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国文老师比我大近二十岁，是德高望重的长辈。第一次和他接触时，他正在《小说选刊》杂志社任主编，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作者。《北方文学》杂志社的副主编鲁秀珍一直和我有联系，她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想从哈尔滨调到北京工作。虽然鲁秀珍和国文老师相识，但很久没有联系，不好意思打搅，她便来信问我认不认识他，可否请他帮忙。那时，我和国文老师没有任何联系，不过受人之托，便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冒昧地给他写了一封信。很快，国文老师回信了，说自己认识鲁秀珍，愿意帮忙；他的字端庄工整，让我想起他的为人与为文。虽然最后事情没办成，但国文老师的热情和平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5年，我调入中国作家协会，参与复刊的《小说选刊》的相关工作。《小说选刊》是国文老师参与创办的，和他自然有了较多接触，想来这也是一种缘分。又过了两年，《人民文学》杂志社准备调我过去，文坛比文学本身复杂得多，我不知前景如何，内心着实有些忐忑。一天会后，我特地等待国文老师出会议室，想问问他的意见；他似乎看出我的心思，和我多走了一段路。在路上，他果断地对我说：“去《人民文学》！”至今我还记得当时是初冬，风有些料峭。那年，我五十岁，他六十七岁，我们都还不算老。

对我的工作和写作，国文老师一直很关心。我知道，他不止对我一个人，很多年轻作者都曾受益于他，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态度。我调到《人民文学》杂志社后，向他约稿，希望他写篇小说支持一下。尽管那时的他已将写作兴趣转移到散文随笔上，还是很快给我寄来了短篇小说《当令》。

工作之余，我写了一些音乐随笔，他鼓励我，让我坚持下去。正好我要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去捷克访问，他高兴地对我说：“这回可以看看你喜爱的德沃夏克的家乡了！”专程去德沃夏克故居参观的时候，我不由得想起了国文老师——谁能发自肺腑地为你这样高兴，对你这样关心呢？

除去音乐随笔，我还写了一些关于老北京文化的散文，出版了《蓝调城南》一书。他反复叮嘱我：“要去图书馆查查当年的老报纸，看看那时候的北京是什么样子的，发生过什么事情。要和今天的北京联系起来，对比着一起写，这样才会有意思。”

当时，国文老师写了不少历史随笔，其中《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影响很大。这些随笔谈史说今，重点落在今日的文坛与文人上，古今互为镜像。这是他多年修炼和阅读的积淀，也是他历尽人世沧桑、看遍春秋演绎之后的喷发，少有作家能写出这样厚重的如集束手榴弹一样的文章。不仅我喜欢看，正在读大学的儿子也喜欢看，他对我说：“爸爸，你得向李国文老师好好学习学习，中国的作家中有这样学问的不多。有工夫你向人家请教请教，这样的学问是怎么做出来的？”

我真的打电话求教了。国文老师很谦虚地说“谢谢你家肖铁”，而后告诉我他“右派摘帽”后回到北京，先买了一套二十四史，在阅读的时候做了大量笔记。我问他：“都过去好多年了，到现在您仍然记得当时读的内容，能一下子找到？”他说自己做了好多卡片，只要翻翻卡片，就知道在哪本书里。所谓“工夫在诗外”，如此认真做学问的作家，着实不多。学着国文老师的样子，我也想做这样的作家，即使很难做到，也得心向往之吧。

有一阵子文坛流行笔会，在我的记忆中，国文老师很少参加，我只和国文老师一起参加过广东的一个笔会。那次笔会，他一直听从主办方的安排，只在最后提出了一个要求，这也是他来广东的主要目的：去惠州看看王朝云的墓。这件事我印象很深，毕竟知道苏轼的人多，知道王朝云的人少，况且当时的我学识浅陋，也是听完国文老师的讲解后，才对王朝云有了更多了解。虽然王朝云只是苏轼的妾，但苏轼一路被贬，一妻七妾先后离他而去，只有王朝云一路相随，南下惠州，最后客死他乡。就这样，与国文老师一同造访惠州，听他讲史论人，由此得以窥见他的历史观和文学观。我想，对王朝云这样一位地位卑下之人的关注，大概与他被贬至大山深处多年的艰辛经历有关。国文老师是那种眼睛愿意向下而不愿意朝上的传统文人，不像有的文人，只眼巴巴地盯着上面。

从国文老师的为人与为文中，我清楚地看到他对文坛有清醒而老道的认知，并且有意识地和文坛保持一定距离，特别是和文坛的官场与准官场保持一定距离。他也不愿意开会聚餐凑热闹，如果非要参加，便独来独往，来去匆匆。有一次邀请他参加会议，却没有安排专车接送，我替他抱屈，毕竟他年岁大了。他却安慰我说：“别计较这些，打车是一样的，能花几个钱？写篇稿子就都有了！”

退休后，我到国外看孩子，和国文老师的联系渐少。他曾邀我去家里聊聊，顺便送我几本新书，可我生性慵懒，不愿串门，失去了很多当面求教的机会。但他对我的关心和鼓励，对文坛和文人一针见血的剖析与指陈，让我难忘——前者，成为我自己永远的回忆；后者，成为我们共同的文学财富。

十二年前国文老师八十大寿时，我写过一首小诗，录在这里，以表怀念之情：

鹤闲松老逢八十，言汉说唐论世时。

万事任从身外闹，百年聊作梦中诗。

研朱尔雅春秋笔，展卷离骚雪雨枝。

弄火丹炉心自暖，弥勒肚里尽神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