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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洱:我们与张洁无法道别
来源:《小说评论》 | 李洱  2022年11月22日08:32

著名作家张洁于2022年1月21日病逝于美国,过了头七,过了二七,又过了几天,她的读者才知道。秘不发丧是密室政治的产物,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背后必然闪烁着刀光剑影。而张洁是职业作家,为何也会如此安排?没错,了解张洁的人都能意识到,这应该是张洁生前的叮嘱,完全符合张洁的作派。虽然张洁生前说过,希望人们能够忘掉她,并且早在2014年就与读者正式道别了,但对于她的读者和研究者来说,想忘掉她并不容易,因为她不仅是新时期以来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新文学运动以来最重要的女作家之一。毫无疑问,这个“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虽已魂归道山,但她的形象和作品还将长留人间。

我第一次见到张洁是在2009年,地点是瑞士的伯尔尼。我是从德国慕尼黑赶去的,而她是从美国赶来的。当她穿着风衣,在德语译者的陪同下出现的时候,我立即认出了她。那时她虽然年过七十,但依然丰姿绰约,风风火火。有人给我们做了介绍,她迅速说道,我很喜欢你的《花腔》。这样的话,她后来又对我说过,还说恨不得是自己写的。正式离开中国之前,她在机场也对记者说过此话,所以不像是客套。考虑到她是《无字》的作者,而《无字》涉及的部分历史与《花腔》有些重叠,所以我能够理解她为何这么说。我说出这一点没有别的意思,一是想说明她对中国小说的现场比较留意,二是想说明这正是我与她的缘分。

那天她在伯尔尼的讲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坐在高脚椅子上,上身挺得笔直,双手交叠平放在膝头,微仰着下巴。她的改革小说《沉重的翅膀》在西方影响很大,所以话题主要围绕着这部书展开,但她却主动介绍起了长篇小说《无字》,以及这部书的创作经过。她顺利地说起了自己的不易,但不像是诉苦,倒像是训话,神态却不是训话般的傲慢,反而有一种凛然之气。对于一些敏感的问题,只要不涉及个人生活,她也乐于、勇于回答。而对于国内同行的写作,她则巧妙地滑过去了。她显然有着极为孤傲的一面。待她从台上下来,我对她说:刚才,您,张老师,像个女王。她说,别叫老师,叫大姐。

在张洁那个年龄段的小说家当中,她是真正有才气的,甚至称得上才气逼人。仅就才气而言,在那代人当中,王蒙、张贤亮和张洁,可能排在前三位。作为晚辈,我在大学时代就阅读过她的作品,很早就读过她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沉重的翅膀》《方舟》《祖母绿》。前两部作品,是当代文学课老师要求读的。就艺术性而言,只要熟读俄苏小说,你可能会觉得写得一般。我想,她可能受到契诃夫短篇小说的深刻影响。不同的是,契诃夫小说往往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张洁的情感浓度要大得多,是“乐而淫,哀而伤”。这两篇给张洁带来巨大声誉、她后来却不愿提及的小说,尤其是《爱,是不能忘记的》,事实上不仅是“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品,也是道德话语转换的重要标志。最重要的是,这关于爱的主题,日后将贯穿她的一生。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在改头换面之后还将在另外一些作品中反复出现,构成关于爱的系列诗篇,这爱的诗篇最终还将与死亡的歌谣一起唱响。

她的中篇小说《方舟》和《祖母绿》,则实打实地显示出她的卓尔不群。事实上,直到现在,我还是觉得她更适合写中篇,在较为有限的篇幅内,情绪、故事和抑制不住的议论能够做到浑然一体,不致于过于漫漶。她的才气和痴气、舒缓与峻急、风雅和烟火气、坦承和此地无银三百两、敏感和牢骚满腹防肠断,在小说中纠缠在一起,扯不断理还乱,还跳跃着,捂都捂不住。张洁的矛盾修辞不是训练和理性认知的结果,更多是本性使然。这样的人,每天都会渴望正常生活,但正常生活她又根本无法忍受,如果忍受一天就会自我感动,但接下来就是自我厌弃;这样的人,一定会成为小说家,不管她此前有没有受苦,更何况她确实受了那么多苦,许多苦只能通过小说道出;这个人,如果不写小说,不闹你个天翻地覆才叫怪事,她的许多言论即使放在今天、放在别的国度,也是惊世骇俗的,所以写小说其实拯救了她。小说给她提供了一个宣泄通道,一个烟囱,使她能够短暂平复,与世界短暂和解。我是在图书馆阅览室的过期杂志上看的《方舟》,读得心惊肉跳。她笔下的女性个个浑身带刺,乌泱乌泱的就来了,说是有冤无处申其实还是申了。她本来是要数落男人的不是,造成的阅读效果却很惊悚。比如,涉世未深的男性读者,可能因为这部小说而对此类女性产生恐惧心理。

虽然写的是爱,但在小说中,张洁却是“以恶抗恶”。只是她说的那些“恶”,好像算不上什么“恶”,只是因为张洁写了,于是也便成了“恶”,必须身心俱反。这“恶”,源自爱的记忆,源自爱的逻辑。张洁无疑是极度敏感的,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对写作者而言,敏感有时候就是才华的同义词。张洁的敏感堪比普鲁斯特。在普鲁斯特笔下,一块玛德莱娜小点心,就可以成为“我”痛苦和幸福的源泉,必须用几万字的篇幅去细加呈现。正如普鲁斯特所说,这记忆,在某个相同瞬间唤醒、触动和撩拨起来的旧时记忆,最终能实在地从内心深处浮升到清醒的意识层面,从黑夜般的混沌中升腾起来。不过,奇怪得很,她的“以恶抗恶”,最后沁透出来的那个“我”,形象却并非丑恶,而是烂漫,接近于“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式的烂漫。这个事实说明,关于爱,她其实有着挥之不去的古典情怀。这个古典,有中国传统的影子,却并非中国传统,更可能是由俄苏或西方浪漫小说所建构起来。我对张洁的阅读谱系不太了解,所以在这里只是猜测。

看到《祖母绿》,我就松弛多了。小说的核心意象,那块名叫祖母绿的绿宝石,是主人公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它携带的七字真言成为主人公命运的写照:“祖母绿。终思求爱。”主人公是海的女儿,这部小说似乎有着自我升华的倾向,将个人的爱情、事业、与国家的命运相勾连,试图呈现主人公阔大的胸襟。坦率地说,这篇小说似乎缓解了我因《方舟》而产生的那种恐惧之感。对张洁来说,这篇小说显示了她试图跳出个人恩怨的努力。但“终思求爱”的那个“爱”,不管在语义上做出怎样的置换,不管你如何扩展它的外延,爱的私人性都是其语义的基本构成。主人公最后的选择,当然可以看成一种“大爱”,是突然涌起的爱的潮头和波峰。在当时的语境中,这当然可以做出许多正面的解读。但是,那其实是主人公不得已而为之。如果说在小说中那是永恒的选择,那么在现实中却只是暂时的委曲求全。那不是和解,那是将要再次爆发的前奏。一个浅显的事实是,潮头终将落下,波峰终将滑入谷底,而且永不停息。

在波峰浪谷之间奔涌,时而撒欢,时而撒泼;时而凉爽宜人,时而悲凉彻骨;时而高歌猛进地抒情,时而进退维谷地反讽,这是人到中年的张洁在小说中留给人的印象。从《爱,是不能忘记的》开始,她的故事皆是从男女关系入手,但因为她笔下的男女关系牵扯极广,波纹从同心圆荡漾出去,几乎能荡漾到各个犄角旮旯,所以她的故事又有着很强的社会性。看上去,她的私人性总是与公共性同频共振,但实际上,她又恒守着对于爱的最初的理解。公共空间里约定俗成的爱的形式的演变,在她看来那都不叫爱,她的不屑一顾几乎是必然的。她既与时代相契,又与时代脱节。某种意义上,张洁让我想起阿甘本所描述的“同时代人”。这当然令人尊重,但这给她本人带来的痛苦只能更深,而且简直是深不见底。在写作这个行当,张洁是知行结合得最紧密的人。甚至可以这么说,她有时候的知行分离只是知行合一的另类表现形式。我想,这也是小说家王安忆借用母亲茹志鹃的话,称张洁为“赤子”的原因。或许有必要说明一点,她的写作对于后来的女作家,甚至包括“70后”的女作家,都有着深刻的启迪。虽然后来的女作家,以职业作家的素养,大都能够将私人性与公共性做恰当地区分,只在作品中将两者勾连,以相互激发,推进故事,展示人物命运,但张洁的影响仍然依稀可见。再后来的以“身体写作”著称的女作家,或许更加突出了人物的身体性,小说人物一镜在手专照私处,快感即是幸福,但张洁的影响依然存在,不管她们是否看过张洁的小说。也就是说,讨论新时期以来的女性写作问题,张洁是跳不过去的,因为她是源头性存在。

你得承认,张洁的语言感觉是极好的,而且到老都没有退化,这是令人惊异的。她有自己的语言节奏,而且在七扭八歪、七抡八砍之后,那个节奏竟然还在。可见她的“气”是很足的。她用词似乎不大规范,你一眼就能看出她并没有受过正规的文学教育,但她感觉好啊,“气”足啊,有些不大能够成立的话,不大能够捋顺的逻辑,从她嘴里说出来,反倒显得很准确,而且还能自圆其说。这就是她的本事了,就是她的才气了。才气,再加上满腹怨气,再加上飞蛾扑火的勇气,那就像烈火烹油了。因为烹的与其说是别人,不如说她自己,所以张洁也就大有一言不合、同归于尽的侠女风采。这种烈火烹油,表现在文本上自然就是鲜花着锦了。当然了,侠女也是会感伤的,你可以感受到,尽管她在作品中嬉笑怒骂,但却又弥漫着无法消弭的感伤情调。感伤确实是她的一个重要基调,她尽管反讽,却从不幽默。她的故事大多是跳跃式发展,但似乎又不同于我们所说的意识流,而是一种情绪流,某种意义上甚至接近于自动写作,这也是她喜欢反复修改的原因。借助修改时盘旋归来的理性,对小说进行必要的规训,对泉水般不择地而出的议论作出必要的校正。对她的手稿进行研究显然是必要的,或可看见她面对文本时内心的博弈,也就是张洁内心的“密室政治”。

新文学以来,绝大多数女作家的作品,都带有强烈的自传性,或者说非虚构特征。我这么说,丝毫不带贬意。因为男人带来符号,女人带来世界。进一步说,如果新文学以前的很多女性也拥有写作能力,那么我们今天对那个世界、那个时期的历史人文状况,可能会有更直观的感受。而在这些女作家中,张洁作品的自传性,可能又是最强的,至少是最强的之一。这么说吧,你甚至能够在她的改革小说《沉重的翅膀》中,看到她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情感,虽然某种意义上它更像一部应景之作。顺便说一句,张洁的应景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应景,在当时的语境中甚至需要具有极大的勇气。这个勇气也包括,她敢于囫囵吞栆去写那些不熟悉的生活。当然了,在这些勇气的背后,她对个人生活的愿景也起了作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这么说,《沉重的翅膀》就是一部特殊年代的情书。

她的《无字》,人们已经谈论很多。张洁所经历的沧桑人世,在这部小说中纤毫毕现,自然也最能见出她的性情、风采、卑微和自尊。很多人读出了张洁的柔情,并一洒同情之泪;也有很多人读出了她依然如何硬得硌人,刺得人发毛。我在《莽原》做编辑的时候,女编辑们讨论起这部作品,甚至会捶胸顿足、仰天长叹。当她们讨论作品的时候,如果有男人碰巧在场,她们的眼神都变了,都开始斜眼看你了。她们无数次讨论书中的细节,讲着讲着就不再斜眼看人了,而是喘着气,盯着你看,恨不得把你撕了。这些职业编辑,能够入戏到这种程度,可见张洁文笔之狠、之毒、之辣、之醍醐灌顶般的感染力。她们接下来又常常会讨论张洁在河南的一段生活。那段生活对张洁影响极大,在《无字》中不仅是情绪变化的酵母,平地一声雷,还是一条隐蔽的线索。我读到过不少关于《无字》的索隐文章,但是对于这条线索,批评家们似乎不够敏感。这个事实说明,批评家对张洁的阐释远远不够。小说家陈村认为,这部小说令他想起写了《简爱》的勃朗特又写出了《呼啸山庄》。这个说法无疑是有见地的。我想,某一天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或许能够证明,《无字》的文学史地位堪比萧红的《呼兰河传》。

有一点足以引人深思,长达九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张洁竟将它命名为《无字》。是沉默才感到充实,开口就感到空虚,以致于近百万言将尽之时,才将它命名为《无字》的吗?她七十岁的时候,无师自通开始油画创作,选择用线条和色彩来表达她对世界的感受。她的所有油画作品都没有标题,只标注创作日期,可见她已执著于“无字”。关于她的画油画,李敬泽有句话说得好,他无法想像张洁提着毛笔去画几根竹子、涂几笔山水,画油画的张洁才是张洁。张洁以油画作品来和这个读者告别,告别仪式就选择在我任职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在此之前,她已将大量手稿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

关于她的画展,我想尽量写得详细一点,为了自己能够记住她的风采,也为了方便读者见证她告别的仪式。张洁的忘年交、著名编辑兴安先生,是这个画展的策展人。兴安找到我之前,已和时任文学馆征辑部主任的计蕾谈过多次。我向李敬泽报告了此事,李敬泽对张洁很敬重,说一定要办好,为此各部门还不止一次开了协调会。我曾陪着敬泽到张洁家里去,以便知道张洁都有哪些要求。她住在北京文联的宿舍楼,与邻居共用一个走廊,走廊装了门。张洁或有洁癖,从走廊到她的门口,我们按要求换了两次鞋,在进门之前又按要求套上了鞋套。她正要给我们倒茶,突然又把茶杯拿走了,把杯子又洗了三遍:一次用自来水洗,一次用矿泉水冲,一次用开水烫。

那只后来在朋友圈传播甚广的豹子,是我们在她家中首先看到的油画。它是那么孤独、神秘,有如幽灵。豹子,油画中的豹子,当它蓦然回首,它看到了什么?莫非看到了画它的张洁?只见它全身笼罩着薄暮的暗影,只是在喉部有一抹微光,从光学角度看这应该是不合适的。显然,那光线并非自然光线,而是源自张洁的内心,是内心的微光照着自己的喉咙,但它却是无言的。这样一只荒原上的猛兽,同时却兼具猫之柔美。那么,这是张洁的自画像吗?我不知道。随后,又看到了荒原上的马车。我们说是马车,张洁说错了,是东北的板车。或许记反了,我们说是板车,张洁说那是马车。我后来又看到了这幅画,可我直到今天也不知道那是马车还是板车,或许是马拉的板车?不管它是什么车,它都已走过漫长岁月,已被废弃且行将散架,野草已从木条中疯长。这也是张洁的自画像吗?我不知道。

当时她的那套房子早已卖掉了,家具也搬空了,这也是室内只有凳子没有椅子和沙发的原因。那时离她去国还有一段时间呢,她为何急着把家里腾空?她的卧室也挂着油画,所以她也领我们看了卧室。床还在,它是那么小,虽然是木床,但似乎与单人钢丝床差不多大。张洁的解释是,她只要醒来,绝不在床上多呆一分钟,要立即投入工作;如果床很舒服,就可能在床上再赖上一会儿,而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闻听此言,我对张洁,对张洁大姐,肃然起敬,但同时心中也有几分苦涩。她是个善于给自己创造困难的人,目的却是为了写作。当然,我也忍不住想到,在多部散文和小说中出现过的、曾被极度赞美又被彻底嫌弃的前夫孙友余先生,如何受得了啊。

后来在她那里吃饭了吗?应该没吃,又好像吃了,还吃得挺饱。有一个细节,很见张洁直爽的性情,不妨一说。就在我们告别的时候,张洁指着走廊上的两个纸箱,说她也要下去送垃圾。我和敬泽当然立即表示,我们可以捎下去。张洁对此表示感谢,说着又从屋里拿出来两个纸箱。我和敬泽肩扛手提出门,电梯门有点窄了,好在我们终于侧身进入,顺利下楼了。

值得欣慰的是,经过认真准备,张洁的画展办得很好,至少张洁和兴安都认为办得很好。兴安说好不作数,张洁说好才叫真的好。那天来了很多人,几乎挤满了文学馆C座一楼大厅。文学界来的朋友大都是她的晚辈,来的读者却有很多是上了年纪的。铁凝、敬泽也都出席了,敬泽还给画展写了序,印象中那是敬泽第一次给画展写序。画展海报上的个人介绍,显然出自张洁之手,引用的是海外出版人的话,她显然在意海外的评价。张洁出现的那一刻,现场先是安静了几分钟,掌声才响起来。张洁即席发表的道别演讲,真是令人动容。谁都没想到,她会谈到遗嘱。因为谈到了遗嘱,我有理由认为那是关于爱的道白。在读者和朋友面前,她谈话的主题可以理解为向死而生,向死而爱。她依然风度十足,完全不像个老人,是老年模特儿的最佳人选;依然头脑清晰,依然有自己的节奏,依然话中带刺,既伶俐又凌厉。我又想起当年对她说过的那句话:您是个女王。当然,这话我没有说。我对敬泽说,张洁大姐不老啊,以后还能写啊。惭愧啊,我说出这话,说明我当时对张洁心中的“无字”二字,还没有足够的了解。

演讲完之后,有人看画展,有人拿着书请她签名。想签名的人太多了,张洁少有的来者不拒。我作为主办方的一员,边维持秩序,边帮助读者把书递给她。她每签一本,都真诚地道一声谢。上了年纪的读者总是对她说,太喜欢《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了,太喜欢《爱,是不能忘记的》了。由此可见,她的读者已跟着她走了许多年。但是张洁一遍遍地说,不要看,一定不要看,太傻了。换个人,可能就不会这么说,但不这么说就不是张洁。一抬头,她看见了我。她以为我也是找她签名的,立即柳眉直竖,用签字笔指着我,说道:李洱,你!起什么哄,就不能等一会儿?解释是没用的,于是我赶紧说:大姐,对不起,我错了。文学馆工作人员不明就里,后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惹得张洁大喊。他们担心服务没有到位,惹张洁发火了。我安慰他们说,没你们什么事,你们不知道,张洁老师的脑子永远比别人多转一圈半。

此后我再没见过张洁。她去国之后,我偶尔会收到她的电子邮件。我回过两次,问及她的状况,但她没有回复。但这并不影响她后来还会发来邮件。记得两年前收到她的邮件,上面竟然是乱码。我想,大概是她的电脑出了问题,也就没有再回。我没有想到,再得到她的消息,竟然是她的去世。真是伤感啊,真是可惜啊,因为这样一个作家,很难再有了。她随着新时期文学一路走来,她延续并创造了中国女性写作的传统,她的苦难是历史的见证,她的荣耀首先属于她个人,但又是时代进步的标志。所以我想,即便她郑重地与读者和朋友道别了,但读者和朋友不会和她道别。每个人都会死去,但在死去之前,我们的记忆里或许会为张洁留着位置。

《纽约时报》报道,已经做了祖母的张洁,临终时对女儿、女婿和外孙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是:“I’m so happy,I feel so loved.”那从未忘记的爱,现在来到了张洁大姐身边,让她感到了快乐。想想《祖母绿》中的七字箴言吧:“祖母绿。终思求爱。”她真的满足了吗?这满足可以看成与世界最终的和解吗?惟愿如此!令人心痛的爱,纠缠了一生的爱,现在终于伴着从森林里来的张洁大姐,在这个严冬进入了长眠。我衷心祝愿张洁大姐安息。我想,陪伴她的不仅有石碑和花朵,还会有读者无法道别的怀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