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霖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
发扬踔厉，赓续传统
众所周知，复旦大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至20世纪中期走向兴盛，研究优势已形成。据章培恒先生《述学兼忆师友》（《书城》2008年第12期）所回忆，“不只是郭绍虞先生，朱东润先生也是研究文学批评史的，刘大杰先生还主编过文学批评史”。另外，如赵景深先生也写过曲论专著，是为第一代。随之，王运熙、顾易生，以及章先生本人也纷纷加入了批评史研究行列，形成强大阵容，堪称第二代。1964年，恰逢学校批评史专业如此兴旺发达之时，黄霖先生大学毕业，毕业论文就是由章培恒先生出题，朱东润先生指导完成的《论王士禛的神韵说》。正是在这样的优越条件下，黄先生选择师从朱东润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方向的研究生。
黄先生研究生毕业后，历经十年的辗转，至1978年，终于在王运熙和章培恒两位先生举荐下，得以重返复旦，被分配在新成立的“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中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室”，承担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小说批评”部分的编写。从此，黄先生又可以进行久别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并逐渐成为复旦批评史学派的第三代领军人物。
1979年，黄先生为《书林》创刊号撰写《诗话杂谈》一文，概说中国古代诗话的特点、分类与短长。之后，一发而不可收，接连创下许多个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第一”：1981年11月，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册出版，其中小说批评部分全部由黄霖先生撰写，第一次真正赋予“中国小说批评史”以史的形态；1982年10月，黄霖先生与研究生同学韩同文合作完成《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册，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为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史料集（下册于1985年5月出版，1990年8月出合订本，2000年9月出修订本）；1983年，发表在《成都大学学报》第1期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评点初探》，是第一篇研究崇祯本《金瓶梅》及其评点的论文；1984年，发表于《江汉论坛》第6期的《〈金瓶梅〉与古代世情小说论》，第一次对中国古代世情小说论进行了概括；同年5月，发表在由北京大学编辑的《中国文艺思想论丛》（第1辑）的《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中的人物典型论》，第一次对中国古代的“典型”及典型理论作了较系统的梳理。另外，该年还于《语文学习》第11期发表《略谈明代的小说理论》一文，从虚实论、性格论、通俗论谈论明代小说理论的内核。1986年6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古小说论概观》，分纵横两观撰写，纵观篇的内容大致同于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相关部分，横观篇则概论了几个中国特色的小说理论问题，又堪称是第一部有关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专书……
在紧锣密鼓推出的系列研究成果中，《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下两册值得特别一书。这是黄先生为参与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小说批评”部分编写而收集起来的资料精选。当时，小说批评理论的研究还非常薄弱，黄先生便下决心拉网式地收集、整理中国古代小说论的原始资料，大约花了五六年的工夫，遍翻了各类小说，以及笔记、文集、杂著与近代期刊等，从中选录了历代有关小说理论的专论、序跋、笔记、评点，乃至诗歌等凡210种，汇辑成《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下两册，且每篇加以注释、解说。其中许多现在为人耳熟能详的资料，比如赵令畤的《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刘辰翁的《世说新语》眉批、周桂笙的《歇洛克复生侦探案》弁言等等，其实都是黄先生初次从故纸堆里搜检出来的。
披荆斩棘，别开生面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研究领域不断拓展，黄先生一边致力于《金瓶梅》等小说文献、文本研究，另一方面继续推出了不少关于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新“发掘”与新“发现”，别开生面。
1992年10月，黄先生与弟子万君宝合作《古代小说评点漫话》，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对小说评点演进史进行了一次系统梳理。1993年2月，黄先生另一部阶段性的研究专著《近代文学批评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奠定了黄先生在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地位。这本著作的优长首先突出表现为，它不仅推出了许多“生面孔”，而且为一向只是被视为近代作家的丘逢甲、邱炜萲、潘飞声、金天翮等人确立了批评史上应有的地位；其次还表现为，第一次在批评史中设了“中国文学史学”这一专章，写了张维屏、刘熙载、平步青、林传甲、刘师培、黄人等文学史学家。关于这部论著的新发掘与突出贡献，当年朱文华教授就曾发表《简评黄霖先生新著〈近代文学批评史〉》（《文学评论》1993年第5期）一文给予这样的评说：“黄著在知识形态上首次完整地构筑了‘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的体系，从而标志着本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学科’的成熟……独具慧眼地发掘了若干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及其论著，肯定了他们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实际地位。”
1995年，黄先生于《学术月刊》第5期发表《王国维曲论与梁廷枏〈曲话〉》一文，通过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等论著与梁廷枏的《曲话》对照，发现王国维曲论中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几乎都受到了梁廷枏的影响。继而，于《学术月刊》第7期发表《意象系统论》，从“艺术创作是一个心物交互作用的过程观念”这一视角,发现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最后表现形态往往被概括为“意象”“意境”“兴象”“境外之象”以及“兴趣”“神韵”“境界”等术语，既名目各异、内涵混沌，又精神相通、贯穿始终，形成一个富有民族特色的“意象”理论系统。此外，在这一年，黄先生还发表《我国古代文论中的“动心论”》（《中西学术》第一辑）、《关于〈三国〉钟惺与李渔评本两题》（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第一号）等专注或涉及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论文。1996年，黄先生在《长沙水电学院社会科学学报》第1、2两期连载《文学创作心境论——虚静与怨愤》（上、下），别出心裁地将文学创作的心境分成虚静和怨愤两大类展开探讨。同年，先生在《中国文学研究》第3期发表《中国古代的文学迹化论》，对意象迹化过程中的炼意和炼辞两个基本步骤、“苦吟”与“快吟”两种不同的迹化方式、“意在笔先”与“意随笔生”两种不同的主张，以及“言尽意”与“意无穷”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发掘和条分缕析的探讨。
21世纪以来，探索与发现依然是黄霖先生攻坚克难的研究重点之所在。2007年，发表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的《论震川文章的清人评点》发掘了清代二十余家有关震川文章的评点，总结了归文的主要特点在于生活化、亲情化、小说化、平淡化，并对清代否定震川散文的一些主要论点作了分析，认为归有光是中国散文从“官”本位到“民”本位、从“杂文学”到“纯文学”、从古代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先驱、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并依此充分肯定了震川文章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2010年，发表于《文学评论》第5期的《民国初年“旧派”小说家的声音》一文，通过重新辨析和发掘民国初年被戴上“旧派”帽子的小说家的声音,发现这些长期被遮蔽的声音在当时抗辩中饱含着坚主“兴味”第一,以及坚持传统路数,坚守社会责任等思想蕴含，为重新认识中国小说近现代的演变及有关这段小说史的研究打开了新思路。2018年，发表于《文艺研究》第5期的《与一群名教授论争的大学生——论张厚载的理论识见与学术风骨》一文，对虽见于教材但作为反面角色存在的张厚载进行了新的解说，指出张厚载以坦荡、谦逊的态度直抒其对旧剧的理解，总结了旧剧的写意性、虚拟性、程式化与音乐性四大特点，总结了“中国传统戏剧美学精神”。这些论文都能针对某一具体问题发前人之未发，言前人之未尽言。
面对万家灯火、笑语喧哗的学界狂欢，黄先生没有去凑这一时的热闹，而是另辟蹊径。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人们长期逗留在诗文理论领域，且多徜徉在元代之前，对明清以来关注不够，且戏曲小说批评研究比诗文批评研究显得更不充分，更是薄弱。黄先生在接受《中华读书报》（2021年5月26日）专访时，把自己的学术人生概括为：“从‘两金’开始，我选择了行人稀少的那条路”，并解释这种学术选择是受到朱东润老师的影响：“朱先生治批评史有三大特点：一是‘远略近详’，特别‘详密地’论述了明清以后的文学批评；二是注意了小说戏曲的批评，这两点使《大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史；三是以‘人’为本位。”的确，黄先生的小说研究是从当时尚少有人问津的《金瓶梅》开始的，文学批评研究是选择当年不仅还未成为热点而且被视为“反动文人”的一代怪杰金圣叹这个点切入而获得突破的。按照黄先生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所说的，即敢于“走在陌生的、崎岖的、甚至是有点风险的行人稀少的道路上”（《中华读书报》2021年5月26日）。这种学术选择，着实令人敬佩。
黄先生在文学批评史研究领域的开拓，也突出表现在对序跋、评点、话体等不同批评形式的广泛涉猎和轮番探索上。
拓展领域，高屋建瓴
除了前述《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对小说、序跋的特别关注，黄霖先生还早已意识到，评点是中国富有民族特色的一种文学批评，是一种期待系统整理与总结的宝贵资源。关于评点方式的是是非非，清代章学诚《校雠通义·宗刘》等文献典籍都曾有过评说，只是包括章学诚在内的主流文人向来是看不起小说，也看不起评点的，这种学术定势一直影响到胡适、鲁迅等现代文豪。
在后来的一段历史时期里，文学评点虽不时有人关注，但并未从文学批评史的高度予以重视。伴随着《文心雕龙》评点的汇集，黄霖先生除了关注诗文评点，更对戏曲小说评点予以特别关注。2002年，发表在《复旦学报》第2期的《论容与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评西厢记〉》一文，指出叶昼的批点富有文学批评价值，特别是他的人物论在整个明代戏曲理论批评中比较突出。2004年，发表在《复旦学报》第2期的《最早的中国戏曲评点本》，介绍了罕见的现藏日本的少山堂本《西厢记》的评点情况，不仅指出其批语有释义性的、校勘性的、考证性的，也有关于鉴赏与剧场演出的，而且进一步指出这一版本是弘治本后最早的《西厢》刊本，实际上也是现存最早的中国戏曲评点本，在戏曲理论批评史上以及在《西厢》流变史上，都值得关注。
序跋、评点之外，黄霖先生又瞄准“话体”文学批评发力，各种整理、发掘、研究同时展开。
2015年，黄先生开始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民国话体文学批评文献整理与研究”，分诗话、词话、文话、小说话、剧话展开。2017年，发表于《复旦学报》第3期上的《应当重视民国话体文学批评的研究》一文，是指导课题研究的纲领，该文指出：“话体文学批评的基本特征，就是既有别于传统文学批评中诸如序跋、评点、论诗诗、曲谱、词谱、单篇文章等其他文体，也有别于现代有系统、成体系的文学论著，其主要表现为笔记体、随笔型、漫谈式形态的独成一编（篇）的著述，凡论理、录事、品人、志传、说法、评书、考索、摘句等均可笼而统之。”主张在全面收集、整理原始资料时，将研究视野放在民国时期社会、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中，紧扣传统与新变、外来与本土、历史与逻辑等多个维度，论述不同“话体”之作的分类、渊源、流变以及整体特点、文献价值、理论价值、学术史上地位等问题。2018年，黄霖先生于《中国文学研究》第2期上发表的《关于中国小说话》一文，综论中国小说话的概念、特点、分期、价值等问题，并成为随后出版的《历代小说话》（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一书前言的基本内容。
同时，新世纪以来，黄先生还特立独行地另辟新路，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推进到理论架构高度。2000年，《原人论》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出版，标志着黄先生的研究正在从批评史研究向理论建构方面拓展与奋进。当年8月，基于《近代文学批评史》之“中国文学史学”这一专章的《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史学》等内容，发表于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引起较大反响。沿着这一思路，黄先生又先后写了一系列面向研究史的综述性质的论文。2003年，发表于《明清小说研究》第2期的《近百年来的金圣叹研究——以〈水浒〉评点为中心》一文，从学术史的视角对中国文学批评上的关键人物金圣叹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系统化综述，对牵扯到金圣叹这个“复杂的怪杰”的三大问题，即“论学与论人的问题”“小说与八股的问题”“客观的评价与主观的阐释问题”，及其争议和褒贬进行了评析。2005年，发表于《复旦学报》第5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百年反思》一文，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史》的总前言，在全面反思近百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就学界长期以来认识颇有分歧而又颇为重要的九大问题,即研究的价值取向、基本理路、课题选择、理论指导、基本方法、对象界定、主要视点、视域覆盖及立场追求，提出了自己较为独到的看法，为21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健康地展开提供了借鉴。2006年1月，黄霖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由东方出版中心隆重推出，成为分体系统梳理一个世纪文学研究成果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成果。2011年，黄先生发表于《复旦学报》第1期的《关于编写中国文学学史的几个问题》一文，认为文学学史就是总结认知文学、研究文学变迁的历史，指出研究文学最具统率力的方法是以治经之法治文,具体表现为依经立义、“文”的关注、实证返原、因时适变、经世致用等,并强调从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学史,对于张扬中国传统文学精神、加强当代的学术建设、促进文学繁荣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是后来推出的《中国分体文学学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丛书的实施体会、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
肩负使命，领军前行
黄霖先生赓续了复旦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传统，考察之全面、独到，令人敬佩。如，据黄先生考察，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轫之作应是皕诲（范祎）的《中国的文学批评家》（1922），而非学界通常所谓的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范著论列从孔子到近代姚永概的历代文论家与文学批评现象，其实已是一篇述史之作，可惜未曾引起人们重视。而陈著则是凭着将西方批评史理论、传统的目录书和史书中的《文苑传》之类材料结合起来撰写等特色，才盖过了皕诲风头，以至于长期被人视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第一部著作。
除了具体的发掘、创新，就是一些普泛的问题，黄先生也能做到高屋建瓴。比如，近年，黄先生在立足“中国的”前提下，更注重超越中外文论的二元对立观念，力求将中外文论“融通”起来。这从其关于“文学批评”这一术语的理解即可见一斑。关于“文学批评”，朱自清在1946年发表《诗文评的发展》中，就曾借着对郭绍虞、罗根泽等批评史著的书评，虽然提出“将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将中国还给中国”“将一时代还给一时代”等有建设意义的观念，但又反复表达过“‘文学批评’是一个译名”“‘文学批评’原是外来的意念”等看法。近年，学界在反思“文学批评”观念时，还是普遍强调它的外来性，黄霖先生放眼整个文学批评论域，视野超越中外二元对立；指出“批评”一词在中国很早就已出现，而且至明中期以后，已被大量用于文学领域，看到许多直接以“批评”命名的代表性的书籍，因而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以“文学批评”这一术语对译西方也是晚近出现的LiteraryCriticism是高明之举。以“诗文评”概称“文学批评”，不仅容易导致对小说戏曲批评忽略，而且也容易将“文学批评”的外来性放大。先生关于外来术语中国化的解读思路，既体现了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情怀，也让人感到所谓“中国的”，并非是一成不变、固步自封的，而是可以激活的。循此而观之，黄先生关于“典型”的命名与理解，也是看到了中外“融通”性，看到了其“中国的”古已有之和“外来的”新输入之碰撞与融合。如此见解，更合乎事实事理。
值得重视的是，在史论撰写与体系建构的过程中，黄霖先生始终重视文献资料的搜集与整理这项基础工作，并组建起一批又一批的研究队伍。在做了《红楼梦》脂评校理（齐鲁书社1994年版）与《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的基础上，为了将各题文学评点和话体文论资料整理研究好，先生早在2008年，就正式组织力量从事近现代的诗话、词话、小说话、剧话的整理与研究，并逐渐从近代走向民国，指导了多名博士生及博士后收集原始资料并做博士论文、博士后出站报告。尤其是先后组织团队编著了《古代文学名著汇评丛刊》多种与《现代（1912—1949）话体文学批评文献丛刊》十二册（均由凤凰出版社出版）等关于文献资料发掘、搜集、整理的大型丛书，并陆续推出了一批研究论著。通过这些宏大课题研究的组织和指教，黄先生培养了一批能关注中国现代文学与文论发展历史的学界新人。
纵观黄霖先生近六十年的研究经历，可谓一路耕耘，一路收获。按照黄先生的说法，“在一些小说的研究中，我做了不少有关作者、批评家、版本等方面的文献考证工作，最终大都是为批评史研究服务的”。（黄霖、李桂奎《文献整理、史论撰述与体系建构三重奏——复旦大学著名教授黄霖先生中国文论史研究访谈录》，《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那些以《金瓶梅》为主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论文、论著、资料汇编等，实际上都是由搞小说批评史而延伸出去的工作。如此说来，黄先生的主业的确是文学批评史研究，以踏实的文献考证服务于精湛的文学批评研究，那些被学界同仁充分肯定的小说研究，竟是黄先生自己眼里的“副业”或“副产品”。当下，身为郭绍虞、王运熙之后的第三代领军，黄霖先生肩负着建设与发展复旦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这一历史使命，继续在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的新时代努力攀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