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刘鹏波：陈老师好，恭喜您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能否先和我们分享一下，您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

陈 仓：我是个放牛娃出身，当初根本不懂什么是文学，而且我的父母都是文盲，无论怎么看，我和文学都很无缘。我和文学之间是一片空白，然而，中学毕业的那年暑假，我竟然一边放牛一边开始写“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写，到底怎么写，写了能干什么。但是我记得非常清楚，在一个没有用完的作业本上，每天都会写几句，写得比较多的是已经去世的母亲。可惜的是，我的作业本和课本后来都消失了。

后来我进城上学，才正式接触到文学书籍，最早读到的是汪国真和席慕蓉，后来读到的是尼采和裴多菲，再后来才零零散散地读到了朦胧诗。1994年，《星星》诗刊在第10期栏目头条发表了我的组诗《人物素描》。随后，我在第11期刊发了组诗《静物写意》，该组诗在第三届中国星星诗歌大赛中获了大奖。《人物素描》被评为“每期一星”，彩色照片、简历和诗观发在第12期的封三上。在一年之中，能三次登上著名的《星星》诗刊，真有一夜成名的感觉。再后来，我便成了《诗刊》等诗歌刊物的常客，而且经常是栏目头条。

再后来，为了解决生存问题，虽然一直在写诗，但是和文坛“失联”了七八年。上海世博会召开前夕，上海市作协等六部门联合举办了一次全国诗歌大赛，我从《解放日报》看到征稿启事后，一边走一边构思，半个小时不到就写了一首五六十行的诗，当天就寄了出去。几个月后，有人通知我，说我获奖了，而且是一等奖。天啊，我高兴坏了，一等奖奖金一万块。评委会主任赵丽宏给我颁奖，鼓励我继续写。于是，2008年我回归文坛，从零开始继续写诗，三年后参加了《诗刊》社主办的青春诗会。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门槛，号称诗坛的黄埔军校，所以就名正言顺地成为诗人了。

刘鹏波：您从写诗起步，成了名副其实的诗人，但是2012年开始，突然写起了小说和散文，这种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陈 仓：我写小说、散文和写诗差不多，也不是我想写的，似乎是上天让我写的。大概到了2011年吧，我把父亲从农村接到城里一起过春节，带他坐飞机，逛大雁塔，登西安城楼，到上海看海、洗桑拿、吃火锅……父亲第一次进城，所以发生了许多令人心酸的事情。每天回家等父亲入睡以后，我就把父亲进城发生的事情以日记的形式记下来。和当初写诗一样，就是一种很原始的冲动。直到2012年，我和一位诗人兼编辑的朋友聊到了这些文字，他拿过去一看，非常震惊，说可以拿去发表。但是转了两圈，都被退了回来，原因是我不是名家，几万字的散文很难发表。

后来，我打印一份寄给了《花城》，因为他们有一个“家族记忆”栏目。2012年年底，我拿到《花城》第6期样刊，打开一看，我的文章竟然发在了中篇小说头条。“蝴蝶效应”就这么产生了，《小说选刊》头条转载了，《小说月报》《新华文摘》转载了，而且还被收进好几本年选。这么一篇记录性的散文，因为一个美丽的误会，变成了我的“小说”成名作。我就趁热打铁，不管是不是小说，一口气写了十几篇，被我统一命名为“进城系列”，仅仅2013年就被《小说选刊》转载了三次，其中两次是头条。评论家说我的小说不像一般小说那样拿腔拿调，而是运用散文化的笔调，接地气、通人性、感人心，这变成了我的小说特色。

仅过了一年多时间，我又多了一个身份——小说家。这就是人生的奇妙之处，似乎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的。不过，上天不在虚幻的头顶，而在我们每个人的手中，你的路怎么走，走向哪里，自己并不清楚，也无法控制。你能做的就是披星戴月，把这条路走得宽一点，走得长一点，走得亮堂一点，仅此而已。

刘鹏波：诗歌、小说和散文属于不同文体，您如何看待三者之间的关系？

陈 仓：有人说，我是全文体写作者，在各文体之间能够自如地“切换”。我倒觉得，我不是得心应手，而是喜欢自然状态的写作。我一直追求的就是脱离理论或技术的自然状态写作，所以我从来不把各种文体严格区分开来，我有好几篇散文被当成了小说，我的小说里经常会有诗或者诗意的成分，而我的诗还经常被转化成小说。正因为如此，在创作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在乎到底在写诗、写散文还是写小说，我只在乎有没有把心掏出来，心中有没有灵魂的闪光。最重要的是，这些文字是不是真诚，能不能打动别人，引起别人灵魂深处的共情。

如果说有差别，那就是我写散文的时候，情节都是发生过的，我完全尊重事实，尤其写到自己的父亲和亲人，写到他们的生死问题，如果胡编乱造的话，那是大不敬的。而写小说的时候，我会展开一些自己的想象，毕竟想象是超越现实的那一部分。不过，我的想象是有限的，想象永远没有生活精彩，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很多事情已经大大地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我有一个体会，无论是什么文体，表面上看似乎是写出来的，其实都是活出来的——想象也是“活着”的范畴，是用我们的皮肉和思想熬出来的。

刘鹏波：除了作家身份外，您还是一名资深记者。媒体工作对您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陈 仓：我的写作其实是业余的，我真正的本职工作是记者，我在新闻行业已经干了20多年，深度参与过媒体的市场化改革。我觉得，新闻要有用，要充满人文关怀。具体说来，有价值的新闻要有善意，能帮助和引导人们走向美好生活。在这种理念的作用下，我策划过很多慈善活动，发动媒体人做了很多善事。

这也是我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所以在文学创作的时候，无论遇到什么题材，我都秉持着同样的理念，传播善的思想，给人一束光。我喜欢给人以温暖和力量的作品，让人读了之后，能从中找到方向，增加生活的勇气，注入热情和动力。

刘鹏波：您曾经说过，善意就像阳光一样永远是不会消失的，真正的好作品一定要传播善意。请问这种价值观或者说是文学观，和您的人生经历有关吗？

陈 仓：我七八岁的时候母亲去世，她断气前的最后一个愿望是吃麻花，父亲和姐姐跑遍了整个村子，借来半桶油和一升面粉，好不容易炸好了麻花，母亲却已经断气了，把这人间的美味留给了我们。我十一二岁的时候，为了给哥哥结婚办酒席，哥哥带着我去河南淘金，中途发生了一次事故，哥哥将我一把推开，他死了，我活了，那年哥哥19岁，刚刚定了一门亲事。我十八九岁的时候，为了印刷一本诗集，回家向父亲求助，一辈子没有读过一首诗、不知道诗为何物的文盲父亲，不管不顾地砍了几棵大树，为我筹措了一笔费用……正是我的亲人们用他们淳朴的爱和善良建立起了我的价值观，为我的人生铺就了温暖的底色，教会了我如何善待这个世界。所以，我希望在所有的作品里，能够力所能及地向人们传播一些善意，这算是我对世界仅有的一点回报。

刘鹏波：《月光不是光》共收录七篇散文，讲述大移民时代的人如何扎根、如何再造一个新故乡。能否请您介绍下这部散文集的主题和特色？背后有什么特殊的出版契机吗？

陈 仓：这部散文集最重要的意图就是想呼唤人们热爱土地，比如父亲对形形色色树木的热爱，比如在处于昏迷状态下依然做出各种各样的种地动作，都反映出了一个农民对土地深深的依恋。他们一辈子不仅在向泥土里播种庄稼，同时在向泥土里一点点地播种着自己的生命。我曾经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吃的、穿的、用的，没有什么是来自天上的，而都来自于土地。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块土地，都有一个在为你耕种土地的人。这就是我一直以自己是农民出身，又有一个农民父亲而自豪的原因。

在《月光不是光》出版之前，我出版过两本长篇散文。我从来没有出散文集的打算，而且也没有下意识地进行过散文写作，我的每一篇散文的写作初衷都是想记录自己的重大的情感经历。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每发表一篇都会引起一些反响。在这种背景下，便有不少出版社都来联系我，要出版我的散文集，我最后也不知道为什么交给了安徽文艺出版社。后来，我发现这是对的，责任编辑汪爱武非常专业，脾气也特别好，对作者特别尊重。

刘鹏波：您在文章中写到，“因为父亲活着，故乡就活着，父亲不在了，故乡也就不在了”。您怎么看待故乡和远方的关系，您的创作源泉、精神故乡是哪儿？

陈 仓：我的创作源泉或者说文学的故乡，那就是远方。不过，当我生活在故乡的时候，我的远方就是城市；而当我来到城市生活的时候，我的远方又变成了故乡。具体而言，目前我的远方有两个：一个是秦岭山中的塔尔坪，另一个就是我寄居的城市上海。这两个远方像太阳和月亮一样，它们像一对恋人彼此吸引，相互追逐。当太阳升起，月亮就默默退出；当月亮来临，太阳就给予光芒。它们就这样共同守候着我的世界。

我和其他作家不一样，我写的既不是城市文学，也不是乡土文学，我写的是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的一种落差、一种循环。不过，我的创作源泉和精神的故乡只有秦岭山中的那一片土地，因为我的亲人都是农民，我是从泥巴里长出来的。很多人都说我像土豆，没错，我确实是一个土豆，不仅土气且有一股自我繁殖的孤独感。

刘鹏波：既然是一个土豆，那么在城市里您怎么扎根？

陈 仓：你是想说，土豆只能生活在农村，生活在城市就变成了食物。在上海，除了我自己在花园里种过几次土豆以外，我确实没有看到过以植物的名义长在土里的土豆，顶多是摆放在菜市场里的土豆，甚至是土豆泥或者薯条。鲁迅文学奖的授奖辞说，“《月光不是光》是普通人迁徙流变的生活信史，乡愁与热望同在、裂变与奋进交织。”同样是土豆，在农村是一种生命形态，在城市已经变成了另一种生命形态，这就是我们所遭受的“裂变”。

现在是大移民时代，人人都是漂泊者。因为村里的人往镇上迁徙，镇上的人往县城、省城迁徙，省城的人向北京、上海、广州甚至是海外迁徙。迁徙的原因也有很多，大多数是为了打工，有一部分是为了上学。即使是真正的城市人，一直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但是由于城市化不断加快，不停地拆迁和搬家，留下你童年记忆的那条街道、那个巷子，现在是否还存在，是否还是过去的那种模样呢？我们已经离开了原有的生态，我们的情感、我们流逝的生命已经失去了附着的土壤，人人就都有了一种漂泊感。

那怎么办呢？这就需要以他乡为故乡，再造一个新故乡出来。马尔克思在《百年孤独》里说，有个亲人死在那里，那里才是你的故乡。等我这个土豆死在上海，被埋在上海，后辈们自然会把上海当成故乡。我在上海参加过一个人的葬礼，那就是我的岳父，当我的名字被雕刻在他的墓碑上，然后被埋在地下的时候，我感觉那不是墓碑，真像是我扎下去的根。

刘鹏波：您曾写到，“对写作上了瘾，一天不写心里就不舒服，就像吃饭一样，不写就会饥饿，不写就会空虚，不写就会失眠”。写作对您而言有怎样的意义？下一步有什么写作计划吗？

陈 仓：我曾经说过，文字是我的另一条命，而且我把这条命看得比我的肉体还重要。因为我的肉体最多存活不过百年，如果我写出好的文字，它们一定会活得比我长。

我有一部长篇小说已经写好了，我称之为“进城”“扎根”之后的“安魂”系列，总共30多万字，继续保持着催人泪下的风格，以充满诗意的故事和浓郁的都市生活气息塑造一群底层年轻人敢爱敢拼、自强不息的形象。具体一点说，是以年轻人买房安家为主线，反映一代人的正义、良知和精神面貌，关注年轻人如何创业、安身、安魂的追梦人生，思考一个家庭、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安宁、幸福和未来。

在娱乐至上的网络时代，现在的纯文学作品最大的挑战是贴近性和可读性，这个问题不解决，纯文学会越来越被边缘化。我自信地认为，这部作品是我目前为止最好看的，起码那些城市中的奋斗者拿到手后想一口气读完，而且还能笑中带泪地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