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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无声胜有声——漫忆黄裳与巴金的交往
来源:文汇报 | 陆正伟  2022年11月14日07:59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黄裳、茹志娟、吴强、王安忆(后排自右至左)与巴金合影

2021年10月18日,我在徐汇区旅游公共服务中心展出的《薪传:鲁迅与巴金图片展》上,看到自己拍的巴老在鲁迅先生墓前敬献的花篮的图片,不禁想起二十多年前黄裳先生为拙作《世纪巴金》作后记的情景……

2000年初夏,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为贺巴老九十六岁华诞,准备出一本名为“世纪巴金”的书。一天,我来到陕南邨黄裳寓所邀请他为书作后记。黄裳见是介绍巴老生平的摄影集,当即答应了。也许是看到画册“鲁迅是吾师”一章中有巴老、黄源与他结伴同行访问鲁迅故乡等的配图,他便以此作背景,写下了《琥珀色的绍兴酒》这篇后记,以数百字篇幅记叙了他在绍兴的所见所闻。后记把参观鲁迅先生故居百草园,及接受故居纪念馆赠送鲁迅先生惯用的“金不换”毛笔等难忘场景和细节悉数收入文内。那天,三老还为纪念馆题词留念,巴老题怀念鲁迅的词;黄源是忆先生的,各有所长。黄裳题的是:“鲁迅先生永远是我学习的楷模,愿追随先生的脚迹前进,这是我毕生的志趣。1983年10月9日。”

然后,他们来到故居对面,过了屋前的那座石板小桥,走进“三味书屋”。在鲁迅儿时读书的座位,巴老侧身挤进狭小的书桌,坐在先生当年的椅子上开心地笑了。

午饭时主人取出了存放几十年的绍兴陈酒,只有一小瓶,座中每人都分到一小杯,那确是难得的陈酿,已经成了琥珀颜色的了。

黄裳借物抒情,在平直的叙述中表达了几位鲁迅追随者的敬仰之情。小林读后说,黄裳的这篇后记写得好。

没隔多久,《世纪巴金》出版了,出版社拿出三十本书,请为书作序和跋的作者签名盖章进行义拍,拍得款捐给“希望工程”。那天,我们把书运抵黄裳寓所,我看着黄裳坐在沙发上边签边翻看着书中一幅幅熟悉的图片,便与他东拉西扯地攀谈。当我问及巴老替他找回失散多年的书时,黄裳见我似知非知,便告诉我——

一次,黄裳约上黄宗江和姜德明上巴金寓所喝茶聊天。彼此谈得正酣时,巴老上二楼找出三本藏书送黄裳,说是二十多年前托人从旧书店买的,现在没用了。黄裳见其中一本《药味集》扉页上有周作人亲笔为他题的字。还有一首“题诗”仍夹在书页中。黄裳和我说到书上的签名及诗的来历。1946年,时为文汇报记者的黄裳,到南京的老虎桥监狱采访被羁押的汉奸文人周作人。访谈结束,黄裳拿出《药味集》让他签名,周作人不仅签了,还另给黄裳作小诗一首。黄裳还记得,此书是在他被打成“右派”后从家里“流”出去的,却在不经意间重回到自己的手中。

1997年11月20日,我走进巴老病房,听见巴老正在动员黄裳捐书。他对黄裳说,你可捐些书给上海图书馆。黄裳说,准备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巴老立即说,那不一样,你的古籍版本书适合给上海图书馆……

正在讨论时,柯灵夫妇开门走了进来。柯灵还是那熟悉的笑脸,进门与大家招手并点头示意,我见他还特意转向黄裳点了点头,黄裳与其相视抿嘴一笑。柯灵夫妇便在巴老的另侧落座。此时病房里的气氛明显没有先前那么轻松随意了,大家不知话从何说起。过了片刻,还是巴老先开了口,问柯灵近来在忙点啥。柯灵说正在写浙江文学志和准备赴京参加民主党派会议。接下来,他们都似王顾左右而言他,不知所云。在场的心里都清楚发生在三年前的那场笔仗,使柯灵与黄裳已有多时未相见了。如按往常,我早就给他们合上影了,这次却始终没敢举起手中的相机,生怕造次。

原来,1994年适逢梅兰芳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柯灵在《读书》(第六期)上发表了《想起梅兰芳》的文章,对黄裳写于1947年的《饯梅兰芳》提出了不同看法。随后黄裳在《文汇读书周报》(1994年7月)回应以《关于〈饯梅兰芳〉》一文。在以后的一个多月里,双方在报刊上打起了“笔仗”。你来我往,各不相让。相比之下,柯灵的文章犀利,而黄裳则从容不迫,在我眼里都是论辩的好文章,属正常学术范围内的争论。三年后,两位名闻遐迩的散文大家,又同为文汇报的资深报人,在探望巴老时巧遇,能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相逢一笑,实属不易。这当然离不开巴老的桥梁作用。难怪他们告辞离去后,巴老坐在轮椅上“偷着乐”,小林见他这么开心就问道:“爸爸你在笑什么?”他说:“我刚才差点笑出声来。”后来,有友人为我未拍下一幅巴老与黄裳、柯灵的合影而惋惜,现在想想当初我的顾虑确是多余的。

2002年9月27日,我随巴老的胞弟李济生、侄子李致、女儿李小林、侄女李国糅到浙江嘉兴踏访李氏祖籍地,到访“仰甘亭”、塘汇镇西的李家祠堂旧址,在返回的路上顺道来到南湖湖心岛上的烟雨楼小憩。小林是重返旧地,她给我们说起四十多年前她与弟弟小棠随父母到嘉兴游玩的情景。1955年,黄裳与嘉兴卫校读书的朱光耀姑娘正处于热恋期。一天,他约巴金、萧珊夫妇带着儿女赴嘉兴,泛舟南湖后上烟雨楼喝茶,黄裳有意让未婚妻来与大家见见面、“亮亮相”。巧的是,我来嘉兴前在《文汇报》“笔会”上刚读到黄裳对烟雨楼赞美有加的散文《嘉兴去来》,我不曾想到其中还有这么一段充满故事的小插曲。

回上海后不久,我在翻阅《巴金全集》的“书信卷”和《家书》时看到这段爱情故事的“前奏曲”已被巴老记录在册。抗美援朝时,在朝鲜体验生活的巴金读到妻子萧珊的来信,其中说:“有一天黄裳陪那位小姐来我这里坐了很久,第二天就去无锡,我们在报上读到他们订婚的消息。”(见《家书》1953年11月16日的信)巴金看后即提笔写信给黄裳:“蕴珍(即萧珊——作者注)来信也说起你订婚的事。这是好消息。什么时候结婚?我希望能喝一杯喜酒。”(见《巴金全集》第二十四卷370页)

黄裳对在人生道路上得到巴老的扶植是没齿不忘的。1942年冬,黄裳拿着巴金的三哥、他的英语老师李尧林的一纸便条,只身入蜀,去找巴金。见面后,他对巴金的印象是说话不多,待人却很热情。巴金把黄裳视同手足,见他举目无亲,生活困难,便帮助把他的旅行记事散文介绍给《旅行杂志》,使黄裳在重庆得到了第一笔稿费。黄裳在军中任翻译官时常调防,巴金把他曾发表过的散文收集到一起,通过书信与黄裳商议进行编排修改,为他出版了第一本书《锦帆集》。由此,黄裳走上了文坛。

我在黄裳的怀念文章中看到,有一次单位搞个人鉴定,黄裳请巴老给他提意见,巴老向他指出“拼命要钱”是大缺点(见《散文海外版》2006.1期)。黄裳对巴老的批评意见心悦诚服。他因喜欢买旧书,感到钱总是不够用,于是预支版税,计算稿费,编书也要编辑费,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可见巴老对他所提的意见说的是真话。

我与黄裳的接触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虽然也时常看到他到作协开会或参加各种活动,但多数还是在他探望巴老时见到的。我从他们的交往中观察到巴老对黄裳的关爱是无微不至的。早些时,巴老常以书信或带话的方式约黄裳到家里品茗聊天,他珍视这样的轻松自如的交谈。有一次,在杭州养病的巴老托我带两盒西湖龙井回上海,说黄裳喜欢喝茶,让他也尝尝新。黄裳夫人逝世,在告别仪式上,黄裳发现一只挽联上署名“老友巴金”的花圈。令黄裳动容的是巴老住医院也有好几年了,心里仍惦记着他。

平时,多日不见,如隔三秋,两人期盼着相见。真的在一起了,巴老因病无力气说话,又碰上黄裳少言寡语,对话不多。我看到他们时常会有“卡壳”的状况,坐在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每当此时,我便想起白居易的诗句“此时无声胜有声”……

出几本书,送送朋友,是巴老生活中的一大乐趣。因此,无论单行本还是大部头的全集、选集及五卷本的《随想录》都会送给黄裳。有几次黄裳来访,巴老都会叫我从柜子里帮他拿新书,当场签名送给黄裳留念。有了书作话题,巴老与黄裳的谈话就流畅得多,自然而然像泉水般流淌出来。

1998年11月16日的那次见面,黄裳进门还没坐定,巴老就对他叹起了苦经,说:“我现在动不了了,书店没法去了。”黄裳说:“我也已多年没去四马路(即福州路)书店了。”巴老笑着说:“以前,书搬来搬去,我高兴搬,现在连书都拿不起了。”接着,他告诉黄裳说,这次出了一套《巴金译文全集》,这可能是他的最后一部书了。黄裳听后说道:台湾出版的那套译文全集漂亮。小林说:“这次把克鲁泡特金的作品也收进去了……”

黄裳与巴金长达六十多年的交往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我记得,黄裳在一次回望与巴老亦师亦友的交往时,深有感触地称他是新生者的保护者,前进道路上的领路人。如是评说,我看是恰如其分的。

2021.12.8

2022.8.20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