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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关注的是人心和世情,我写的都是都市里靠本事吃饭的普通人,各行各业,本本分分,各有各的辛苦和烦恼,各有各的梦想和道路。 潘向黎:我关注的是人心和世情
来源:中华读书报 | 舒晋瑜  2022年12月05日07:57

《上海爱情浮世绘》,潘向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59.00元

 

她的身上自有一种古典美,旗袍一穿,袅袅婷婷,浓妆淡抹总相宜。可她同时是现代的,说话做事另一番活泼生动。

潘向黎风趣、机智。她的文章耐读,散文显示了扎实的诗词功底和开阔的时空视界,而她的小说,被熟悉的朋友评价像是“看到了活蹦乱跳的鱼”。作家毕飞宇说:“对向黎这样知道珍惜和一直讲究的人,空间却无比地宽阔。她用心,用功,她作品的味道是她自己熬出来的。”像她笔下的《白水青菜》。这个写于十几年前的爱情故事,波澜不惊,素淡却让人回味无穷,“有一种清爽的妖娆,一如她的作品”(迟子建语)。

2022年,潘向黎两本新书,一本是品读古诗词的随笔集《古典的春水》,小说集《上海爱情浮世绘》。这是她结束了的媒体生涯之后,重回小说的成果。

中华读书报:《上海爱情浮世绘》中九个独立的短篇小说,各个不同的爱情故事共同演绎了上海这座大城的生动表情。城市在你的小说创作中是主要的叙事空间,这是否意味着,在一定时期内你的创作方向是稳定的?

潘向黎:应该是。我从12岁起,一直生活在上海,城市是我生活的基础,也是我心理的基础。把城市作为我小说的主要叙事空间,是一个不需要选择的选择。我不认可那种认为写城市文学就是奢华猎奇、就是时尚、就是情调的看法,我觉得我关注的是人心和世情。而且我走的是民间路线,不是写豪门、传奇式富人,我写的都是都市里靠本事吃饭的普通人,各行各业,本本分分,各有各的辛苦和烦恼,各有各的梦想和道路。

莫言在上海思南读书会上说过这样的话:好像一提到民间就是荒山老林和农村渔村,实际上“民间”的概念很宽泛,上海的高楼大厦里面照样有民间。利用民间资源就应该充分了解自己的生活圈子、了解自己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这番话我深以为然。

中华读书报:书中的故事没有太激烈的情节冲突,内敛和含蓄是你的叙事风格?

潘向黎:我一直很少写激烈的情节冲突,表面上确实如此。但冲突是有的,在心理层面上,心理上人和人的冲突,人自己和自己的冲突——很多时候,城市的日常里,最经常发生的冲突其实都在心里,有时候就是自己和自己搏斗。没有冲突就不成其为小说了。这本书可能显得更突出,就是一切都是“收”的,情节、对话、动作、表情……最多就是一个人在深夜餐厅里嚎啕大哭,或者一个儿子对着父母摔了门,如此而已,确实都是“收”着的。这和上海这座城市的气质有关,矜持内敛、清淡隐忍,非常注意体统和体面,倾向于每个人保持比较大的心理气泡,心理过程漫长而精细,有时容易纠结,但表面上动作幅度比较小,有十分才流露三分,所以用内敛和含蓄的风格来写,我想是合适的。

我写小说确实一向偏含蓄,点到为止,总觉得点破了就不好玩了。有人觉得不过瘾,我觉得这是兴趣的问题,我不是不能放开,这是每个人的审美趣味,这是艺术性的工作,一个作家不敢坚持自己的趣味,还当什么作家。如果说我缺乏点力度,我很难反驳,但这里面多少也包含了长期以来对城市文学的一种刻板印象。我想,有力量的文学作品撼动人,有美感的作品沁润人,都有价值的吧。不能用举重的标准来评判艺术体操,对吧?

中华读书报:评论家施战军把你的创作概括为“现代闺秀派创作”,你怎么看?

潘向黎:关于“现代闺秀派创作”,我注意到战军是这样说的—-“现代闺秀派创作,‘五四时期’有淦女士(也就是冯沅君),还有凌淑华、林徽因等一类女作家。她们在中国新的小说文体学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她们的叙述是带着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带着对于外国文学的了解,带着学问、带着学识来看新的社会现象,比如思想解放、情感开放等等。”仔细读这段表述,脑子里浮现的不是过去固有想象中的“苦守寒窑十八年”的那种古典闺秀,而是一种新的女性,新的精神风貌和写作风格,与时代同步,中西合璧的,不依附的,视野开阔的,不断生长的,所以这里面“现代”两个字很重要。战军的这个评价我觉得是一个慷慨的赞美。赞美得对不对? 我不知道。要作者评价自己的作品,是个难题,而且没有必要,这事还是留给评论家和读者吧。说一句题外话,我很喜欢林徽因,她真不简单,丰富又洗练,是一个值得仰慕的灵魂。我对那些编造她的感情故事有点厌烦。就像很难有人不喜欢奥黛丽·赫本一样,很难想象有人不喜欢林徽因。

中华读书报:《荷花姜》荣获2021年人民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和第七届郁达夫短篇小说奖,小说对普通男女曲折幽深的情感经历表达得淋漓尽致,能否谈谈你对于爱情的理解和追求? 都市生活里的爱情是否已成奢望?

潘向黎:谢谢夸奖。《荷花姜》确实对我有特殊的意义,在我停顿了十二年之后,写出来的第一个短篇,写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哪儿来的状态,情绪很饱满,灵感的水位很稳定。这个短篇得到了好几位评论家的好评,后来还获了两个奖,这些对我回归小说都是重要的鼓励。毕竟写小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停了十二年,对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说是“危险”的。

爱情是人生很重要的事情。毕竟一个人出生——何时出生、出生在哪里、以何人为父母……都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死去也往往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那么中间这一段旅程,其中可以选择最大的事情,其实就是你要爱谁,你要和谁在一起,要选择谁与你共度一生。爱是我们普通人的此生能够拥有的最大的自由。爱情也是很难的一件事。在什么时代都不容易,从来没有人保证过爱情会是顺顺畅畅、轻松愉快的。爱情是特别复杂的一个问题,需要很多诚意,很多付出,很多心力,然后还需要一点好运气。但两颗心的靠近和融合,可以产生很大的能量,去克服很多困难,去充满希望地走过很多艰险,这是人世最大的奇迹。会爱,能够投入爱,是人区别于一棵树和一粒小石子的地方。曾经有读者问我:“我有男朋友,各方面合适,我们相处的也不错,我怎么知道这是不是爱情?”我说:“真正在恋爱的人不会问这样的问题。”

中华读书报:你的爱情故事又总有一种淡淡的忧伤,你的创作心态是怎样的?

潘向黎:我的作品里,忧伤一直有,有时候淡淡的,有时候浓浓的。因为爱情本身就是忧伤的,生活本身就有忧伤的一面,人生是一个过程,时空行旅,如电如露如梦幻泡影,所以始终很难摆脱一种与生俱来的忧伤,这个没办法。写小说的时候,我会去理解人物各自的理由,把人物的心思写出来。当有读者说:“我完全被击中了!”是我感到愉快的时候。当有读者说:“第一次想:这样的感情还是让人心动的,也许我也应该再积极一点。”我会从心里感到释然和满足。

中华读书报:你在小说里写,上海人是皮实的,上海的芯儿是韧劲的,所以上海这座城市沧桑兴衰,海纳百川,总和“颓废”二字没有关系,这也是你对上海人性格的理解吧? 你的很多作品都在描写上海,是否有志于为现代都市立传?

潘向黎:是在《旧情》里面这样写的。基本上是对上海人性格的理解。之所以说“基本上”,是因为也有一部分对小说推动的考量。那是《旧情》女主人公刚得知当年被分手的真相,独自在咖啡馆哭了一场之后的一段。这种事情她是瞒着母亲的,也不可能告诉别人,哭完怎么办? 镜头转开一下,远景式地写一下上海,暗示情绪的舒缓,也作为进入下一段的一个必要桥梁。但同时,也暗含一层意思,就是上海这座城市对人无声无息有一种安慰和愈疗。有时候甚至能帮助振作。上海确实是这样,尤其对女性比较友善。为现代都市立传,这个志向对我而言太大了,一点都没有想过。我这个人一向不能立志的,不立志还好,偶然立一个志就一定不成,还会碰一鼻子灰。我从年轻起就不是个有志青年,现在更不会“有志”。

中华读书报:在爱情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奢望。你在小说中反复书写的爱情,依然是温暖的踏实的。在你的《旧情》中,写到了上海生活的独生子女。男主人公在小说接近尾声的时候才出场,而且改变了故事的调性。你希望在小说中传达一种怎样的理念?

潘向黎:首先是对年轻人的希望和祝福,希望他们找到自己的爱,珍惜自己的爱,在影响人生的关键时刻勇敢一点,有担当一点。信念是:要相信。相信才有爱情。

中华读书报:调到上海作协之后,创作状态如何?

潘向黎:可以专事写作,我心里反复出现两个字:终于。对我而言,真是带来一种巨大的喜悦。能够沉浸于写作,状态好太多了:过去我灵感的泉水是间歇泉,有时候泉水咕嘟咕嘟地冒,有时候很久没动静,所以我以前的产量一直很低,写完一篇要等等水位,等泉水再恢复到一定水位,才能开始写新的一篇。而我这两年的状态好像不再是间歇泉,写完一篇后水位也不降下去,水位一直稳定在那里。

中华读书报:你希望成为怎样的作家?

潘向黎:写作时“东风日暖闻吹笙”,作品里“隐隐笙歌处处随”,我希望自己成为这样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