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李赋宁先生二三事
李赋宁（1917.3.24-2004.5.10），祖籍陕西蒲城，著名教育家，翻译家。194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曾任西南联大外语系讲师，1946年赴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留学，获该校英国语言文学硕士学位，1950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外语系副教授，北京大学西语系和英语系教授、副教务长及英国语言文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学科评议组成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专著《欧洲文学史》《英语史》《李赋宁论英语学习和西方文学》等。
《我的英语人生——从清华到北大》是我国外语界一代宗师李赋宁先生的晚年回忆录。第十一章“忙碌的十年”，简要概述了李先生从1977到1987年人生顶峰时期的工作与生活。这部分中，李先生谈论最多的还是“学术活动和人才培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专门把自己的五位博士生的情况分别做了介绍，足见其对自己学生的关爱之情。这恰恰迎合了李先生的话，“我为选择了教学这个职业感到幸福”。事实上，李先生所培养的不仅是自己身边的学生，他的英语人生也是培养我国英语人才的一生。
阅读这部书时，我的头脑中会不断涌现出李先生的音容笑貌。早在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我有过两次和李赋宁先生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令人难以忘怀。
1987年，我还是在外地求学的一名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由于导师是我国著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贺祥麟先生，从而有机会接触到李赋宁先生。那年夏天，我手持贺老的亲笔信，到北京来拜访李先生。
当时北大已经放假。走在北大人员稀少的校园里，四处打听着李赋宁先生的住处。问到一位女老师时，她看我学生模样，用一种训斥学生但又敬仰和疼爱李先生的口吻说道：你们学生不要有事没事就去找李先生……因为我来自遥远的地方，加上初生牛犊不怕虎，自然不肯就此罢休。最终还是打听到了李先生在未名湖畔的住处。
如果我没有记错，李先生那个时候住在二楼。上楼右侧。我敲门，居然是李先生亲自开的门。看到李先生慈祥地站在我面前，我赶紧自报家门说我是贺祥麟先生的学生，专程来拜访您，说着呈上贺老的亲笔书信。李先生接过信微笑着说，贺先生是我的朋友，快进来。进去后，他询问我家乡哪里，学习生活，贺老的情况等等。
那次在先生家里停留了多久，后来怎么离开的，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李先生的谦谦君子之风，令我为之倾倒。想想也不难理解，那个时候的我，还是一名站在学术圈外的稚嫩青年，见到李先生并能当面求教本身，似乎比和李先生交谈了什么更重要。
第二次登门求教，已经是我硕士毕业3年之后的1992年了。当时我在一所大学任教。那一年我想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美国著名作家、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Pearl S. Buck）研究为题。当时我还只是名讲师，而国家有规定，非高级职称者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需要两位高级职称者的推荐信。当时，我专程跑到北京，今天看来完全是不知天高地厚，又一次敲响了李先生的家门。记得是李先生的太太徐述华教授开的门，李先生走到门口来，依旧是慈祥地微笑着把我迎进室内。
我刚说明来意，提到赛珍珠，坐在面前的李先生温和地微笑着说：哦，研究Pearl Buck。然后，李先生用极其标准的英文娓娓道来：
Liu, the farmer, sat at the door of his one-room house. It was a warm evening in late February, and in his thin body he felt the coming of spring.
就是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依旧记得自己当时被李先生的出口成章和对赛珍珠作品如此熟悉震惊到张口结舌！敬佩到五体投地！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做赛珍珠研究，自然读过她的不少小说，也发表了几篇论文了，很有一番雄心壮志想把这个被中美两国学术界“抛弃”的作家研究好。但说来惭愧，要让我来背诵一段她的作品，我做不到！
李先生背诵的是赛珍珠的短篇作品《贫瘠的春天》（“The Barren Spring”）的第一句。该篇是当年《西南联大英文课》的课文之一。虽然李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任教，对此有所了解也在情理之中，但在半个世纪之后依旧记忆犹新且能出口成章，除了令人惊叹其超人的记忆力之外，那里面一定存有对赛珍珠创作的欣赏乃至热爱。
之后，我跟李先生阐明了我们的研究目标、研究计划，拿出了已有的学术成果作为佐证，然后表达了渴望得到他的推荐信的愿望。李先生说，你把材料放在这里吧，我先看一看。当时，我对李先生这种认真的态度非常敬佩，但也心怀忐忑，不知李先生在看完之后还会不会或愿不愿意为我们写推荐信。
幸运的是，第二天，我就得到了李先生的推荐信，他对我们的研究给予了充分肯定，也给予了很高的期望。其中一句话是：“本课题企图对填补赛珍珠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空白做出积极贡献。”这话令我感到无比振奋。我知道，这样的目标不单是为本课题提出的，更是对中国学者的一个期望。
遗憾的是，在当时的年代，学术界对赛珍珠依旧有偏见与误解，我们的项目申请未能获得成功，但还是要感谢李先生以及另外一位为我们写推荐信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已故的吴冰教授，正是因为他们的支持，我的赛珍珠研究后来获得了教育部的人文社科项目的资助，而这已经是当时赛珍珠研究所能获得的最高层次的科研项目了。
在我自己的赛珍珠研究道路上，一直朝着李先生所确立的努力填补赛珍珠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空白这个目标不断前进。可以告慰李先生的是，经过这30年的发展，经过众多中国学者的不懈努力，填补赛珍珠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空白这一目标可以说已经实现了。
今日回想起来，1987年我登门拜访的时候，李先生已经70岁了；第二次上门求援的1992年，李先生已经75岁高龄了。那个时候的我，真的是年少无知冒失莽撞，不知李先生的时间有多么宝贵而竟随意前往打扰，今日想来真的是不禁羞惭而汗颜。我想，李先生之于我的厚爱与提携，自然是托贺老之福，但也是李先生关爱后学提携后进的慈爱之举。
2019年，国内出版社再版《西南联大英文课》，邀请了一些专家专门讲解每篇课文。当时我专门挑选了赛珍珠的《贫瘠的春天》来讲，我想借此怀念于我有恩，也是我们大家所敬爱的李赋宁先生。
李先生和贺老当年对学生的这种关爱态度深深影响着我。今天，能够为奋斗中的青年提供一点力所能及的帮助，于我是件快乐的事！我们对青年学者的支持与帮助，不仅有可能使他们获得进步，更有可能使学术有传承。期望以此回报当年在我们成长过程中给予我们帮助的那些前辈学者！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