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刘增杰，1934年5月生，1952年考入河南大学国文系，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1959年，到北京大学进研班学习一年，师从著名现代文学史家王瑶先生。曾担任河南大学中文系现代语文教研室主任、中文系副主任、中文系主任、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院名誉院长，荣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河南省优秀专家、河南省高校师资培训工作先进工作者、河南省优秀研究生导师等称号。

刘增杰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解放区文学研究等方面皆有开拓性贡献，影响深远。主要著作有《鲁迅与河南》《中国解放区文学史》《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潮史》《文学的潮汐》《战火中的缪斯》《云起云飞——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研究透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发现与阐释——现代文学史料知见录》等，主编有《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三册）《师陀研究资料》《师陀全集》（五卷八册）《师陀全集补编》等。

刘先生于2022年12月29日在南京因病去世。

Q

郝魁锋：刘老师，很高兴你就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建设问题接受我的采访。我知道，你在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学术工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领域也投入了不少精力。据我初步统计，三十多年来，你除发表了一批史料研究论文外，还出版过多种史料研究著作，编校过多种史料集。这些论文和著作，在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中，引起过读者和研究者的思考与兴趣。我想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最初你是怎样开始注意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呢？

刘增杰：说来话长。我对史料研究产生兴趣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978年年底。那时候，国内逐渐涌动起了为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鲁迅研究热潮。研究热点往往诱发学术欲望。起初我不知所措，不知道自己能够做点什么。不久就找到了选题。在此之前，我在河南大学图书馆，曾经读过20世纪初年日本东京出版的《豫报》和《河南》。河南省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的这两种刊物思想激进，坚持反封建的爱国立场，吸引了鲁迅、周作人等在刊物上发表了一批产生过影响的文章。

记得读到1906-1908年出版的这两个刊物，以及1925年在鲁迅支持下开封创办的《豫报副刊》时，我的情绪激动，第一次了解了鲁迅对河南作家和中原人民的关心和牵挂，但当时还没有产生写作的冲动。待到再找出来重读时，眼前突然一亮。心想：为了避免研究中的雷同、重复，我何不选取地域文化的视角，写一点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呢？边读边写，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接连写了二十几篇鲁迅与河南相关的短文来，部分文章分别发表在《奔流》、《莽原》等刊物上。

当时，我对《豫报》第一期刊出的鲁迅早期著作《中国矿产志》的出版广告和《中国矿产全图》的出版广告的作者是谁，产生了疑问。经过初步分析，我认为应是鲁迅所写，但我对辨析、考证方法相当陌生，心里不踏实。于是就将《〈豫报〉所刊鲁迅早期著作的两个广告》短文，唐突地寄给了鲁迅研究家唐弢先生，请他帮助做一下判断。在此之前，我只知道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叔父尹达（原名刘燿）和唐弢先生都住在社会科学院家属院。叔父曾向唐弢先生介绍过我，请他对我的学习给予指导。我在信上向唐先生介绍过自己的情况，唐先生给我回过短信，对我怎样学习现代文学提出过一些建议。但我们并没有见过面。这次唐弢先生收到短文后，并没有给我回信，他把短文的题目改成《有关鲁迅早期著作的两个广告》，寄给刚刚创刊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已出了第1辑）。料想不到，短文很快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2辑刊出。文章的发表给我的史料研究带来了新的推动力。

Q

郝魁锋：听说，你的鲁迅与河南研究、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得到过任访秋先生、王瑶先生的指导，具体情况怎样？

刘增杰：在写作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向任访秋先生汇报过自己在河南以及赴北京搜集有关资料的情况，在北京等地访问曹靖华、刘岘等作家的收获。任先生每次都叮嘱我：史料的搜集、整理，一定要不拘大小，一网打尽，最后再做出独立的判断。当时，研究进展顺利。河南人民出版社已经和我签约，决定出版《鲁迅与河南》这个小册子，曹靖华先生题写了书名，木刻家刘岘先生设计了封面。我邀请任先生写序，他也高兴地应允了。先生在序言中说：“增杰同志写的《鲁迅与河南》这部书，对史实详加稽考，对事理深入分析，平实审慎，细大不捐。”序言上业师的嘱托是对我从事史料研究提出的基本要求，让我终生受益。《鲁迅与河南》按计划于1981年8月出版。

《鲁迅与河南》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在撰写《鲁迅与河南》书稿的同时，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资料征集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由六十多所高等学校、研究机构的三四百名研究者参与，十七家出版机构同时组织出版的庞大机器，在文学所的统一协调下开始运转。1980年9月初，主持单位邀请相关出版社编辑和高校、研究机构的代表，在安徽黄山召开了现代文学资料会议，具体讨论了编辑三种丛书的原则与任务。三种丛书即：甲种：《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乙种：《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丙种：《中国现代文学书刊资料丛书》。落实编选任务的时候，讨论到《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中的《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一书时，会场冷了场。大家你看我，我看他，却没有人站出来认领任务。会场里不时还能够听到有人小声地议论：战争环境下，资料丢失太严重，搞起来困难……片刻沉寂后，会议主持人之一的王瑶先生，突然抬起头来，微笑着望了望我说：“刘增杰，你们单位人多，承担起来怎么样？”我那时已经答应了承下编《师陀研究资料》等作家研究资料的任务，却对从事解放区文学资料编选没有思想准备。听到了王先生的问话，我支支吾吾，讲了一些对研究对象不熟悉等理由进行婉拒。没想到，针对我列举的理由，王先生竟逐条做了“反驳”。他说，对研究对象不熟悉，不是理由。你下点功夫不就熟悉了么？还说，编选史料的学术价值，主要是看编选者的认真程度，学术见识的高低。王先生雄辩滔滔。他一边陈述自己的理由，一边诙谐地哈哈笑着，好像等待着我应答时出现新的漏洞，再来将我一军。会场上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显然，大家都被王先生机智的论辩方式征服了。当时我自知不是与先生论辩的对手。心想，自己又被聘为乙种丛书编委，应该服从工作大局，就爽快地接受任务了。王先生和我论辩时直言直语，随意而亲切，显然是源于二十多年前我们之间的师生关系。1959年8月到1960年7月，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班读书的时候，王先生给我们班讲了一年现代文学课。这段师生之谊，此后一直保持着。我很尊重先生的为人和学术见识，现在还珍藏着一厚本当年的听课笔记。解放区文学史料的征集、编选任务，就这样落实到了我和教研室几位老师肩上。三卷本《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编好后，经过王瑶先生、徐迺翔先生审定，1983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面世。

应该说，我的史料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半勉强到自觉的过程。我在实践中所逐渐获得的一些感悟、收获，受惠于几位学术前辈的关爱。他们强大的人格力量，献身学术的精神，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指点、呵护，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前进的脚步。

Q

郝魁锋：学术前辈对你们那一代学人的帮助、爱护、培养本身，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宝贵传统的组成部分，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者的幸运。在这里，你能不能根据自己史料研究的实践，从宏观上梳理一下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发展脉络？

刘增杰：你提出的问题的确重要。百年来的现代文学史料（从晚清民初直到21世纪初年），各个阶段的研究，呈现为一种既有内在联系又各有所异的复杂研究景观。

我的感受是：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从晚清民初到20世纪30年代，为史料研究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30年代的史料研究成果丰硕。突出特点是：由学术界领军人物亲自出马，以高屋建瓴的学术视野，采取作品编选、创作评论与史料整理三者并重的方式开展工作。研究的突出成果是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

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是史料研究的第二个阶段。研究成绩以80年代最为突出，特点是痛定思痛之后的反思。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史资料征集活动及其出版的三种史料丛书（约80种）就是这一阶段史料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表面看来，这只是一次史料征集活动，它的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学术动机。这既是对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根本性反叛，也是恢复现代文学研究活力的决定性步骤。还应该看到，这次史料征集活动，不仅对现代文学史料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还继续发酵，对整个新文学史料建设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现代文学资料三种丛书出版过程中，由多批学者组成的研究队伍，还先后出版了《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国解放区文学史料丛书》。应教学之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联合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中的《文学运动史料选》也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第一版就印了10万套。这从一侧面，说明了当时史料研究的广度及其产生的巨大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后二十年的史料研究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史料研究，既没有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史料征集活动，也没有舆论的集中造势，它已经沉潜为日常学术建设的一部分。知识产权出版社以《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的形式，集中出版了上个世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持的三种丛书中大部分史料，但也只能称为第二阶段史料研究的余波；或者说，是对第三阶段研究的衔接、配合。

这一阶段史料的发掘、整理与阐释，并不轰轰烈烈，多是个体活动或少数志同道合者的联合，但研究极具深度，甚至称得上是百年史料研究的精彩总结。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里专门开列书目，对以新一代学者为主在这一时期所取得的史料研究成果，作了赞许性的介绍，可以参看。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

中西书局2012年版

Q

郝魁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人物篇，向读者介绍了许多研究家和他们的著作。你在这里可否给我们推荐一些学术特色鲜明的史料学论著？或者说，介绍几部（篇）带有经典性的研究著作？

刘增杰：在阅读过程中，的确有许多著作让我爱不释手，印象深刻。有阅读兴趣的朋友，不妨读一读以下几部（篇）著作。不过，这并不是通常所说的经典重读。就现代文学史料研究而言，时间时刻在调整着，或者说在颠覆着已有著作的评价与地位。我只是主张读几部有个人见解的书，有思想力的书，甚至看来有某些偏激片面却言之成理的书。

梁启超是从古典文学史料学研究走向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的关键性人物。单就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料研究而论，他在“五四”之后完成的《清代学术概论》（1920年）、《中国历史研究法》（1921年）等，系统地对清代学术研究的成绩与问题进行了总结，在学术思想上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直接衔接，血脉相通。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清代学者整理旧学成绩的十项总体性评论，他所主张的以科学的眼光对研究对象的“重估”，他对史料研究面临诸种困境的警示，等等，都给读者带来了深刻影响。梁启超以无所不及，无所不窥的学术视野，使他在文学历史转向时刻握有关键性的玄机。他的研究不仅向过往追溯，而且向着未来延伸，文字中蒸腾着过渡时代高格调的文化气息。梁启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当之无愧的先行者。

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最初刊于1923年《申报》50周年纪念刊。胡适在日译本《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的序中说：“我的目的只是要记载五十年新旧文学过渡时期的短历史。”“过渡时期”是现代文学史料研究首先碰到的一个大问题，关键问题。《胡适全集》里研究新文学的文字极多，有时间不妨多看一些，但至少要翻一翻中华书局1993年版《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一书中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的现代文学史料研究，比起他的古典文学史料研究来不免显得有些薄弱，但他的研究仍具有首创的意义。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胡适以放眼全局的学术视野，在新文学运动发生二十年之际明智地提出，因为中国新文学运动发生的“时间太逼近了，我们的记载与论断都免不了带着一点主观情感的成分，不容易得着客观的、严格的史的记录……一个文学运动的历史的估价，必须包括它的出产品的估价。”他强调，没有足够的时间积淀，只能进行初步的史料整理，而不能写出信史。胡适期望，在漫长而复杂的文学生态下，史料研究者应保持着独立姿态和批评立场。正是坚持着这一基本原则，鲁迅的经典小说，才获得了胡适经典性的评论。

鲁迅的史料研究实践丰富、深刻。他早年在寂寞中从事整理的《古小说钩沉》、《小说旧文钞》，显示出了鲁迅史料研究中的真功夫。他的史料研究的鲜明特点是：以批判性思维审视历史与现实，始终保持着史料研究鲜明的现实品格。鲁迅特别强调保存史料与抢救史料的现实迫切性，并且身体力行。比如，为了保存随时可能流失的史料，他在杂文集里，通常采用如下方式保存史料。在《而已集》、《花边文学》中采用“附录”的方法将对方的文字录入自己的杂文之后备查；在《伪自由书》、《准风月谈》、《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中采用“备考”或“附记”、“后记”的方式保存史料；《且介亭杂文末编》（许广平在鲁迅逝世后编定）则又采取了“立此存照”的方式保存史料。鲁迅的现代文学史料研究本身是一部大书，我们无法仅仅开列出一部书来搪塞。还是请读者通过对《鲁迅全集》浏览性的阅读实践，自己来作出智慧的选择吧。

阿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一位自觉的开拓者。阿英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建设中出现的第一部具有完整意义的史料著作。把现代文学史料分为总史、会社史料、作家小传、史料特辑、创作编目、翻译编目、杂志编目及索引等类别，是阿英史料研究的首创，影响深远。阿英自觉地将近代文学史料研究和现代文学史料研究打通，形成了两者相互融合、渗透的研究格局。阿英所确立的贵今贱古的史料观，他对现代文学史料不断被毁弃现象进行的持续性揭露等，确立了一个立体的史料研究空间。阿英创作与史料研究并重的学术实践，对后来者留下的启示多多。

唐弢在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中有着突出的贡献。人们熟知，他对鲁迅作品的辑佚成绩蜚然。收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唐弢藏书有杂志1.67万件，图书2.63万件。正如舒乙所说，一册《唐弢藏书目录》是“一座天然的纪念碑”。我在这里更愿意推荐的，则是他的《晦庵书话》（1962年北京出版社印行，1980年10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书话中不仅收藏有丰富的史料，还浓缩了唐弢的书话观。他在1980年版《晦庵书话》中说：“光有资料却不等于书话”，“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之前，唐弢还说过类似的话：“通过《书话》，我曾尝试过怎样从浩如烟海的材料里捕捉使人感到兴趣的东西，也尝试过怎样将头绪纷繁的事实用简练的几笔表达出来。”这两段论述启示我们：史料研究并非全部是沉闷的整理、介绍。史料研究的天地广阔，它同样需要《晦庵书话》这类读来兴味盎然的文字的滋润。

王瑶先生是从治汉魏六朝文学改为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得天独厚的知识结构，使我们看到了他以丰富史料为基础对现代文学阐释的精彩。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一种无声的宣示：文学史写作必须以坚实的史料为基础。许多研究者都对这部书在史料学建设上的突出贡献做出过中肯的评论。早在1950年，诗人臧克家就看出了“查原始材料，读原著，出己见”是这部文学史的鲜明特点。严家炎也说：“《中国新文学史稿》是我国第一部史料丰富、体系完备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奠立了最早的基石”，“在研究资料把握上，有人说他是‘竭泽而渔’，那就是说，他要力求做到占有所有的有关材料，在此基础上形成创见”（《先驱者的足迹——王瑶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第1、2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臧克家、严家炎的文字，确系对王瑶研究个性的准确概括。王瑶还明确主张，现代文学研究要借鉴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指出：“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我们有一套大家所熟知的整理和鉴别文献材料的学问，版本、目录、辨伪、辑佚，都是研究者必须掌握或进行的工作，其实这些工作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同样存在，不过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罢了。”对前辈研究现代文学的历史经验，王瑶也十分重视。他特别看重朱自清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表述自己的看法和评价的时候说的“先从叙述事实根据开始”的历史经验。王瑶四十年的现代文学、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的成绩及其所经历的曲折，是迄今为止较完备的研究遗产，值得认真思考与研究。

严家炎治学严谨，1980年代初期，唐弢对他的研究就做过切实的评论。唐弢说，严家炎对丁玲小说《在医院中》的重新评价，对艾青发言《现实不容歪曲》的具体分析，揭示萧军刊登在《文化报》上“社评”和“献词的真实意义”，这些，都“充分显示了一个史学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唐弢：《求实集·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求实集》是一本有生命力的书。三十年后重读，仍然可以读出作者的人格精神。比如，他反复强调，研究者要读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占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研究原始的作品和史料上下苦功夫。用他形象的说法叫做：“啃别人吃过的馍是没有多大意思的”。严家炎特别推崇研究者学术研究中的独立思考。他多次申明：“学术研究应该是独立的，除了服从历史事实这位上帝之外，它不应该服从任何人。”严家炎对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常能发前人所未发，率先进行学术清理。

严家炎也是建设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热心倡导者。只要读一读他对樊骏《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一文的极高评价，就可以看出他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程度了。严家炎说：“《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是把这项工作当作‘宏大的系统工程’来阐述的，全文长达八万多字，更是现代文学史料学这个分支学科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它不但是对过去几十年文学史料工作的一个综合考察，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极好的建议，具有相当的实用价值和可操作性。可以说，这八万字是作者经过长期积累，查阅了至少一二百万字的各种材料才写成的，照我个人看来，实在可以规定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生的必读篇目和新文学史料学课程的必读教材。”当他看到我在上海中西书局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时，严家炎在《一点感想》一文中作了热情的鼓励性评价，饱含着他对史料学研究新的期待。

如严家炎所说，樊骏对现代文学史料学建设作出的贡献最多。《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是迄今为止百年来篇幅最长的史料学研究论文。樊骏自己说，这篇探讨现代文学史料工作得失的文章，写了两年，自己得以“从容地把想法写出来，实在是少有的痛快”。论文分六个部分，回顾了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坎坷道路，新时期十年史料研究的进展，阐释了进一步发掘新的史料类型的现实意义，提出了鉴别史料与提高史料研究者的学术修养的迫切性，呼吁抢救史料与观念更新等。樊骏当时发出的强化史料研究的呼吁，在国内许多高校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名称各异的史料学讲座或课程纷纷开设，刊物上围绕建立史料学问题的研究论文明显增多。樊骏的文章里，他的人品、文品和历史精神，总是和谐地统一于一个内在的结构之中，文字中有着含而不露的思想光芒，隐而不显的理性内核，是一代研究者为创建史料学留下的精神记录。樊骏的史料学研究实践，具有某种恒久的示范意义。

人们当然不会忘记朱金顺先生的独特劳作。他的《新文学资料引论》，是在高等学校开设史料学专题课的第一部教材（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如他自己所说，资料学在整个研究工作中，唱配角而不唱主角，类似边缘学科，它为一切史论制造论据，提供佐证，虽然这是材料的爬梳、考辨工作，却有它独立的价值。他“愿做为引玉之砖而抛出”。从几十年来史料学研究的实践看，《新文学资料引论》的确具有首创之功。

Q

郝魁锋：你对新一代史料研究者的学术成果有何评价？可以向读者推荐几部他们的著作么？

刘增杰：我平时很关注新一代史料研究者的学术成果，到手必看。他们代表着史料学研究的未来。他们不走老路，视野开阔，连老一代研究者也能够从他们青春的活力中汲取力量。他们的研究不随时潮仰俯，有着出手不凡的创获，进行着富有新意的学术清点。他们重视利用网络，但是，更靠阅读纸质材料实现着自己的学术构想。这里只能做挂一漏万的举例性介绍。时间是他们研究成果最终的裁决者。在史料研究中能够耐得住寂寞的人，可能就是历史最后青睐的人。

陈子善的现代文学史料研究成绩蜚然，他的多部著作都在读者中产生过反响。他研究史料，不是板起面孔写“严肃”的大文，而是以小见大，在自己发掘的史料海洋里自由地穿行。他曾经不无自得地叙述过自己研究的特点：“它们发掘了一些重要作家的佚文，考订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文坛史实，解决或部分解决了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些悬案或疑案。说得学术一点，它们是现当代文学史料学的微观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一些实例。书里虽然没有多少理论上的阐发，但我对现当代文学史的思考已蕴含其中矣。我想，这就够了。”“我想，这就够了”，写得从容淡定，谦虚而自信，余味无穷。读者从他多种著作中任选一种读一读，都可以读出特有的陈子善味。

上海另一位重视史料研究的学者是陈思和。读到不久前他和王德威共同主编的《史料与阐释》（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版），我不禁脱口而出：“这是一部智慧之书！”书名没有张扬，甚至没有给读者带来吸引眼球的惊喜，但“史料与阐释”五个字含义深长。当前，提高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学术质量的关键所在，不就是在坚实史料基础上进行深入阐释么？《史料与阐释》的栏目分为“文献”、“资料”、“论述”三个部分，中心是对2008年去世的三位“胡风冤案”受难者的纪念。“文献”、“资料”中包含着当事人的一批极具历史价值的信件、日记以及在压力下的自我检查等，读后令人扼腕叹息。《史料与阐释》把史料与阐释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这种更具个性化的表述方式自有其生命力。

解志熙的《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中华书局2009年版）值得一读。解志熙舍得在阅读上下苦功夫，他的阅读范围相当广博，由今溯古，进而由文学而历史而哲学。《考文叙事录》对那些目前研究相对薄弱的作家和作品选取独特视角，写出了洋洋洒洒，让人耳目一新的考证文字。对古典文学研究著作的解读，他没有隔行的陌生。像他评论业师的长文《古典文学现代研究的重要创获——任访秋先生文学史遗著三种校读记》，就写得极见功力。他坚持客观、公正的学术立场，指出：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把握“中国文学史发展大势和关键环节”，“他的文学史洞见，不仅在三四十年代的文学史论著中颖然秀出，即使在今天那些写来越来越繁的文学史著作中也甚为罕见，所以今天读来仍然让人深深感佩其以少总多，启人神智的力度与美感”。解志熙并不为尊者讳，为老师讳。在评论先生的《中国小品文发展史》时，他就对先生“拔高小品，贬抑古文乃至骈文的态度”提出了商榷。解志熙感受力敏锐，语言融通、周详、机智、厚重，谦恭礼让又自尊自强，值得人们注目与期待。

在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另一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李怡。他在《历史的“散佚”与当代的“新考据研究”——史料建设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意义》中说：“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还发生了不断的人为损毁事件，最显著的至少就有三次：国共两党的军事斗争与文化斗争，日本侵华战争，‘文革’的浩劫。国民党对异端思想与革命文学的镇压，我们也同样不易见到其他政治立场的文学作品，乃至张爱玲的作品对许多研究者而言也是并不完整的。日本侵略导致了中国文化整体板块的破碎，在风雨飘摇的岁月，许多的文学现象几乎就处于自生自灭之中，其意义根本就来不及在文学史家那里得以衡定，随着一代历史见证人的纷纷谢世，随着‘抗战土印纸’在时间的磨蚀下随风而逝，我们曾经有过的历史之链也将永远残缺，更不用说‘文革’了，一切文化的遗产都进入了清算之列，政治家不断通过对文化遗产的销毁来巩固自己的合法性，这样以‘焚书坑儒’的方式维护政治利益的思路可以追溯到秦始皇时代，但却并没有因为‘文革’的结束就宣告终止。文化保存制度的欠缺和人为的有组织的破坏是导致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散佚的最大原因。”（《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1期）。李怡一方面义正辞严地向读者指出史料遭遇到三次损毁的现实；另一方面，他又扩大研究视野，积极从事文化与史料建设。他近年主编的《民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文丛》（22册，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出版），就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其中，李怡、谢君兰、黄菊编的《民国宪政、法制与现代文学》（上、中、下），就是一个新领域的开拓。

Q

郝魁锋：刘老师站在历史的高度，对百年来有影响的史料学著作，作了简要而富有个性的评说，对我很有启发。我注意到，这些年来，学术界对你的史料研究也发表过不少评论文字。比如，你的论文《脆弱的软肋——略论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问题》，在《文学评论》2006年第6期发表的同时，《编后记》就写了如下一大段评论：“我们曾多次指出：在古典文学研究由史料的整理向史料的解释大胆挺进的同时，现代文学（也许也应包括‘十七年’的文学）研究应该由史料的解释向史料的整理小心地回溯。——现代文学研究中史料文献问题愈来愈成为这个学科生命的泉源所在，离开了真实可信的史料文献：史料的匮缺、误解、曲解、割裂、藏匿、毁弃、纂改、变造等，现代文学研究的实证性将遭异变，历史本质将被阉割，她的科学价值便不复存在，学科生命也随之窒息。刘增杰的文章希望大家认真读一读，其中文献自身的史学力度与作者忠悫的学术良知令我们震撼，也令我们信服了今天的现代文学研究运作机制中史料的核心地位。”我知道，这篇论文当时就获得了2003至2007年度《文学评论》优秀论文奖。去年，文章又获得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三届王瑶学术奖二等奖。张中良在评奖语中指出，论文“勇于直面这一‘脆弱的软肋’，透过对文献匮乏、史实舛误，任意删改等常见弊端的梳理，指出问题的普遍性与严重性，并对软肋的成因做出深入的分析。论文的重要意义在于提醒现代文学界，失去文献学基础的所谓学术，很难获得旺盛而长久的生命力。”希望你能够结合研究实际，谈谈自己在史料研究中的心得体会，经验教训。

刘增杰：在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中，我的确做了较长时间的努力。至于这些年来所受到的一些肯定，都不过是学界朋友的鼓励。应该承认，在学术理念上，我和《编后记》作者张中良先生是心心相印的。我在史料研究中，比较关注研究中存在的薄弱环节，我把它比作“脆弱的软肋”。“软肋”中突出的一个表现，是一些自恃权威、名人的人，他们有时并不依据事实说话，或奉命对学术问题妄下结论，或以个人好恶乱下断语。每读到他们的这些文字时，就想据理争论，但又举笔不定：一会儿自我安慰，我堂堂正正说理，靠事实辨析问题有何妨碍；一会儿又踌蹰不安，叹息一声，放下笔来。写《脆弱的软肋》一文时，学术良知战胜了心理怯懦。如文中指出：在文艺批评中，郭沫若不顾事实对朱光潜作简单的政治裁决，“不仅在当时不能说服被批判者和读者，甚至还会在被批判者乃至整个学术研究者的心理上留下长长的阴影。”根据当时的大量事实，我批驳了茅盾对抗战文艺主要毛病是右倾的观点。指出这是“理论上的苍白”。文章对于涉及政治敏感的王实味问题，通过学术考察，也理直气壮地做出了自己的结论。认为，对复杂的文学历史现场，用符合研究主体或符合主流话语的价值判断进行简单化的裁决，不仅会造成批评的浅层化，甚至还会造成重大失误。又说，史料研究中存在的这一类问题，不是枝节性的问题，不是在个别问题上的偏激，而是涉及全局的方向性问题。

我的史料研究，特别是涉及解放区文学的研究，前些年的经历还是曲曲折折的。某些非学术的压力，让我有口难辩，承受着心灵的熬煎。几年以后，自己还是忍受不了这不公正的责难，趁着撰写《迟到的探询》的《前记》的机会，就做出了虽还温和但也带有点火气的抗辩。我说，人们在研究中，“对于解放区当时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作品，或历史已经证明处置失当的问题，却总是较少涉及。对于解放区文学发展中所经历过的若干曲折，似乎引以为羞，或有意遮蔽，或避而远之。而殊不知：曲折是生命，曲折是生命的丰富。没有曲折的生命无法享受人生。文学亦然。正是文学发展中的曲折，才构成了文学的真正壮丽。对解放区文学真正的理解，体现于建立严肃的历史意识，确立史家的公正与自信，而不是对于某些前进中的缺陷讳莫如深。前几年，由我主编，赵明、文金先生参与部分撰稿的《中国解放区文学史》出版后，曾经有位好心的先生把书中凡是讲到局限与不足的地方，全部细心摘出，开列清单，巧妙编排，煌煌数千言，以期证明该书错误的严重。诚然，书中我写的那部分书稿肯定是有不少缺点的，甚至也可能有错误。我过去、现在、将来都欢迎展开讨论和争鸣。但是，上述作法我是不敢苟同的。断章取义、罗织罪状；或听风是雨，满目‘敌情’。把真知斥为异端，把不同见解诬为谬论，毒化学术讨论空气，必欲置论敌于死地而后快，等等。此种文风，曾经使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学术研究，付出了血的代价。学术研究就是学术研究。研究者的心思用在非学术上，以图从批判、否定别人的学术成果中捞取学术以外的收获，则会把我们的整个研究工作扭曲。”

史料研究质量提高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是对自己研究中出现的差错、教训，及时进行反思与清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中的《后记》里，我用较大的篇幅，回顾了自己研究中出现过的失误：史料研究的实践继续让我碰壁。《鲁迅与河南》出版不久，根据《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编委会的统一规划，我们就开始进行解放区文学史料的调查、搜集、整理工作。史料征集完成后，终于获准出版。当得知书的清样已经印出，我随即向责编写信，要求校读清样。不料，好心的编辑来信说，“不用了，来往邮寄书稿，太费时间。”我开始耐心地等待着。等待是一种急切的期待夹杂着甜蜜的幸福感。我的心头涌动着即将获得丰收的特有兴奋。书果然很快寄来了。封面设计简洁大方，厚厚的三大册史料集摆到了案头。待打开细看，我的心骤然一惊：书的校对实在粗糙，一些不该出错的字竟印错了，甚至个别小标题也出现了差错。我再次尝到了自己酿造的，却又怎么也喝不下去的苦酒。……经历了多次丢面子的难堪，我开始回过头去检点自己的起步：不注重对史实的核查，不顾及具体语境对研究对象乱下断语，轻视校对工作，等等，都是我从事史料工作的致命伤。这些沉重的生命记忆，终于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做史料研究中的谨慎、认真。

其实，最近又发现，连在《后记》中做了检讨的这本史料学，出版后也还是发现了新的错误。我真切地理解到：史料研究绝不仅仅属于技术、技艺层面。对于研究者来说，史料研究是大修炼、大思考。纠正研究中的差错，并非能够一劳永逸，这甚至是研究者需要终生正视的现实课题。

Q

郝魁锋：刘老师：你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前言》告诉我们：“本书原想讨论的一项内容，还包括史料学的理论研究，试图对百年来出现的某些影响较大的问题做出理论的阐释。”后来书的结构有所改变，能够做一些说明么？

刘增杰：的确像你说的那样，自己总想把史料与阐释的关系说得更明白一些。我在《前言》中说，史料、数据本身就是一种言说，它的背后也许代表了许多不必直说或不宜直说的观点的阐释。在史实面前把研究推向理论层面，古老的实证研究将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冲破一切先验的妄说，使研究处于学术的前沿。我的愿望美好，可惜功力不够。同时，目前许多文献史料尚未解密。在史料残缺的情景下形成严谨的观点还为时尚早。因此，我的史料研究没有建立体系的奢望，不追求认知体系的完整，只能对自己感受到的问题提供若干史实。原来计划的理论篇压缩到了第十章，敲了敲边鼓，说了几句皮毛的话。好在，陈思和先生出版的《史料与阐释》的《卷头语》告诉我们，他们栏目中的“论述”部分，“不仅仅是对史料的深度阐释，也包含本学科各种文学理论以及文学现象的探讨”，我期待他们在理论探讨中获得新的成功。

《发现与阐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事实上，理论上的探讨学界正在展开。我看到，钱理群、董健分别对一些文学现象的解读，就是出色的理论研究成果。钱理群告诫，对过去经常发生的极端化的研究思路，应有一种预防性的清醒。他说：“过去我们的研究不断地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就跟我们对自己所要倡导的研究思路与方法的有限性、局限性、盲点缺乏清醒的认识有关。……在学术论争中，一方面，每一方都必然要坚持自己的意见的合理性，即所谓据理力争，另一方面也要尊重对方的意见，要善于从对方的不同意见中发现其某些合理的因素，从对方对自己的诘难中警觉自身可能存在的盲点或陷阱。这里最要防止的是，就是绝对化的极端思想，即认定自己绝对正确，对方绝对谬误，为了与对方‘划清界限’，不惜将自己的观点推向极端，其结果必然是自己观点中原有的合理性在极端的推演中丧失殆尽，从而走向反面。在这方面过去我们是有许多教训的。因此，今天，当我们在‘重新发动’某种学术思路、潮流的时候，重提这些教训，或许可以使我们保持某种必要的清醒。”（《对现代文学文献问题的几点意见》，《河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董健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更有一针见血的理论辨析：“‘简单化的、直线的两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已经使我们的学术受害匪浅。要神化鲁迅，就必把胡适妖魔化，或者反之。为了冲破‘鲁郭茅’的评价格局，便非把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抬得更高不行。这种非此即彼的视角，叫人辨不清历史的真实色彩。很少有人从综合的文化效应上，从人与文学之现代化总趋势上，去研究鲁迅与胡适的共同价值及其在今天的意义。如鲁迅主张改造贯为人奴而麻木不仁的‘国民性，张大‘个性之尊’，呼唤‘人国’之建立；胡适则鼓吹健康的‘个人主义’，这在人的现代性追求上是一致的。”（《总序》，见朱寿桐：《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一旦这些精卓的见识得到进一步深化，带有暴力色彩的学术话语将会逐渐消隐，史料学研究藏匿的隐蔽秩序将会得到进一步呈现。

Q

郝魁锋：台湾学者黄一农曾说过，“网络的发展不仅是一个信息革命，实际上也是一场社会革命，它改变的不仅是理科，也包括文科的研究方式”。网络作为目前研究者获取史料的重要渠道之一，您如何看待网络资源中的史料文献对现代文学研究的价值意义？

刘增杰：史料的范畴会随着时代记载历史手段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从早期的甲骨文、竹帛、纸张再到图片、影像及电脑网络数字化技术，一直处于不断的丰富和发展之中。现代文学史料学本身即是以搜集、研究、编辑、运用现代文学史料为任务，因此对网络资源中的现代文学史料予以关注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在此前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我曾提到“文献管理体制的落后以及传统文献整理，研究方法和手段无法适应现代文化变革需求”是现代文学史料建设长期滞后的原因之一。而网络自身具有的开放性、高效性、自由性等特点，为研究者获取史料提供了诸多便利。网络作为现代文学史料新载体的出现，正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随着网络的发展和普及，网络资源中的现代文学史料已经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进展。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其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如对网络资源中的史料不加考辨鉴别随意引用而导致的史实讹误、利用网络的便利进行学术造假等。

Q

郝魁锋：目前，许多现代文学研究者正在利用各种网络数据库搜集史料从事学术研究。您认为通过网络这一新媒介获取的现代文学史料存在哪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刘增杰：网络资源中的现代文学史料首先就存在一个可信度问题。虽然大量史料经过数字化技术处理后以扫描或影印的方式呈现了出来，给人以原版原貌的印象，但经数字化处理过的电子文本或许并不是按原版扫描，或者即使是原版扫描，在此过程中也会发生错排、遗漏等种种意外。譬如我们看到的很多网络版现代文学报刊就没有将报刊中缝里的一些文学广告再现出来，因此处理过的网络版本依然存在问题。再有就是网络资源中的很多报纸期刊影印本都存在缺刊漏刊现象，如果研究者仅仅借助网络资源进行学术研究，就会陷入获取史料不完整的状况。这就要求我们研究者必须严肃地看待网络资源中的现代文学史料，意识到通过网络获取的史料代替不了对传统纸质报刊的阅读。网络的兴起，不是纸质的溃败，它代替不了艰苦的阅读与思考。网络时代的学术研究应该加强研究者自身的学术道德修养，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的精神去做学问、搞研究，这样才能拿得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史料学研究成果。

Q

郝魁锋：最后还想提出一个问题：老师对当前研究者的精神状态有怎样的评价？

刘增杰：就研究者的感情基调而言，据我的观察和自己的切身感受来说，史料研究者的心态还是有某些忧郁的。史料的数量太多、太杂，铺天盖地，需要人们长期地凝神静思，坐冷板凳。研究时刻考验着研究者的忍耐力。他们面对的，还有不时飘来的对史料研究者不屑一顾的闲言冷语。同时，对发掘出来的史料进行阐释，往往更难，路也更为漫长。但是，从总体实践来看，史料研究者应是最终的成功者。他们的研究虽苦，但心不发虚。研究中每一次新的发现，都可能使他们的忧郁转化为喜悦，畅快地发出鲜活的学术新声。当然，每个人的路并不相同，冷暖自知。在我的内心里，一直对史料研究同行怀有深度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