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主持人：

欢迎肖龙老师做客本期“云客厅”。您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的，至今将近三十年，可以说是硕果累累。可否与大家分享一下，您当初是如何喜欢上文学，又受到了哪些作家、作品的影响？

肖龙：

我喜欢文学，和我母亲有直接关系。

早前我姥姥家是村里的大户，我母亲受过良好的教育，读过私塾，写得一手好字。我父亲当时是姥爷家的羊倌。两个年轻男女不知怎么就好上了。后来，我母亲嫁给我父亲。我出生后，母亲每年都带我到姥姥家住几天。那时姥姥家已经没落，空荡荡的深宅大院，只剩下几间杂草丛生的偏厦，和几头瘦骨嶙峋的骡子。这些骡子见陌生人就打响鼻。夜里我睡不着觉，母亲就从书橱里找出一本散发着淡淡霉味的书给我读。

那是一套线装绣像本《红楼梦》。我刚满七周岁时，就在母亲的帮助下，通读了《红楼梦》。《红楼梦》就成了我第一本启蒙书籍，也在我心中深深地埋下了文学的种子。读初中的时候，我开始动笔写些有趣的故事，发表在当地的报刊杂志上。大学毕业后，我到《百柳》编辑部工作。编辑部在北京设立发行站。发行站坐落在北京东郊的金台路，当时是国内最大的图书批发市场，这里可以遍览国内外出版的图书及许多世界文学名著。在阅读各种文学书籍的同时，我系统地读了鲁迅、沈从文、老舍，及福克纳、海明威、米兰·昆德拉、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怀特、西蒙等西方现代派作家的作品。这些文学巨匠的作品让我开阔了眼界，给我输入了新鲜血液。特别是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和西蒙的《弗兰德公路》《农事诗》成了我爱不释手的枕边书，对我日后的创作产生重要影响。

主持人：

据我所知，您的生活经历也同样是十分丰富的，从事过多种工作。生活往往是作家创作的土壤。可否谈一谈这些生活经历给您的文学创作带来的影响？

肖龙：

文学来自生活，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创作积累大体通过两种方式，一是书籍，二是生活。书籍是可见的，是前辈或同道把他们的认知用文字传递给阅读者，让读者直接获得经验，体察人类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而生活是无形的，它隐匿在大千世界中。柴米油盐酱醋茶，庸常生活是琐碎的，这些细节围绕在我们身边，样样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道理，需要我们去发现，去捕捉，去整理。书本知识和生活经验二者结合，提炼出的属于自己的真知灼见储存在大脑里，就成为我创作的宝贵资源。

文学创作除了专业知识、灵感冲动和想象力外，人生经验和社会阅历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轻飘飘的笔触写不出厚重的东西。后来我就辞去工作，决定下海闯荡。我做过很多工作，如图书推销、文史撰稿、杂志编辑、公司经理等。这期间经历过的许多人和事，我都记录在笔记本里。这些都为我后来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主持人：

可以看出，您对于生活非常细心，对于写作也真的是非常热爱啊。您是《民族文学》的老作者，在本刊发表过多篇作品，小说曾获得过《民族文学》年度奖。感谢您多年来对我们刊物的支持与热爱。可以谈谈您与《民族文学》的交往吗？

肖龙：

我创作起步比较早，前期比较顺利，作品逐渐往上走。短篇小说《锅扣》，中篇小说《大山》《永恒的猎人》等陆续在《草原》等省级刊物上发表。1993年深冬腊月，大片雪花敲打着窗棂，我的一部中篇小说杀青了。我冒雪骑自行车到五里之外的公社所在地，将这篇墨迹未干的小说稿子投进邮箱里。这就是后来哈闻老师从自然来稿中筛选出来，在1994年第1期《民族文学》刊发的中篇小说《黑太阳》。小说发表后，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反响，文学批评家金大中先生撰写评论文章。同年，又被中国外文局选入“中国文学经典”翻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当时我还是个二十出头涉世不深的小伙子。这无疑让我看到文学创作的曙光，坚定了我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的信心。

文学创作三十余年来，我有七个中篇在《民族文学》刊发。《民族文学》是我起步的基石，也是我的精神家园。我的创作能走到今天，和杂志社领导及编辑们的扶持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前任主编叶梅老师和现任主编石一宁老师，给予我很大的支持和关照。石一宁老师推荐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介绍我到鲁迅文学院学习。我还参加了《民族文学》作家培训班的学习改稿。叶梅老师每次见到我，都会询问我创作情况，鼓励我“坚持！坚持！”，这亲切的声音至今犹在耳旁，成为我的创作动力。

主持人：

您于本期发表的小说《失忆症漫记》是一篇精彩且富有特点的作品。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是：该小说在视角展开上，并非单独用一个主角的主视角展开叙述，而是采用多个角色的视角从不同角度共同讲述故事，形成了一种类似于“群像剧”的效果。这并不是一种很常见的描写方式，可否谈一谈您在这方面的创作匠心？

肖龙：

《失忆症漫记》这篇小说写作周期很长，从动笔到小说完成，几易其稿，断断续续差不多用了一年时间。让我最费脑筋的还是人物进入故事的角度问题。开始策划的时候，用的是传统单线写法，但是写了几章写不下去了。感觉沉闷、单一、蹩脚，像个裹脚的老太太讲故事。后来采用了复式结构，这样看上去情节曲折丰富些，但总感觉故事还不能充分展开，显得磕磕绊绊，疙疙瘩瘩。几次调试下来，最后选择了多视角共同推进故事的方法。让人物都自由活动，站立起来，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以后就豁然开朗，一切问题都顺理成章，迎刃而解了。笔触激情饱满，写作也顺畅起来。在小说中，每一个人物都是独立的一条河流，它们从远山而来，穿过深涧幽谷、一路向前，汇聚成浩瀚的海洋。这样处理不但使人物多彩纷呈，故事张弛有度、跌宕起伏，还深化了主题，并且产生了独特的艺术效果。

其实，这只是还原了生活自然状态的一种尝试。世界本就是由无数个单元组合而成，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都是自己的神，拥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行为方式、独立的眼光。因为人们进入事物和观察事物的角度不同，事物呈现的方式也有所不同。这才是完整的大千世界，真实的人间烟火。

主持人：

尊重人物的独立性，也是这部作品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点。在小说中，“失忆症”像瘟疫一样在当地传播开来，确实是十分罕见的现象。请问这一情节构思是否来源于生活经历，有没有创作原型呢？

肖龙：

小说来源于生活，但不是生活的照搬。这是小说艺术的规律。《失忆症漫记》是篇象征意味较浓的小说，我追求的是生活折射的影像，而不是生活本身。

港台泛情剧常常有这样的情节：当剧情被推到崖头，无法演下去的时候，导演惯常会安排一场车祸，或一次意外，使主人公昏迷不醒。等主人公醒转过来，突然失忆了，头脑变得一片空白，过去的爱恨情仇都化为乌有，身边的亲人也都成了陌生面孔……这是演戏，是导演为剧情想出的救场手段。那时我就突发奇想，如果这种事真正发生在现实生活中，那该是怎样的情景呢？在头脑中经过多次推演后，结果让我惊出一身冷汗。

“遗忘”和“失忆”不同。遗忘是人的生理官能反应，而失忆却是人心理的，也就是说人的意识形态出现了问题。在小说中，我引用了现代医学对“失忆症”下的定义：“‘失忆症’患者虽丧失对过去经验的记忆，但并无生理上的症状，失忆现象纯系由心理原因所形成。症状初步表现为患者对发生前后数小时内的事件失去记忆，严重者前事悉数忘尽。”患了“失忆症”的人不但数典忘祖、还会迷失自我，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记忆”对于小到个体的人，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何等重要！只有记忆才能不忘历史，优秀的文明才得以薪火相传，社会才能发展，民族才能自尊、自爱、自信、自强，才能高瞻远瞩，展望未来——这也是这篇小说的意义所在。

主持人：

象征、隐喻是您在小说创作中常用的手法。从近年您发表在《民族文学》的几个中篇看，对女性描写用墨很多。从情节与文字中，我们能够感觉到笔触饱含的深情厚意。《失忆症漫记》这篇小说成功塑造了神秘丰满的石榴这一女性形象，能否谈一谈您设置这个人物的初衷，“石榴”在小说中是否也被赋予了某种象征意义？

肖龙：

没错，在我大部分小说中，我都浓墨重彩地塑造着女性形象。这源于我的母亲，在我心中，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最圣洁的，是神一样的存在。

在《失忆症漫记》这篇小说中，石榴是浪荡的劁猪人阿尔斯带回到村子的女人。石榴的到来，在村庄引起不小的波动。她用智慧和勤劳，不但改变着阿尔斯的陋习，使荒弃多年、破烂不堪的家有了模样，还给沉寂的村庄带来了活力。她勤劳、美丽、大度、通情达理，得到村里人称赞，女人们围着她探讨衣服的样式、穿着打扮；男人夸奖阿尔斯有眼力。在一次村里为逝者置办的“殡席”上，石榴鼎力相助，在厨师缺席的情况下，亲自下厨，做出丰盛的饭菜，为村长救了急，更得到人们的好评，成为男人心目中理想的追求对象；在村庄女人们醋意的非议中，顶住压力，收养弃儿；更是失忆症在村庄蔓延之际，舍小家顾大家，为进山寻找救治疾病的草药而迷路失踪。

作为植物的“石榴”是民族团结的象征。小说主人公“石榴”更是传统美德的化身。细心的读者会在小说中读出这样暗示的句子，第九章“跳兔子”中，“笛子”堂叔阿尔斯带着石榴到“笛子”家做客时，这样写道：“‘笛子’堂叔阿尔斯带回的那个叫石榴的女人在外屋择菜。石榴摘了纱巾，一身束腰绿袄白长裙（后来我才知道女人穿的是当时流行的服装），淡施胭脂的脸被手里拿的绿叶菜映衬得像盛开的花朵。”十二章“胡啵啵”中，石榴给大家敬酒：“石榴给大家敬完酒，朝大家抱抱拳，又返回灶房做饭炒菜去了。”等等。

为使小说中女主人公神秘化，我特意模糊她的身世。让她从石榴中来，因石榴而去，为最后女主人公化身石榴回归，治愈村民失忆症埋下伏笔。

主持人：

在小说开篇，您谈到过写了一篇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稿子。“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直是当下备受关注的话题，可否与大家分享一下您在这方面的心得体会？《失忆症漫记》这篇小说，是否也与这一主题有关？

肖龙：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内涵丰富、思想深邃的理念，是凝聚世界共识的大智慧。身负“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志，心怀天下苍生，心系黎民百姓。如今世界局势动荡不安，世界格局急遽变化。团结与分裂、开放与封闭、合作与对抗，在这诸多挑战关键时刻，需要一种超越地域与时空的智慧，方能在变局中，高瞻远瞩，洞悉大势。从近年来世界发生的重大事件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越来越成为了一种世界共识，不仅成为深深融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基因，而且也成为引领世界和平发展的强大动力。由此可见，在世界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汇中，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去应对各种挑战，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这个世界才能多彩纷呈、平和安定。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可以把小说中描写的村庄看成是人类世界的缩影。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点题，并将这种理念渗透到小说的情节中，引导着故事的最终走向。小说采用象征、隐喻、魔幻等现代手法，用孩童视角，多条线索同时推进，在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中，营造出扑朔迷离的艺术效果，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主题——虽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为鸡毛蒜皮小事，相互算计，彼此猜疑，但到了共同命运相关的时刻，只有团结一致，共克时艰，才是人类走向未来的唯一途径。

主持人：

尊重独立性，同时又书写团结一致、共克时艰，形成共同体。在多元化愈发盛行的当下，这可谓是大家都希望能达成的一种理想状态，也体现在了您的作品之中。您这些年的文学创作有阶段性变化吗？比如题材、主题方面的变化。

肖龙：

我的创作到现在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纵观我这些年刊发在《民族文学》的作品，便可以看出清晰脉络。第一，感性创作阶段：也就是我初始写作时期，我把它叫作“后猎人时代”，那时候写的多是以猎人为主的故事，其间也有故乡人物命运故事。素材多来自长辈的讲述或是家乡人的道听途说。比如20世纪末刊发的《黑太阳》《山林之秋》等。第二，经验创作阶段：我把它叫作“后城市时代”，这阶段写的小说多是以在城市闯荡时的经历、乡愁，或是青春无忌时的离愁别绪为主，如《蚁群》《偶然事件》《牛粪》等。第三，理性创作阶段：也就是近时期的创作阶段，创作多以资本侵袭下对人的价值观的重新确认，和变革时期人的生存状态为主题，如《英雄》《榆树》《舞蹈》《青烟》等。

主持人：

那么，您今后的创作方向是什么，您将从哪些题材入手书写故事？

肖龙：

今后我会把更多的笔墨深入到我的故乡。那片生我、养我的热土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革。我将在不断的回望中冷静思考，挖掘出能感动人类灵魂的东西。

主持人：

从这次访谈中，我能深深感受到您对生活的思考以及对文学的热爱，相信您一定能写出更多优秀作品。感谢肖龙老师接受我的采访，与我们分享感悟。祝您在今后的文学创作中收获满满，再创佳绩！

肖龙：

感谢《民族文学》！谢谢！

对谈者简介：

肖龙，蒙古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生于内蒙古喀喇沁旗，现居赤峰市。20世纪末开始文学创作，在国内各大报刊发表文学作品二百余万字。曾获百柳文学奖、《民族文学》年度奖、内蒙古 “敖德斯尔”文学创作奖、内蒙古 “索龙嘎”奖等，部分作品入选《中国民族精品小说选》《内蒙古新世纪诗选》等选本。

郭金达，男，蒙古族。《民族文学》编辑，北京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八届高研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