论诗专以少陵为则，而后可及于诸家，先律体后古风，先五言后七言，庶可循次渐进于风雅之林矣。”嘉庆间陕西蓝田《玉山书院规条摘要》规定“课卷如有失粘者，每一字罚钱五文，出句用平声住脚者，罚钱二十文”，并且“一三五如不调谐，即是失粘，俗论所为‘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者，断不可从”。同治间浙江台州《重定正学东湖广文书院规条》，要求在院生童不得擅取东湖所养之鱼，理由是“东湖蓄水养鱼，欲遂其生，藉培地脉，兼畅文机”。经由这样的学规，可以了解书院在文学教材、文学技法等方面的一些理念。

再如“答问”中也有关于文学话题的讨论。清同治四年（1865），李联琇主讲江宁钟山书院。是年秋，弟子刘寿曾拜入门下。“先生偶有讲授，辄书于幅之傅别，旁行斜上，淋漓满纸。寿曾感先生训勖之厚，谨仿《郑志》之例，条录所闻，以类相次，为《临川答问》一卷。”《临川答问》凡四十则，涉及经史以及石鼓文、韩文、唐赋等。光绪二十七年（1901）姚永朴在信宜起凤书院，弟子李学渊问“《九歌》终于《国殇》，何也”，梁宗俊问“《风赋》大旨”，梁廷拔问“陶渊明何以作《闲情赋》”，李维询问“《古文词类纂》选《过秦论》三篇，次序何以与《史记》不同”等等，姚山长皆有回答。通过这些答问，可以了解书院文学教学的基本情形。

而从“大文学”的角度看，章程、学规、讲义、答问、日记、课艺等，本身就有文体学的价值。例如，南宋景定五年（1264），文天祥出席瑞州西涧书院的释菜典礼并作演讲。他向诸生申明“君子德业之义”，不仅讲道理，还讲了司马光和刘安世早年的故事。这篇演讲即《西涧书院释菜讲义》，讲道理和讲故事相结合，具有很好的教育效果。明末顾宪成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阐释《论语》“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等义，谓“人生天地间，日子不是胡乱度的，屋不是胡乱住的，饭不是胡乱吃的，朋友不是胡乱搭的，话不是胡乱说的，事不是胡乱做的”云云，几乎就是白话，语体风格偏于通俗平易。先有言说，再经记录（或复述）而形成的讲义，是一种典型的教学文体。

再如日记非书院专有，但书院的日记有其特殊性：第一，它的内容主要是学业，其次是修身；第二，它不只是写给自己看的，其读者还有山长、同学或地方官员。南宋文天祥《赣州兴国县安湖书院记》、明代汪可受《白鹭洲书院馆例》、清代张之洞《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中都曾要求或建议诸生写日记。晚清苏州《学古堂日记》、沈恩孚《龙门书院读书日记》、唐文治《南菁书院日记》等，都是书院生活的实录。胡适的父亲胡传曾在龙门书院读书，《胡适口述自传》中谈到过书院的日记教学：“这些‘日记’和‘日程’父亲均保留下来。其中有趣而值得一提的，便是这印刷品的卷端都印有红字的宋儒朱熹和张载等人的语录。其中一份张载的语录便是：‘为学要不疑处有疑，才是进步！’这是个完全中国文明传统之内的书院精神。”日记是书院行之有效的一种教学文体。

又如课艺乃生徒习作，其内容有八股时文、经史词章、时务西学等类。时文书院以举业训练为要务，八股时文这类举业型的课艺自然是主流。而另一方面，过于重视八股文，将书院办成科举的培训基地，又存在许多弊端。经史词章这类学术型的课艺，是对书院沦为科举附庸的纠偏。到了清末，“尊西法而抑中学，侈经济而陋词章，崇策论而卑八股”成为时代风尚。时务西学这类经世型的课艺，是对时代风尚的呼应。因此课艺的内容相当驳杂，其中有《经正书院小课》《云间小课》《奎光书院赋钞》《关中书院诗赋录》这样的“纯文学”作品，同时《鳌峰书院课艺》《滇秀集》《蜀秀集》《格致书院课艺》等总集中的八股文、学术文、经世文，则属于“大文学”的范畴。

概而言之，在书院的教学活动中，章程、学规、讲义、答问、日记、课艺等文体，广泛运用，且自成体系，涵盖了规诫、讲授和研习的整套流程，既是书院教学活动的书面载体，也是书院教学的历史见证。拿今日的学校教学作类比，大致来说，章程和学规相当于“行为规范”和“学习指南”；讲义相当于“教案”“讲稿”，答问则类似于“教辅资料”或“课堂笔记”；日记是“读书笔记”，课艺则近于“练习册”和“模拟试卷”。胡适有言：“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的渊源，惟书院是赖。”顺着这个思路看，文学思想的传播、文学写作的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惟书院是赖”，书院也应该在文学上占“一个重要位置”。

结语

邓洪波教授在《书院学档案》前言中展望书院学的未来趋势，指出：“多学科的交叉必将是书院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任何一门学科要发展壮大，都离不开多学科交叉研究。新的思维、新的方法便是新鲜的血液。随着国内学术的繁荣发展以及与国外交往的不断深入，新学科向书院学的渗透是必然之事。”“书院与文学”正是在书院研究和文学研究的交叉地带，寻求新的学术突破。具体而言，书院研究界关注较多的是书院的制度、教育、藏书、祭祀、理学、汉学、科举等话题，文学话题则处于相对比较边缘的位置；而文学研究界对于文学与“场域”关系的研究，涉及乡村、城市、山水、园林、社团、幕府、试院、寺院、道观等项，书院自然也是其中之一，目前还有很多值得充分挖掘的宝藏。可以预见，“书院与文学”研究融合教育史与文学史，将是未来有较大生长空间的学术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