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记：北纬三十度的河山地理》：在北纬三十度阅历人文中国
《西南记：北纬三十度的河山地理》是作家杨献平新近出版的一部散文集。作品以北纬三十度附近的自然景观和人文历史为经，以一个作家游历的亲身体验为纬，带领读者领略我国西南地区壮阔的河山地理和悠久的历史文化。
▲作家杨献平。图片来源：中国作家网
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热爱
桫椤：您的新书名为《西南记：北纬三十度的河山地理》，这不免让我想起陈福民先生的文化散文《北纬四十度》。真实的地球表面并没有经纬线，经纬线只在地图上存在，并已成为一种文化。您如何想到用纬度来标记这本书的写作？
杨献平：这本书主要写的是北纬三十度云贵川一带的自然和人文。这里山川地貌相对一致，文化风习近似，自古就是多民族交融之地。由于工作关系，近十年间，我经常在云贵川各地行走，收获和感触很多。
比如至西南任何一地，都会听到关于诸葛孔明的传说，尤其是“七擒孟获”的故事；到都江堰，会想到古人“顺应自然”的大智慧。还有东汉学者尹道真、明朝哲学家王阳明等人之于西南地区的儒学教化和文化影响等。
陈福民先生写的“北纬四十度”，是一条至关重要的地理带，既是在讲述历史，又代表了现代的关注。至于将“北纬三十度”用入书名，我的初衷是惊异于这条纬线的绵长、神秘，以及云贵川各地诸多的文化遗存。毋庸置疑，西南地区的自然地理、人文历史极具丰饶性与玄妙性。
桫椤：从您的经历来看，从故乡河北到内蒙古巴丹吉林，再辗转到成都生活，这些地方对您的人生和创作有何影响？
杨献平：对于所有远行他乡的人来说，故乡就像一把刀子，待在原地的时候，只能看到刀把，隔开一段距离之后，就显出了刀身。
随着年纪和阅历的增长，我愈加感觉到离乡、思乡的那种切割之痛。很小的时候离开故乡到巴丹吉林从军，置身于浩瀚的巴丹吉林沙漠之中，我只觉得天高地阔。而成都又是一个新场域。这是一座有着独特个性的城市，物产丰富、生活闲适，身处其中，我感受到人生的另一种美好。
从河北的太行山到巴丹吉林，再到成都，于我来说，历经了乡村、沙漠和城市三种不同的自然气候和生活方式，很新鲜，又有很强的“探索性”。比如在外省回望故乡的偏远、亲情的弥足珍贵，在都市之中遥想青春年代的青葱和单纯，进而思考个人在时代和人群之中的角色定位、现实命运等。每一个作家的写作，都是在呈现和表达自我的一种认知和态度。对于我们中华儿女而言，中华大地上，每一处都是故乡。这种依恋感的产生，源于中国人的土地情怀，源于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热爱。
书写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
桫椤：在《西南记：北纬三十度的河山地理》中，通过对地方风物的描绘和历史的挖掘，看得出您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深怀敬仰之情。您的写作如何处理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生活的关系？
杨献平：在西南地区的山川与遗迹之间行走，我最大的感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和连续性。西南一带三国文化盛行，刘、关、张的忠义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最好的相处与合作，而诸葛亮一生为蜀汉政权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诚与智慧的代表。这些精神理念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再如明朝杨廷和、杨慎父子，他们身上那种将家国利益置于个人安危之上的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修齐治平”思想的具体体现。
在四川阆中，任谁都会想起西汉天文学家落下闳，在工具和仪器匮乏的年代，他就异常精准地测定了时序节气、星宿运行的规律与节点，创制了《太初历》，体现出古人“师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和创造智慧。
文学艺术创作是一种富有灵性与创造力的实践活动，始终是要“打动人心”“达于天地”“行诸于世”的，在创作中衔接传统是为了更好地观照当下的生活，安顿我们的身心与灵魂。为此，我一直强调散文写作要凸显“时代的个人经验”（时代背景下的个人生活体验及其艺术性表达）和“个人的时代经验”（个人在时代当中的观察思考与文学性呈现），就是为了实现当下与传统、时代与个人的衔接与贯通，使二者相得益彰。
桫椤：我国的西南地区是多民族聚居之地，书中诸多篇章描绘了当地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生活，实际上也从多个层面生动呈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您之前的作品如《梦想的边疆——隋唐五代时期的丝绸之路》对此也多有关注。
杨献平：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是一以贯之、延续至今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一部充满互动和融合的历史，因此写作者要从其源头和整体发展脉络当中去探寻和梳理。
我国西南地区自古生活着众多少数民族，中央政府在这一地区推行了许多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政策，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血脉相连、多元一体。西南地区的哈尼族史诗《十二奴局》中关于开天辟地的传说，与中华民族的“盘古开天地”相似；土家族现存的一些节日风俗也与汉民族颇多类同，等等。
通过写《梦想的边疆——隋唐五代时期的丝绸之路》一书，我在梳理民族流变的过程中发现，各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名字虽有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家园，那就是中华大地，这片土地上养育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作为写作者，要从自然本身和人类的层面去考察、书写和呈现民族史、地域史、文化史和自然史，这是唯一正途。
用真诚的态度书写历史、观照现实
桫椤：这部书以您在现场的游历串联起对历史的钩沉，采取的是“进行时”与“过去时”并置的写法。这是有意的设置吗？是想以此拓展叙事空间吗？
杨献平：历史即当下，当下即历史。这种交互的关系，始终对人类的繁衍发展及其文明传承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写文章大致也是如此，既连接历史，也注重现实。
如书中关于对苏东坡人格的再认知，对武则天功过是非的当代性检视，以及道教“敬天悯人”“尊重自然”的现代性启发；朱德、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罗瑞卿等开国元勋小时候在故乡与参加革命之初的事迹，当地人们至今绵延不绝的爱戴和尊敬之情等，这对每个人都有教益。
任何历史和往事都不只是冷冰冰的一堆资料，自然、传统、当下三者是一个有机体，因此，写作者应当既具有环视中西、贯通古今的胸怀和眼界，又要时刻把自己纳入其中，从而使作品内容更加充实饱满，更能打动人心。
桫椤：您在书中引用了《华阳国志》等古代典籍中的大量资料，从全书的气脉来看，内容虽是关于地理的记述，但内蕴仍然是“主情”的。您觉得知识在您的散文写作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杨献平：晋代的《华阳国志》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方志著作之一，史学家常璩的记录和书写，对于今人研究西南地区的历史、人物、经济和民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书写历史，最好的方式就是用真情状绘大地自然，给历史以人的温度和精神的烛照。比如蜀汉名将姜维，尽管他是一个失败者，但也是血肉丰满的英雄。再如秦国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体现的是对众生的大爱，也充满了“顺势而为”的道家思想。
文学作品表达的是作者本人对笔下人和事的一种态度和看法，具有自我意义上的“确认”“呈现”和“表达”。我认为，真诚的态度和真实的情感，是为文者内心的体现，也是对于笔下事物的尊重。而知识则是文学作品的一种补充和运用，使文章更为准确、丰厚。
（整理/张雪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