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空气中的召唤

20世纪80年代初，杨乐云先生已在《世界文学》工作了二十多个年头，临近退休，开始物色接班人。当时，我还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读大学。出于爱好，更出于青春的激情，课余大量阅读文学书籍，不时地，还尝试着写一些稚嫩的文字，算是个准文学青年。在20世纪80年代，不爱上文学，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整个社会都在倡导读书，鼓励思考、创造和讨论，号召勇攀科学高峰，就连空气中都能感觉到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

通过文字、印象和长时间的通信，杨先生确定了我对文学的热情，问我毕业后是否愿意到《世界文学》工作。“爱文学的话，到《世界文学》来工作，最好不过了，”她说。那一刻，我仿佛听到了空气中的召唤。从小就在邻居家里见过《世界文学》，三十二开，书的样子，不同于其他刊物，有好看的木刻和插图。早就知道它的前身是鲁迅先生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创办的《译文》。新中国成立后，鲁迅先生创办《译文》时的战友茅盾先生在北京与其说创办，不如说又恢复了《译文》，后来才更名为《世界文学》。不少名作都是在这份杂志上首先读到的。我所景仰的冯至先生、卞之琳先生、季羡林先生、楼适夷先生、戈宝权先生、王佐良先生等文学前辈都是《世界文学》的编委。于我，它有着难以抗拒的魅力。我当然愿意。

“你还是多考虑考虑。这将是一条清贫而又寂寞的道路。”杨先生建议。为让我更多地了解《世界文学》，也让我感受一下编辑部的氛围，杨先生安排我利用假期先到《世界文学》实习。

1983年7月，我从西郊坐了好几趟公交车，来到建国门内大街5号，第一次走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第一次来到《世界文学》编辑部。当时，编辑部有两间相通的大屋子，还有六七个小隔间。在过道里，正好遇见从小隔间出来的高莽先生，他高大威武，身着沾有不少颜料的工装服，一副艺术家大大咧咧的样子，握手的刹那，突然大声地对我说道：“要想成名成利，就别来《世界文学》。”

那个年代的编辑

我自然明白高莽先生的意思。那个年代，当编辑，就意味着“为他人作嫁衣”。编辑部的不少前辈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几乎所有时间，他们都在阅读原著，寻找线索，挖掘选题，寻觅并培养译者。我和杨先生接触最多，发现她做起编辑来，认真、较劲，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她常常会为了几句话、几个词，而把译者请来，或者亲自去找译者，逐字逐句对照原文，讨论，琢磨，推敲，反反复复。有时，一天得给译作者打无数个电话。那时，用的还是老式电话，号码需要一个一个转着拨。同事们看到，先生的手指都拨肿了，贴上胶布，还在继续拨。在编辑塞弗尔特的回忆录时，光是标题就颇费了先生一些功夫。起初，译者译成《世界这般美丽》，先生觉得太一般化了，没有韵味。又有人建议译成《江山如此多娇》，先生觉得太中国化了，不像翻译作品。最后，先生同高莽、苏杭等人经过长时间酝酿，才将标题定为《世界美如斯》。世界美如斯，多么典雅而又韵致，弥散出艺术气息，真正合乎一部文学作品的气质。先生告诉我，菲茨杰拉德的著名中篇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也是《世界文学》首发的，译者最初将标题译为“伟大的盖茨比”。研读作品后，李文俊先生觉得这一译法尚不到位，用“伟大的”来形容小说中的主人公盖茨比显然不恰当。“Great”在英语里实际上有众多含义，既有“伟大的”基本意思，也有“真好”“厉害”“真棒”“了不起的”等其他含义。而用“了不起”来形容盖茨比恐怕最为贴切。于是，中国读者就通过《世界文学》读到了《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汉语译著。为几句话、几个词而费尽心血，这样的编辑，如今不多见了。说实在的，当时，前辈们的这种认真劲儿既让我钦佩，同时又有点把我吓着了。当文学编辑同读文学作品，绝对是两回事。文学阅读是单纯的、愉悦的，而文学编辑却是复杂的、劳苦的。

《世界文学》选材向来极其严格，决不滥竽充数。常常，一个选题要经过长时间酝酿、斟酌、反复讨论，还要物色到合适的译者和作者，方能通过。稿子到后，还要经过一审、二审和三审，方能备用。刊用前，要求稿子做到“齐、清、定”，还要再过发稿审读这一关，再经过一校、二校、三校和多次核红，方能付印。发稿至印制的每一环节，编辑部主任都亲自监督。不少优秀作品就是如此打磨出来的。有时，一个选题，尤其是篇幅较大的头条专辑，从提出选材到最终见诸版面，往往需要打磨好几年时间。每每刊出优秀的作品，每每看到手稿变成了铅字，杨先生总会激动，眼睛发亮，说话声都洋溢着热情：“好极了！真是好极了！”随后，就叮嘱我快去读，一定要细细读。波兰作家伊瓦什凯维奇的散文《草莓》、匈牙利作家厄尔多尼的《一分钟小说》、法国作家莫洛亚的《大师的由来》、德国作家沙密索的《出卖影子的人》、俄罗斯作家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等作品都是杨先生推荐我读的。读作品，很重要，能培养文学感觉，先生坚持这么认为。在她心目中，作品是高于一切的。有一阵子，文坛流行脱离文本空谈理论的风气。对此，先生不以为然。“怎么能这样呢？怎么能这样呢？”她不解地说。

“读到一个好作品，比什么都开心。呵呵。”这句话，我多次听先生说过。面对优秀的作品，永远怀有一种热情、新奇、兴奋、赞赏和感动，这就叫文学情怀，这就叫文学热爱。

高莽、李文俊、金志平、杨乐云、苏杭等前辈都既是出色的编辑，又是优秀的作家、译家或画家。但他们当编辑时就主要是“为他人作嫁衣”，全凭良心和自觉，严格控制刊发自己的文字。在退休后才真正开始投入于翻译和写作，主要文学成就大多是在退休后取得的。高莽先生一边照料病中的母亲和妻子，一边译出和写出那么多文学作品。李文俊先生每天翻译五六百字，坚持不懈，日积月累，译出了福克纳和门罗的好几部小说。杨乐云先生在耄耋之年还在苦苦翻译赫拉巴尔和塞弗尔特，孤独，却不寂寞。许多人不解：工作了一辈子，好不容易退休了，该享受享受清福了，何必那么苦、那么累？“没有办法，就是因为喜欢文学，”杨先生有一回对我说。文学照亮了他们的内心。因此，他们都是内心有光的可爱的人。

瞧，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编辑，这就是《世界文学》的前辈。

仿佛在开联合国会议

20世纪80年代，编辑部人才济济，最多时共有各语种编辑近三十人，分为苏东组、英美组、西方组、东方组和秘书组，每周一必开例会，先是主编高莽、副主编李文俊、编辑部主任冯秀娟和苏杭、郑启吟、金志平、唐月梅等各位组长碰头，随后再招呼全体编辑开会，主要讨论选题、组稿和发稿。各语种编辑在介绍选题时都会自然而然地夹杂一些外语，比如作家名、作品名等。这时，你就会听到英语、法语、俄语、德语、日语、朝鲜语、阿拉伯语、捷克语和罗马尼亚语先后响起，此起彼伏，十分热闹。头一回参加这样的会议时，我不由得产生了一缕幻觉：仿佛在开联合国会议。在某种意义上，《世界文学》就是一个文学联合国。

有意思的是，每位编辑受专业影响，举止和行文上都会多多少少表现出不同的风格。总体而言，学俄语的，豪迈、率真、稍显固执；学英语的，幽默、机智、讲究情调；学法语的，开明、随和、不拘小节；学德语的，严谨、务实、有点沉闷；学日语的，精细、礼貌、注重自我……当然，这并非绝对的，事实上常有例外。学俄语的高莽先生似乎就是个典型，学英语的李文俊先生也是，每当聚会结束，总会主动帮女士从衣架上取下风衣或大衣，将衣服打开，双手捧着，方便女士穿上，即便在他后来当上主编后照样如此，极具绅士风度。学法语的金志平先生在李文俊先生退休后成为《世界文学》主编，他总是那么温文尔雅，与世无争，从未见过他计较什么，平时特别关照年轻编辑。记得有一次，几位前辈在为我们几位年轻编辑讲述编辑工作的意义，高莽先生以一贯的豪迈说：“马克思当过编辑，恩格斯当过编辑，列宁当过编辑，李大钊当过编辑，毛泽东当过编辑，周恩来当过编辑，历史上无数的伟人都当过编辑……”正说得激动时，李文俊先生轻轻插了一句：“可是，他们后来都不当了。”会议气氛顿时变得轻松和活泼。高莽先生毫不在意，也跟着大伙哈哈大笑。事实上，正是这些不同和差异构成了编辑部的多元、坦诚和丰富，一种特别迷人的气氛。

每逢节日将临，编辑部先是开会，然后就是会餐，算是过节。这一传统还是茅盾先生当主编时形成的。先生当时担任文化部部长，兼任《世界文学》主编，公务繁忙，偶尔会来编辑部开会。每次会后都会餐叙。《世界文学》出了好几位美食家。茅盾先生绝对是美食家，编辑部老主任庄寿慈也是，还有李文俊、张佩芬、严永兴诸位先生。高莽先生独爱北京烤鸭，常常说：“发明烤鸭的人，应该得诺贝尔奖。”李文俊先生时常回忆起庄寿慈先生家做的狮子头：“实在太好吃了！即便有人那时打我嘴巴，我也不会松口的。”杨乐云、严永兴、庄嘉宁等前辈还有制作美食的才华。李文俊先生甚至开玩笑道：“来《世界文学》工作的人，都得是美食家。”他的逻辑是：热爱美食，就是热爱生活，而热爱生活，才有可能热爱文学。

郊游、会餐等聚会为编辑部平添了不少人情味，也加深了同事间的相互了解，增强了整个团队的凝聚力。

《世界文学》的亲人

原文校对和刊物检查已成为《世界文学》编辑工作中的两大传统。

一部译稿交到编辑手里，光读译文或许感觉不错，但一对原文，就有可能发现种种问题：理解误差，腔调不对，细微含义缺失，笔误，漏译，常识谬误，等等。再优秀的译者也难免会犯错的。但凡做过一点译事的人都明白，文学翻译中，完美难以企及，也根本无法企及，仿佛一场永远打不赢的战争。虽然如此，无论是文学译者，还是文学编辑，都应该尽量追求完美。文学译者和文学编辑都应该首先是完美主义者。换句话说，正是完美难以企及，我们才时刻都不敢懈怠。尽量让译品好点，再好点，经得起推敲，经得起检验，对得起读者，对得起作家，对得起文学。这就是《世界文学》编辑坚持校对原文的理由。

每次新刊出版后，编辑部都会召开刊检会，几十年不变，一直延续至今。刊检会最实质性的环节就是挑错，而且是互相挑错，领导和编辑一视同仁，毫不客气。每一次都会检查出一些问题，有时还会发现一两个硬伤。这实际上是在不断提醒大家，编刊物本身就是项遗憾的事业，一定要细而又细，认真再认真，不能有丝毫的疏忽，尽量减少遗憾。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有好多年，每次刊检会一开始，我们先会读一封特殊的来信，那是《世界文学》的老译者和老朋友水宁尼先生的“校阅志”。水先生实际上是电子工业部的高级工程师，但他喜好文学，业余还从事写作和翻译，曾在《世界文学》上发表过好几篇译作，还曾兼任过《北京晚报》栏目主笔。每次收到《世界文学》，他都会从封面、封底到内文和版权页，一字不差地仔细校阅，并写下一页页“校阅志”，然后邮寄给编辑部。水先生的来信通常五六页，多时竟达二十来页，一一列出他发现的错误或可商榷之处。如此坚持了十来年之久。这得花费多少心血和功夫啊。用他的话说，他就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世界文学》的爱。2001年某一天，时任编辑部主任的李政文先生忽然意识到水先生好久没有来信了，于是就派庄嘉宁先生到电子工业部去探望一下，一打听才得知，原来水先生已于1999年4月因心脏病突发离开了人世。由于他单身生活，且又在家里，悲剧发生时，现场没有任何旁人。听到他领养的好多只猫不停地在叫，邻居们觉得奇怪，才在几天后打开水先生的家门，但为时已晚。我们说不出的难过。一份杂志是有自己的亲人的，水宁尼先生就是《世界文学》的亲人。

种子的志向

《世界文学》得到了无数读者的认可和喜爱，但惶恐和压力恰恰源于读者的认可和喜爱，同样源于《世界文学》的深厚传统。进入新时期，文学生态发生重大变化，《世界文学》不再是外国文学译介唯一的窗口，而是成为众多窗口中的一个。当唯一成为众多时，《世界文学》又该如何体现自己的优势，始终保持理想的文学刊物的魅力？我一直在想，什么是理想的文学刊物？理想的文学刊物，应该是有追求的、有温度的、有独特风格和独立气质的。理想的文学刊物，应该同时闪烁着艺术之光、思想之光和心灵之光。理想的文学刊物，应该让读者感受到这样一种气息、精神和情怀：热爱、敬畏和坚持。事实上，坚持极有可能是抵达理想的秘诀，是所有成功的秘诀。理想的文学刊物应该让读者感受到从容、宁静和缓慢的美好，应该能成为某种布罗茨基所说的“替代现实”。理想的文学刊物，应该有挖掘和发见能力，应该不断地给读者奉献一些难忘的甚至刻骨铭心的作品，一些已经成为经典，或即将成为经典的作品。卡尔维诺在谈论经典时，说过一段同样经典的话：“这种作品有一种特殊效力，就是它本身可能会被忘记，却把种子留在我们身上。”理想的文学刊物就应该具有这样的“特殊效力”。理想的文学刊物就应该永远怀抱种子的志向。理想的文学刊物还应该有非凡的凝聚力和号召力，能够将一大批理想的作者和理想的读者团结在自己周围。如果能做到这些，一份刊物就会保持它的权威性、丰富性和独特性，就会起到引领和照亮的作用，就会以持久的魅力吸引读者的目光。我们也深深地知道，要真正做到这些，会有多么艰难，需要付出多少心血。

我不禁想起作家和学者程巍的评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终结’的时代……我们的世界和生活是残缺的，是卑微的，而我们并没有停止去梦想一个更自由、更人性的世界，一种更有尊严、更美好的生活。《世界文学》依然与这一事业息息相关。‘世界’是它的视域，而‘文学’是它的立场。”也自然而然地记得散文家赵荔红对《世界文学》的祝愿：“世界多变而恒永，文学孤独却自由。”重温这些文字时，我感到鼓舞，同时也感到惶恐。

惶恐，而又孤独。置于语言之中的孤独，置于文学之中的孤独，喧嚣之中的孤独，突然起风之时的孤独，告别和迎接之际的孤独。“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在孤独中，将目光投向一排排的《世界文学》。六十八年，近四百期，日积月累，《世界文学》译介过的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究竟有多少，实在难以计数。那肯定是一片茂密的林子。在那片林子里，有一代代作家、译者和编辑的心血和足迹。林子里的每棵树都有无数双眼睛，它们一定在望着我们。一步，一步，温暖而神圣的孤独。一步，一步，即便困难重重，我们也唯有前行，唯有把每一天、每一年都当作新的开端。谁让我们是《世界文学》人呢！ 

本文选自中国社科院科研局策划编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作嫁衣者”说——中国社科院学术期刊编辑心声》。该书由52位中国社科院学术期刊主编或编辑共同撰写，分享了他们从事学术期刊编辑以来台前幕后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编辑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