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专访: 龚盛辉:高科技时代的文学小蜜蜂
龚盛辉
丛子钰:您在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之前已经获得过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好书奖、解放军文艺奖新作品奖,创作出《铸剑》《决战崛起》《中国超算》《国防之光》等优秀的军事题材报告文学作品,我注意到您也进行小说创作,比如《绝境无泪》《通天桥》《老大》《导师》等。从1994年开始创作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8年,在这些年的创作中,《中国北斗》对您个人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龚盛辉:我近30年的文学创作,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开始文学创作的前三年,主要写反映部队基层连队生活的中篇小说,先后发表了《通天桥》《老大》《野火》等。随着对国防科技大学科技工作者工作生活的不断了解、熟悉,我开始转向反映高科技攻关的小说创作,先后发表或出版中篇小说《导师》《章鱼》和长篇小说《绝境无泪》。21世纪初,我开始结合本职工作创作长篇报告文学,先后出版了《国防之光》《铸剑》《向着中国梦强军梦前行》《决战崛起》《中国超算》《中国北斗》。在这些作品中,《中国北斗》是最想写、最难写的一部作品,也是获得扶持力度最大、获得奖项最多、对我影响最深的一部作品。
丛子钰:当初为何选择写这个题材?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如何?
龚盛辉:其实《中国北斗》这部作品在我心中酝酿已久。我是一名军人,而且参加过1979年自卫还击战,因此对世界军事动态一直比较关注。而《中国北斗》的创作缘起,正与此有关。
1991年初,美国发起了代号为“沙漠风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作为军人,我非常关注这场“既让人惊心动魄,更让人耳目一新”的战争。战争中,以美军为首的多国部队,大量投入高科技武器装备,使第一次海湾战争向人类呈现出一种崭新的战争形态。事后,我对这场战争进行了长期跟踪研究。在这场战争中,美国为什么胜得如此干脆利落,伊拉克为什么败得这样彻头彻尾?主要原因,就是高科技武器使战争的天平,完全倒向了美国一边。高科技武器有多大威力,从“战斧”巡航导弹就可看出一斑。当时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耗时近十年,苦心经营了一座深入地下数十米、富丽堂皇的地下总统府。战争爆发后,美军实施“斩首行动”,从战舰上发射的两枚“战斧”巡航导弹,飞行两千多公里后,一前一后钻进了直径不到两米的位于沙漠腹地的地下总统府地面换气窗,一举摧毁了萨达姆的地下宫殿。两千多公里发射的两枚导弹,钻进了不到两米的目标,令人不可思议。当时,看到这段录像时,我真的被惊到了。然后我就想,美国的巡航导弹是怎么找到两千多公里外、直径不到两米的换气窗的?后来我在无意中看到一份介绍美国GPS的资料,才终于解开了这个谜团。当时美军的导航卫星为防区外发射的巡航导弹提供精确制导,美军那两枚摧毁伊拉克地下总统府的导弹,就是在GPS导航卫星引导下,飞行两千多公里,并精确击中目标的。从那时开始,我就开始关注美国GPS导航,以及中国开始建设的北斗卫星导航。2017年,我的前一本书《中国超算》完成出版,北斗三号全球系统也恰在这时拉开了卫星组网的序幕。于是,我也迈出了创作《中国北斗》数年“长征”的第一步。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航天史上系统最庞大、建设难度最大、参建人数最多、建设时间最长的航天工程之一。对我而言,是数十年文学创作生涯里,采访、写作难度最大的作品,曾为此失眠复失眠,吃尽苦中苦。我先后采访五六十名北斗人,四进四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飞行里程可以绕地球数圈。本书的采访与创作,也是感动之旅。这种感动来源于北斗人“自主创新、团结协作、攻坚克难、追求卓越”的北斗精神。这种精神充盈于他们为北斗卫星导航不懈征战的漫长历程,也体现在千万个北斗人身上。每采访一个北斗人,就被他们感动一次;每写一个北斗故事,就受到一次北斗精神的洗礼。这一次次感动、一次次洗礼,赋予了我坚持下去的激情。
丛子钰:这几年来军事题材佳作不断,比如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牵风记》,还有同样获得这届鲁迅文学奖的小说《荒野步枪手》《在阿吾斯奇》等,这些作家有些是您的长辈,有些还很年轻。您的创作受到过哪些作家影响?除了一些经典作家,当下的文学和生活给您在创作上提供过什么启发?
龚盛辉:任何一名作家,都是在阅读名家作品并吸取其创作思想精华中成长起来的,我也不例外。但我的阅读比较杂,没有专注并深入研究过某一位大师的作品,而且由于工作的需要,除了阅读文学作品,还要阅读并撰写许多新闻稿件,甚至要阅读和书写许多政论文章、工作报告。
有两名老作家对我的文学创作帮助、影响很大。一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装备部创作室已故老作家苏方学。苏方学老师不仅创作出原子弹系列小说五部曲,而且极力扶持文学新人。在我基层连队生活小说创作遭遇“瓶颈”时,苏方学老师引导我说:“野战部队生活小说,现在大家都在写,而且基本上是名家,好作品太多,你难以抢到风头。国防科技大学那么多高科技作品,那么多名家大腕,是时代关注的焦点,是块文学富矿,别人不熟悉,写不了。你熟悉,你能写,只能潜下心来深挖几年,一定会挖出几块‘狗头金’。”他的一席话,把我创作的笔触引向了高科技这座文学富矿。
还有一位是评论家丁临一老师。1994年,我的中篇小说《通天桥》几经退稿,自我怀疑之际,时任《解放军文艺》编辑的丁临一老师发现了《通天桥》的另一种价值,在1994年第9期上刊出。这是我的中篇小说处女作,它给了我在文学之路上继续前行的勇气和信心。难忘当年与丁临一老师一边漫步,一边聆听他的指点和教诲的情景;难忘在《昆仑》杂志社,张俊南主编和我交流改稿意见时,他那循循善诱的话语、和蔼可亲的笑脸;难忘在《昆仑》编辑部,与余戈编辑并排而卧,畅谈文稿的夜晚。在1995-1997年短短两年多里,《昆仑》相继推出我的《老大》等三部中篇小说和一部小长篇报告文学《路在脚下》,其中以高科技攻坚为创作背景的《导师》《与我同行》《章鱼》均获得全军文艺奖新作品奖。虽然《昆仑》在20多年前休刊了,但它至今依然如昆仑山一般耸立在我的心中!
我的高科技系列文学作品之所以能获得成功,要感谢当今这个伟大的时代。在这个崭新的时代里,高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呈现出井喷式、爆发式发展的繁荣景象,推动着人民军队现代化战车滚滚向前。她就像一片无边辽阔、繁花盛开、百果沉枝、轻风荡漾的大花园,任由我这只文学的小蜜蜂,随风起舞,追花逐香,肆意酿制文学的琼浆,收获高科技文学创作的芬芳。
丛子钰:您的身份既是报告文学作家,又是军人,是国防科技大学的一名新闻工作者。不同的身份对您有怎样的意义?
龚盛辉:我首先是一名军人,然后才是一名作家。参军入伍后,在连队从一名新战士,到班长、排长,再到副连长、连长,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摸爬滚打了十年,培养了我坚忍不拔的毅力,为我此后走过漫长、艰辛的文学创作之路奠定了性格基础。至于新闻写作与文学创作,它们是一种相辅相成、互利共赢的关系。我作为新闻记者,经常深入科研攻关一线,经常接触专家教授,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奇闻逸事,搜集到大量素材,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从事文学创作,可以掌握灵活多样的文字表达方式,让新闻作品更鲜活、更灵动、更打动人。也许正是这个缘故,这些年我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科技日报》等国家级新闻媒体上发表大量新闻作品,其中数十篇作品获奖,真正做到了文学创作、新闻写作双丰收。
丛子钰:之前在网络上关于您的讨论并不多,能看出您是一位专注于创作和工作的人,但最近在抖音上也能看到对您的采访了,这算是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影响之一吗?下一步有什么写作计划?
龚盛辉:我从来认为,作家要靠作品说话。因此,从事文学创作近30年来,我从不刻意炒作自己,也不刻意低调,一切任其自然,让自己保持一种该怎么写还怎么写的平和心态。至于现在有人开始在网上关注我,无疑是鲁奖效应。现在,写作已经成为我的退休生活方式,每天待在书房里,码上一段文字,其乐无穷。我目前正受漓江出版社约请,创作长篇报告文学《铁河:一带一路标志性工程中老铁路建设纪实》。以后准备重拾长篇小说创作,继续深入开掘高科技这座文学“富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