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张洁老师的散文集《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刚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了，她的小说代表作《无字》不久前也被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入《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出版。翻读张洁老师的这些作品，心中不禁想起与张洁老师交往的一些往事。我认识张洁老师较晚，应当是在2005年或者2006年。张洁老师是作家徐小斌的朋友，我也是徐小斌的朋友，朋友的朋友，也就成了朋友。

初次见面，是在张洁老师的家里，小斌姐说张洁老师看了我的文章，想认识我，我们就约好，一起去了张洁老师家做客。张洁老师不让我叫她张洁老师，这倒难住了我，一时不知该怎么称呼，她说，就叫张洁吧。

开始时很不习惯，因为她是长我近30岁的长者，是中国唯一两次获得过茅盾文学奖的尊者，直呼其名，实在开不了口。但她立场坚定，不容置辩，时间长了，彼此熟悉了，也就习以为常了，反正大家都是这么叫的。如今张洁老师已去了天堂，我还是遵从她的意愿，直呼其名。

一

名如其人，张洁给我最直接的印象就是洁。那时候她已近70岁，打扮却仍是那么素洁优雅，不像有的女士，一入老年就自暴自弃，首发飞蓬，面如灰土，张牙舞爪。每次见到张洁，她都是那么干净爽利，衣着得体，有时还配上小碎花围巾，简洁中透着精心，不失知识女性的品质感，让我相信有些女性是越老越美的，就像我读大学时见过的“九叶诗派”的重要诗人陈敬容。那一年她也是70多岁，人很清瘦，我记得她穿着一件米色小西装，风度翩翩，格外精神，是我想象中的“五四”后期知识女性的秀雅形象。

张洁的家也非常干净，一尘不染。我想她是有洁癖的，也目睹过她反反复复擦地板的模样，真是害怕有一粒灰尘落下。她的女儿在美国工作生活，她一人独居，红帽子楼是作协分配的房子，面积不大，家里的东西不多，反而显得眉目清晰。我记得房间里有一架钢琴，那一代作家中家里有钢琴的并不多见，即使有，也多为孙子、孙女学琴而买，张洁家的钢琴，我想是她自己弹的。我没有听到过她弹钢琴，但我见过她画的画，有一幅就挂在墙上，她还给我看其他的作品，叫我评鉴，可惜对于油画我并不内行，只是觉得她找到了自己的绘画语言。

她性格直率，眼里不揉沙子，说话直来直去，不会拐弯，想必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我读《王蒙自传》，说有一次周扬和作家们开会，周扬说：“你们也要体谅各个地方的领导干部，你们去试试，不一定比他们干得好嘛”，张洁当场驳斥：“那让他们来写写小说嘛。”读到这里，我不禁莞尔，是张洁的性格。

张洁给我讲过一件事：20世纪80年代，也是作家的一次什么会，一位报告文学作家见到张洁，说：“张洁，我能拥抱你吗？”张洁干脆利索地回答：“不能。”

我也经历过类似的尴尬，有一次张洁跟我聊到了她的长篇小说《无字》，因为不久之前《无字》刚刚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张洁就问我怎么看待这部小说，我说这部小说以一个家族几代女性的婚姻遭际为主线，描绘20世纪中国波澜壮阔的大历史，以女性视角、恢弘的笔法对时代大背景下的人性进行了深度挖掘，既厚重，又独特。张洁听了半天，问道：“你看过这部小说吗？”我一下就露了馅儿，因为这部三卷本、80多万字的小说，我哪能一朝一夕看完，当时只是看到《书摘》杂志上的小说缩写，以及一部分篇章而已。我所说的，是从我能够阅读的部分里得出的结论，也不能算错吧。但张洁这么一问，还是让我冒了一头冷汗，觉得这位张洁阿姨真是太直率了，说话一点不留情面，但归根到底，还是自己太浮夸，不实事求是。张洁虽然没有多说什么，善意地转移了话题，我却深感警醒，告诫自己：以后要有一分根据说一分话，要心怀敬畏，不可胡言。

张洁的这种性格很多人不喜欢，我倒觉得挺可爱。或许因为我是她晚辈，所以不觉得她批评我有什么错，假若是她同代人，可能会受不了。我觉得她有一个非常好的品质，值得我学习，就是她的心里虽然装了太多的恩恩怨怨，但她从来不讲，对我这个后生讲的，都是一些细枝末节，无关痛痒，算是文坛花絮吧，无碍大局。即使2006年，我们在西班牙见面，有大把的时间聊天，她也只讲往昔的趣闻，不涉及文坛八卦、个人隐私。我听到过其他前辈作家用最刻薄的话痛骂张洁，但张洁从不在背后说别人坏话，泄一己私愤，也从不在别人面前给自己贴金。

二

2022年，我从《光明日报》上读到韩小蕙老师怀念张洁的文章《怀念，也是不能忘记的》，说“早在1989年，她就获得了意大利马拉帕蒂国际文学奖，这个奖一年只授予一位作家，博尔赫斯、索尔·贝娄都是其得主”，“后来张洁又获得了意大利骑士勋章，以及德国、奥地利、荷兰等多国文学奖”，“1992年张洁当选为美国文学艺术院荣誉院士……这院士全世界只有75人，不增加名额，去世一人才增补一人，获此殊荣的中国作家只有她和巴金”，这些都是我看韩小蕙文章知道的，从来没有从张洁嘴里听到过一个字。在我眼里，她是一个热爱写作的作家、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她的一切，都是那么真实，不需要伪饰，在多事的文坛上，这是多么珍稀的品格。在我看来，这是张洁最大的洁癖——精神上的洁癖。这样的洁癖让我尊敬，这样的品格也影响到我的处世为人。

2006年，张洁说她要去西班牙，我从美国回来，正好要绕道西班牙，和我的老朋友、画家冷冰川见面后再回国，我们就约好在马德里见面，接头地点，是马德里市中心塞万提斯雕像。那时还没有手机，尤其在国外，联络十分不便，只能按照之前邮件上的约定行动，不能更改。我先到马德里，一切安排停当，就按预定时间去了塞万提斯雕像，等了许久，怀疑自己的记忆是不是有误，直到在一片白种人中看见张洁身影，才踏实下来。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也很佩服她，这么大岁数了，还一人独行，到遥远的异国。

那时张洁脚力尚好，在马德里，从普拉多美术馆到马约尔广场，每天走很多路，看画展，吃美食，兴味无穷。我心想我应该多照顾这位老人，后来发现她一点不需要照顾，比我还精神头十足。她带我去马德里的菜市场，整洁干净，各种瓜果蔬菜红红绿绿，犹如一个大花园，每去菜市场，张洁都面带喜色，会买一些当地的水果，有的我连见都没见过。看得出来，她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当然，这是一句废话，一个作家假如连生活都不热爱了，怎么还会热爱写作呢？

每天回到酒店，我们都会在公共区域小坐。张洁不喜欢那种星级酒店，而是选择老式公寓改造的酒店，有欧洲电影里那种老式电梯，只能站一个人、最多站两个人的。这种酒店没有大堂，有一个公共区域，摆三两只沙发就不错了。我们晚餐后会坐在那里聊天，听她讲她的创作经历，讲零零碎碎的文坛往事。她说出的名字，都是我读中学、大学时从文学期刊上见到的文学大家。她讲得投入，我听得入神，这不就是只有我一个听众的文学讲座吗？只可惜当时不便记录，事后也没有追记，时日一久，几乎都忘光了。我不做记录不仅仅是因为手懒，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觉得不便将这些个人谈资记录下来，事后发表，这对谈话者很不尊重，显得过于功利。朋友交而不信乎，我想张洁正是出于对我的信任才讲这些人、这些事，假若我将她所说的内容写下来发表了，就有违她的信任，尽管它们可能成为宝贵的“新文学史料”。

我不仅没有把张洁与我的谈话记下一个字，而且从没有请张洁在书上签过名，甚至没有一张与张洁的合影。

我与张洁的交往，几乎没有留下一字一物的纪念，是彻彻底底的“无字”。

那次去西班牙，有一事让我感到愧疚，就是在行将离开马德里的时候，张洁要去一个海边小村（名字我已忘记），我则要去巴塞罗那见我的朋友冷冰川。其实我感觉到张洁是希望我陪她去小村子的，但我和冷冰川已经约好，不能爽约，于是想拉她同去巴塞罗那，她坚决不去，我们就只好在马德里分别了。尽管张洁独来独往惯了，但看到一个老太太形单影只地离开马德里，心中还是感到不忍。后来我一想到那次西班牙之行，心里就会升起一种说不出的愧疚。

三

独来独往、孑然独行，这是张洁给我留下的另一个鲜明的印象。王安忆形容张洁是“冰雪聪明”，认为“人有的时候不该这么聪明，真是这么聪明的话会给自己造成伤害，太灵敏了，就变得脆弱。还是稍微笨一点好。”王安忆是善意的，也说中了张洁的个性。人需要圆融，甚至需要烟火气，但张洁像个仙，太清洁，所以她会感到孤独，不合群，容易和周围的环境形成一种紧张关系。张洁喜欢和我们这些小朋友（还有宁肯、兴安等）相处，是因为我们是晚辈，不会和她形成这样的紧张关系，我们彼此都会感到安全。当然，这样的个性成就了她的文字，她作品里的爱与恨都是尖锐的、决绝的。她是中国文坛上的一个孤旅者，也成就了中国文学的一段神话。百年孤独，这四个字，几乎可以用来概括她的一生。

还有一事不只让我感到愧疚，甚至感到永远的自责——虽然回北京以后，我曾去红帽子楼看望她，然而自从张洁被女儿接到美国之后，我终日陷入自己的事务堆中，一直没有与张洁联系，等我“百忙之中”想起与张洁联系，就得到了张洁去世的消息。我想借这段文字，向张洁道歉，希望她在天堂里能够听到。

她在最后日子里给兴安发来一信，信中说：

“因为距离哈德逊河只有一百多米，河堤上是林荫大道，虽然烈日炙热，但树荫浓密，树下是一个接一个的长椅，我很多时间都消磨在河堤的林荫大道上了，什么也不想，就是坐看河上的风景。

“过去的一切都远离了我，就像没有发生过，也毫无遗憾之感，人到了这个地步，也真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