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0月30日，北京朋友的电话打了进来，他开门见山地说：程树榛老师走了……

“啊？”我一下子翻身坐定：“确定？”朋友认认真真地又重复了一遍刚才说过的话，我这才相信，我的恩师程树榛先生真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惊闻噩耗，“困”在“深扎”地甘肃张掖的我，瞬间泪雨滂沱……人世上最残忍又最令人伤痛的事情莫过于挚友之间的生离死别。先生于我，亦师亦友，谊切苔岑。新闻简讯中的报道只是一个人民作家的离世，对于我而言却是切肤之痛，程先生的音容笑貌宛然眼前。

二十多年前，初晤先生的深切记忆依稀历历在目。那是1997年初，不惑之年的我还是边陲小城里一个痴心不改的文学发烧友，商海浮沉为家计打拼之余，每月会按时收到《人民文学》这一充盈灵魂的精神食粮，彼时程先生正是《人民文学》主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公认的中国文学井喷期，每一期《人民文学》到手，我几乎都是如饥似渴地去阅读，咀嚼其中真味，从中汲取文学养分。向《人民文学》大胆投稿，是我自认那一年做的最为正确的事情。文稿寄出后望眼欲穿，一边担心石沉大海，一边又忐忑着会收到退稿信，那种矛盾心情非此一般经历者不可感同身受。我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命运之神眷顾的幸运儿，中篇小说《马莲花》能够在《人民文学》发表，也佐证了立世为人脚踏实地的真理。从此，我与先生相识，凭借鸿雁传书竟也成了忘年交。先生为人谦逊耐心，身为“国刊”主编没有任何骄矜高傲，他总是在书信中对我给予文学上的指导，并将他几十年所积累的人生经验一一传授。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我与先生定期通信谈论文学，也谈论人生，虽未见面已是神交久矣。

是年底，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集《马莲花》付梓前，我邀请先生作序，先生毫不犹豫便欣然应允了。这篇序言发表在《甘肃日报》百花副刊头条位置，一时引起关注。我知道，这是先生对一个晚辈的鼓励与提携，正因为他的肯定，我迈向文学之路的脚步更加坚定。

1998年，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关键时刻。下海多年身心俱疲，精神的游离与岁月的蹉跎，让我找不到未来的方向。我将内心苦闷迷茫尽数泄于一纸书信，寄给了千里之外的先生。不久，先生特意打来电话，那是我与他的第一次电话交流。脱离文字直面对话，我们互相操着不太流畅的普通话谈了半个多小时，末了，先生问我愿不愿意赴京到《人民文学》工作？至今我还记得受邀当时心跳如雷的感觉。挣脱商海牵绊，我没有去原单位报到，而是毅然踏上了去首都追寻梦想的道路。“国刊”《人民文学》的采编组长是一个响亮的名头。我兴冲冲入职，先生第一时间找我谈话，毫不留情给我“泼冷水”。他告诉我，“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采编组长这个头衔只能为你下去采访提供便利，是帮助你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的一个通行证。也就是说，你要沉到最下面去，去和老百姓一块工作、一块生活。这样你才能写出反映最基层老百姓声音的作品来。同时，还要善于发现一些最基层的创作新人，因为他们也是我们文学的主力军之一。经先生语重心长一番点拨，我才知道，下去采访不但是我的工作，也是一种磨砺。他说：作家不能坐在家里闭门造车，应该走出书斋，通过采访走出去，成为群众中的一员，才能看到人生百态，才能听到基层最真实的声音。经此恳谈，我恍然大悟，茅塞顿开。

由于《人民文学》采编组长的身份，下面的机关单位、企业都非常给我面子。头一年，我超额完成了工作任务。第二年，我到天津市大邱庄采访，采访了大邱庄集团公司的董事长禹作尧，也采访了禹作尧的前任当年在大邱庄创业的同伴们与父老乡亲。从那开始，我的长篇小说处女作《1号会议室》的故事就住进了我心里。直到这个故事扰得我吃不香睡不着的时候，先生发现了端倪，他约我谈话。

一个冬日的下午，我应约第一次到潘家园华威北里先生的府上拜访。一进门就被素简、充满书香之气的家居生活所感染。先生非常健谈，与我讲起他的家乡江苏邳州，讲他的童年，还有他的文学生涯。先生出生于破碎的旧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时他只有四五岁，还是一个懵懂稚子。等到上学年龄，中国抗日战争已经到了最困难时期，他耳闻目睹父辈们为抗日战争奉献的种种，那些英雄的故事不断激励他成长，他暗下决心，一定好好学习将来报效国家。就是凭着这样的信念，于新中国解放初期，他考进了天津大学学习机械专业。大学毕业后，他被国家分配到东北的第一重型机器厂工作。也是在那个时候，他写出了平生第一部长篇小说《大学时代》。这部小说因为种种原因没能第一时间出版，直到1980年才与读者见面，可谓好事多磨。上班后，先生从小小的技术员干起，以过硬的技术、无私奉献的精神，做到了厂里的工程师。因为爱好文学并且写了不少关于工厂技术革新的文学作品，被厂里发现后调到了厂党委宣传部工作。从此，他一边工作一边创作，因为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历，他的作品里生活气息浓郁，刻画的人物个个有血有肉，被上级提拔到了宣传部长的位置。几年后，由于创作成绩突出，先生调任黑龙江作协，先后担任过省作协主席、省文联副主席、《东北作家》主编等职。后来，他奉调中国作家协会，担任《人民文学》主编。

专业从事文学工作几十年来，先生发表小说、散文、诗歌、话剧、电影文学剧本等作品数百万字，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有长篇小说《钢铁巨人》《大学时代》《遥远的北方》《生活变奏曲》等，其中《钢铁巨人》影响深远，被改编成了电影搬上银幕。他的报告文学《励精图治》获1980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部分作品被翻译到国外出版发行。

与先生长谈，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和启发。于是，我大胆提出了我的困惑。先生听了非常高兴，他说：这就说明，你通过采访到手的素材已经积累不少了，现在如果不马上写出来，等过了这个时期，你再写恐怕就没有这个激情了。说到这里，他再次强调邀我来《人民文学》工作的初衷，他说：“让你做这个采编组长，不是让你奋斗几年端一个吃饭的碗，而是让你到各行各业去采访，扎扎实实了解社会与人民，为人民书写，你才能成为一个人民的作家。”

在此之前，我已经明白先生让我到《人民文学》来工作的苦心，这天下午他推心置腹给我讲他的经历、他的创作和他的作品，令我获益匪浅、备受鼓舞。当天晚上，推掉一切应酬，我埋头书案开始了长篇小说处女作的创作。因为故事在心里已经十分成熟，二十几万字的作品，写了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初稿完成后，我迫不及待送去给先生过目把关，先生却并不急于翻看，他向我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让我回去大声通读三遍，自己觉得没有问题了再去找他。我略有不解，但还是按照先生的要求照做了。在朗读自己的作品时才发现，里面还有许多细节和文字需要大加修改。十天后，我拿着仔细修改过的书稿再次找到先生，这一回先生欣然接下了。三天后在他的办公室，他告诉我，这些年来他已经没有过把一部长篇作品一口气读下去的情况了，这部作品是一个特例。他对我说，你拿着我的推荐信去找出版社的社长吧。得益于先生的推荐，很快，我的长篇小说处女作《1号会议室》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书一经出版即好评如潮，成为当年的畅销小说，半年时间内重印了八次，我亦有了“1号作家”的虚名。至2005年，短短五年时间，《1号会议室》分好几个版本在不同几家出版社出版，累计印刷发行了60多万册。《1号会议室》出版后，我去先生家里致谢，先生说：这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我只是尽了一点点力而已。他还是谦逊依旧，而我学会了认真严谨。这么多年来，每当完成一部作品，我还是坚持通读三遍修改得自己满意了才交付出版社，这个习惯至今保留，这都得益于先生的谆谆教诲。

先生走了，他的遗愿是：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骨灰撒入大海。他洒脱了一辈子，把自己的身后事也安排得云淡风轻，而我因为疫情，不能到北京去送先生最后一程，只能凭此短文深切哀悼，殊为遗憾。

先生一生襟怀坦荡，宽人律己，工作勤勉，廉洁奉公，家风严谨，正直善良。他为中国文学和出版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我们这些后辈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先生值得我们爱戴和尊敬，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