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交的境界——鲁迅与陈独秀
记得大约是四年前，好友郜元宝教授为我的小书《鲁迅还在》写了一篇热情而专业的评介文章，我从中学到了一个词：翻转。的确，新时期四十多年来，鲁迅研究的风潮几经翻转，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研究话题。其中最大的一次翻转，自然是经历了较长时期“神话鲁迅”的推波助澜之后，鲁迅形象逐渐向人间回归，“人间鲁迅”成为从专业研究到大众阅读的普遍诉求。这是一次自觉而公认的翻转，从研究者的观念到态度，从研究鲁迅思想到解读鲁迅作品，这种翻转的整体性是新时期鲁迅研究最基本、最重要的看点。其实郜元宝的文章已经指出了这一翻转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现象。我现在不妨沿着这一思路谈一点看法，当然只是个人之思了。简单而直接地说，在“人间鲁迅”正在替代“神话鲁迅”而成为鲁迅形象的主流认知过程中，关于鲁迅以及鲁迅研究又势必出现另外一种情形，即鲁迅形象的过分世俗化甚至庸俗化倾向，鲁迅生平的另一面，即与政治人物的交往及其中的故事，其中必然含有的意义和价值，有意无意被淡化了。时至今日，无论从鲁迅生平还是思想研究的角度，重新梳理、描述、研究鲁迅人生中的这些经历，似是必须。
时至2021年，一部名为《觉醒年代》的电视剧引发无尽的话题。而鲁迅形象的出现，鲁迅与当时一批风云人物的往来，成为诸多话题中的热点之一。以鲁迅在剧中并不多的戏份却引出众多讨论和热议，可见鲁迅在当代社会的“民意基础”非常厚实。探讨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于是成为我想试着一做的课题。开掘进去发现，内里的世界十分广大，其中的种种关联极其复杂，亲历者的回忆时有抵牾，后来者的解读多有歧义。我的学术准备非常不足，但深感这是一个仍然需要深入发掘的世界。我有意从中选择有代表性的案例，看看从中可以打开怎样的观景。
首先想要述说的，是鲁迅与陈独秀。
一、相遇相识的从无到有
鲁迅与陈独秀，这是一个初看似乎轻松，实则十分艰难的话题。在通常的认识中，鲁迅的主要角色是文学家，陈独秀则是政治上的风云人物。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相遇，在后世人的印象中，基本处于双峰并峙的地位。有时候，我自己的阅读经验也会出现这种“自动分类”又难以周圆的差异。比如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文学的人把鲁迅视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第一人，是最高峰。研究历史和政治的人们，谈及最多的五四人物，可以说首推陈独秀。那他们二人在当时究竟各自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二人关系究竟如何，后世评价应如何掌握分寸以尽可能不失公允，这些话题是极为复杂而纠缠的。
谈“五四”，最离不开《新青年》，陈独秀是《新青年》的创办者，陈独秀的足迹所至，基本上就是《新青年》的办刊地。而鲁迅走上文学道路的起点，正是《新青年》。他们二人哪一个对五四新文学甚至五四新文化的贡献最大暂且不谈，且来看一下二人在现实当中的交往吧。从事实出发，或从事实的有无出发。
鲁迅与陈独秀在现实中有过交往吗？这个看似不成问题的问题，其实也是可以讨论的。
创办于1915年的《新青年》，最初叫《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1917年，随着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从上海北上，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的办刊地点也迁到了北京。所有这些事，对于当时还在教育部上班，回到住处就在夜灯下“钞古碑”打发时光的鲁迅来说，并无直接关系。然而正是这一变故，为鲁迅在文学上的爆发埋下了伏笔。陈独秀当年到北大任职，既无头衔、又无教学经历，还要带《新青年》同来，却“拗不过”蔡元培的力邀，于是答应“试干三个月”，胜任则继续，不胜任就回沪办刊。而这一切就发生在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仅仅十天之后。从那之后，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这一个个响亮的名字或“转正”、或“升职”、或“加盟”，出现在蔡元培的“团队”名单中。因为鲁迅是教育部的公务员，按照规定不可以到大学任教，虽然周作人是经他推荐进入北大的，自己却直到1920年才获得兼职机会。周作人是鲁迅之弟，钱玄同是陈独秀的得力助手，于是周、钱二人就成了陈独秀与鲁迅之间的牵线人。
有谁能想到，《新青年》这份陈独秀的“私家”刊物，本来是吸引人才的附加条件，却未料到反倒成了一批知识分子、文化名人的聚集之地。对社会公众来说，与其说这些人都是北大的，不如说他们都是《新青年》的。这不，热心的编辑钱玄同就上门来找鲁迅了。
据说那时节钱玄同总往绍兴会馆跑，目的就是向鲁迅约稿。比如1917年8月9日这天，鲁迅日记记述北京城“大热”，而“下午钱中季（即钱玄同—本文注）来谈，至夜分去。”这个月的27日，又有“晚钱中季来。夜大风雨。”9月份虽然不见钱玄同到访，但28日和29日却记有二人书信往来。到了10月8日、13晚上，又有“钱玄同来”。到了年末的12月23日，那一天是个星期日，鲁迅同二弟周作人到“留黎厂”（今通作琉璃厂）买了一堆古碑拓片及墓志铭等等，又去喝茶吃饭，且买了自己喜欢的甜点“饼饵少许而归”。日暮之后，又有“晚钱玄同来谈”。“来谈”，就很正式了吧。我猜想说不定，这就是认真来谈稿的那一次。一直到1918年2月9日、23日，3月2日，均有钱玄同来访的记录。直到4月5日，“晚钱玄同、刘半农来”。钱、刘二人同来甚为隆重，这一次应该是来取稿的，因为此后一直到作品发表，鲁迅日记里，并不见有寄稿或信给钱玄同的记录。从上一年夏夜开始的频繁而“来”，到年末的“来谈”，再到年后的来催，及至4月5日携刘半农来取，钱玄同可谓是现代以来最好的、值得今天的同行业者学习的优秀编辑。当然，无疑是陈独秀的好帮手、好助理。钱玄同后来回忆说：“我十分赞同（陈）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我以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海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七年一月起，就有启明的文章。”
钱玄同是十次左右的到访中哪一次将鲁迅说动，从而得到撰稿承诺的，很难考证出来。但我们都知道一个著名的故事，那就是鲁迅与钱玄同的“会馆对话”。钱玄同质疑鲁迅坐在一间黑屋子里抄古碑有什么用，鲁迅则回应他并没有什么用，于是就得到对方的要求和鼓励，为《新青年》写文章。这一要求显然与鲁迅正在思考的重大命题产生了化学反应，也反映了鲁迅在个人抉择上正在进行的苦苦思索。他的难处是：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钱玄同的回答是：“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钱玄同的答案鲁迅不是没有思考过，他的难点是不知道哪一个的“效果”更好。这番对话让鲁迅下定了两难中的抉择：“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呐喊·自序》）
1918年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发表了鲁迅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以小说之名开创中国新文学的里程碑作品。它是鲁迅的，更是中国的。《狂人日记》的意义和价值经过同时代和后世的众多诠释和推衍而不断放大。多重意义自然不是一下子就能说清楚，也不是本文的意图，但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第四卷第五号之前的《新青年》，对于新文学革命极尽呐喊和倡导之力，不过多是理论阐述和个人主张的表达，如陈独秀已经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但真正用作品说话的还很少。新诗是急先锋，而那个时期的新诗重在打破旧体诗的格式，主题立意上还未达到全新的地步。与《狂人日记》同期发表的，有胡适的《论短篇小说》，这种论，在今天看来革命性似乎并不够，多是以短篇是生活“横截面”来谈艺术上的特点。同期也发表了鲁迅以“唐俟”笔名写下的三首新诗《梦》《爱之神》《桃花》，其价值也同胡适的《尝试集》大体相同，重在破坏一下旧体诗的格调，刺激一下“诗坛寂寞”的状况，属于“打打边鼓，凑些热闹”的行为。《狂人日记》以思想上的批判性和战斗性，艺术上的创造性和现代性，开启了中国新文学的真正序幕，成为现代文学的第一次“实绩”证明。这一意义对鲁迅和《新青年》同等重要。
《狂人日记》的发表也成了陈独秀和鲁迅交往的真正开端。从那以后，鲁迅成为《新青年》的重要作者。此后三年多的时间里，鲁迅在《新青年》上共发表作品54篇，其中小说5篇，新诗6首，杂文及随感录29篇，译文等其他文章14篇。《狂人日记》之后的4篇小说，分别是1919年4月第六卷第四号的《孔乙己》，5月第五号的《药》，1920年9月第八卷第一号的《风波》，以及1921年5月第九卷第一号的《故乡》。可以说，鲁迅的前三篇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是陈独秀与鲁迅同城工作生活期间发表的作品，待到《风波》和《故乡》发表时，陈独秀已经南下，《新青年》的编辑、出版和发行都进入了不确定时期。
发表《狂人日记》后，鲁迅打开了发表文学作品的通道，激发起了更高的创作热情。事实上，《狂人日记》更符合《新青年》的革命性要求，《孔乙己》和《药》在主题表达上的深邃、多重和曲折，可能还不是立刻就能被纳入到文学革命的阵容中。鲁迅对“国民性”的思考，在同时代的革命者中也有个接受的过程。但鲁迅同时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多篇随感录，这些随感录则是直接和强烈呼应着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与同时期发表随感录的其他人物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步调一致。有些我们熟知的鲁迅文章，如《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就发表在《新青年》上。可以说，鲁迅在随感录上表现出的是一种革命性的自觉，而在小说创作上，则既是“听将令”的“遵命文学”，同时也十分自觉地保持着对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自主要求。
无论如何，陈独秀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鲁迅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就这样因文学或文章而结缘。很难想象，如果当初没有蔡元培答应陈独秀带着《新青年》北上这个条件，没有钱玄同这位好编辑“十顾”绍兴会馆这种执着，鲁迅的文学道路会是怎样一种情形；也很难想象，没有鲁迅成为主要作者之一的《新青年》，在当时的影响和后来的评价会是什么样的位置。
二、见面的有无：总需“中转”的交往
应该说，钱玄同是受陈独秀的委派去向鲁迅约稿的。陈独秀对鲁迅写作才华的信任究竟从何而来？要知道，《狂人日记》之前的鲁迅，主要还是教育部的普通公务员，并没有什么作品发表。这应当归功于周作人这位亲兄弟和钱玄同这位老朋友。周作人是鲁迅举荐到北大任教的，周作人自然知道鲁迅才华和学识的段位。现在要讨论的是，陈独秀作为主编，似乎从来没有直接、亲自向鲁迅约过稿。开始时肯定是因为自己并不认识鲁迅，通过周作人又太方便、无障碍，钱玄同又极热情，并用不着自己出面。其次的原因应该是，陈独秀其时忙得不可开交。既是北大的文科学长，执掌半壁江山，又要投入杂志的编辑，还要亲自上手写头条文章，更要参与许多社会活动，从事政治活动。约稿这种事完全可以依靠友朋进行。
1920年3月11日陈独秀致信周作人时说：“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1920年9月28日。陈独秀在致周作人的信中又写到：“你尚有一篇小说在这里，大概另外没有文章了，不晓得豫才兄怎么样？随感录本是一个很有生气的东西，现在为我一个人独占了，不好不好，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功夫都写点来。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
1921年2月15日，陈独秀致信鲁迅、周作人。全信内容为：
豫才、启明二先生：
《新青年》风波想必先生已经知道了，此时除移粤出版无他法，北京同人料无人肯做文章了，唯有求助于你两位，如何。乞赐复。
弟 独秀
2月15日
这里所说的“《新青年》风波”，是指1921年2月，《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付排时，被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查封一事。由此可以见出，从现存的史料中，还看不到一封由陈独秀专门写给鲁迅的信。陈独秀对鲁迅文学才华和小说的激赏与赞叹，都是请周作人转达的。只有上面这一封信是陈独秀写给鲁迅周作人二人的，目的是约稿。因为《新青年》随陈独秀南迁，北京方面的作者渐少，陈独秀自然十分急迫。思来想去，最希望得到周氏兄弟的帮助而且定是有效帮助了。
书信往来是如此，现实中见面的机会似无记录可查。1919年3月26日晚上，蔡元培迫于压力，同汤尔和、沈尹默、马叙伦一起，在汤尔和住处讨论陈独秀问题。因为其时陈独秀受到谣言攻击，面临政治和私德双重指责，虽然当初汤、沈二人是陈独秀进入北大的主荐者，现今又成为力主开除陈独秀的主推手。陈独秀就此离开北大，并于1920年1月去到上海。鲁迅是1920年8月才到北大兼职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略》。所以理论上二人没有直接机会在北大见面。
最大的可能是在《新青年》编辑部。鲁迅在《〈守常全集〉题记》一文中有这样的回忆：“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既然是陈独秀力邀，那他们之间的见面是理所当然了。不过苛刻一点讲，此处强调的毕竟是借此认识了李大钊。如果陈独秀召集了会议但因故没有出席呢？当然鲁迅写到参加《新青年》活动的并非只此一处。《忆刘半农君》一文曾说道：“《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最惹我注意”，那就是与陈独秀见面的最高证据了。不过，对此鲁迅的二弟周作人是不大认同的。周作人在致曹聚仁的信中，“曾纠正了鲁迅的回忆，以为有‘小说’笔法。他一再强调，兄弟二人在《新青年》杂志属‘客师’地位，并未参加具体的会议。”（转引自孙郁《鲁迅与陈独秀》第8页）孙郁也显然更采信此说，认为“没有什么资料能看到鲁迅与陈独秀见面的地点和场景。”（《鲁迅与陈独秀》第1页）
的确，遍查鲁迅日记，没有一条记录陈独秀到访。我们知道，上海时期的鲁迅，即使在家中见过了共产党人，为了双方的安全，他并不记在日记里。但在北京的五四时期，不应有这样的顾虑。鲁迅还曾说过：“曾经有一位青年，想以独秀办《新青年》，而我在那里做过文章这一件事，来证成我是共产党。但即被别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时连独秀也还未讲共产。”（《答有恒先生》）由此可见，日记里没有故意不记的理由。
陈独秀和鲁迅都没有单独到对方住处访问过，但他们在会议或活动的场合见面应是情理之中的事。因为鲁迅显然对陈独秀的性格有文章之外的判断。这种判断或许让鲁迅觉得，自己和陈独秀不大可能成为密切往来的知己，相互之间也并不主动热络。
鲁迅与陈独秀在书信上的往来有迹可寻，都是发生在陈独秀已离开北京之后。而且奇怪的是，至今仍然只有书信往来记录，而不见有信函。孙郁说“我们至今看不到一封鲁迅致陈独秀的信，也看不到陈氏给鲁迅的手札。”（《鲁迅与陈独秀》第9页）鲁迅日记里，1920年8月7日，“上午寄陈仲甫说一篇”。这一“说”，就是小说《风波》。11月9日，又“寄仲甫说一篇”。这一“说”则是鲁迅翻译的俄国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幸福》。1921年5月至9月，鲁迅日记里至少有6次和陈独秀的书信往来记录。鲁迅书信里谈及陈独秀的也有多次。有关于《新青年》出刊事务的，也有关于稿件往来的。其中1921年8月25日致周作人信中写道：“《新》九の二已出，今附上，无甚可观，惟独秀随感究竟爽快耳。”这里的《新》指《新青年》，可见鲁迅对陈独秀文章的“爽快”之风还是十分认可的。
鲁迅的多篇杂文甚至小说《阿Q正传》里也曾有陈独秀的名字出现。除上述提及的文章之外，《我之节烈观》《答有恒先生》《伪自由书后记》《题未定草》也都谈到了陈独秀。鲁迅对陈独秀为中国新文学所作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认为：“中国文坛，本无新旧之分，但到了五四运动那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一声号炮，别树一帜，提倡文学革命，胡适之钱玄同刘半农等，在后摇旗呐喊。”（《伪自由书后记》）
除了肯定陈独秀的文风和倡导文学革命的功绩，鲁迅还特别感念陈独秀对自己小说创作的催促，《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曾写道：“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联想到钱玄同受陈独秀之委派和信任去说服鲁迅参与到新文学队伍，通过周作人表达对鲁迅小说的钦佩并希望为其出版小说集的热诚，陈独秀与鲁迅之的英雄相惜，实为五四新文学的一段佳话。
这正是神交的力量所在。前面分析那么多二人见面机率之大小，其实正是想说明一个道理，鲁迅与陈独秀这样同一时代的风云人物，他们之间的关联，并不以在现实层面的交往多少为主要依据。思想上的趋同，观念上的一致，精神上的相互信任，才是他们保持往来的最重要依据。无论见面多少，鲁迅对于陈独秀性格应当是自信有确知的。以“爽快”来评价其为文，其实也是一种文如其人的评价。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鲁迅有过一段著名的论断，那是对五四新文学阵营中的三位先锋人物的比较式评价，既形象又精准，令人感叹鲁迅知人论世的超凡水准。“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不是深知，难以如此精准描摹。而陈独秀在离开北京到上海再到广州之后，为了求得北京各位的写稿支持，颇费了一番辛苦，甚至到了求情的地步。这其中，在他看来，即使北京诸位同道只剩下两个供稿人了，也应当是、一定是周氏兄弟。“北京同人料无人肯做文章了，唯有求助于你两位。”令人唏嘘其惨淡的同时，也有着令人动容的信任在其中。
三、误会的有无：隔空“对话”激发的议论
自1920年1月离开北京，陈独秀与鲁迅通过直接的、间接的书信保持着交往。但无论是陈独秀在狱中及出狱后，还是鲁迅在病中及逝世后，关于二人之间的恩怨议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有说鲁迅在北师大演讲时说过陈独秀早已离开革命阵营，有说陈独秀在狱中对自己的下属试图争取得到鲁迅支持大为光火。这其中的纠缠十分复杂，真假难辨，故事的背景深不可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唐宝林《陈独秀全传》、孙郁《鲁迅与陈独秀》、丁晓平编选《陈独秀印象》等著作，以及彭劲秀《陈独秀与鲁迅》等文章加以了解。
这里，仅打开其中一点有文字依凭的争议来看看，鲁迅、陈独秀究竟有无实质性的误会。与陈独秀同为托派并同在狱中的濮清泉，曾在长文《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中就陈独秀的“鲁迅观”说道：
“谈到鲁迅，陈独秀说，首先必须承认，他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他的中短篇小说，无论在内容、形式、结构、表达各方面，都超上乘，比其他作家要深刻得多，因而也沉重得多。不过，就我浅薄的看法，比起世界第一流作家和中国古典作家来，似觉还有一段距离。《新青年》上，他是一名战将，但不是主将，我们欢迎他写稿，也欢迎他的二弟周建人写稿，历史事实，就是如此。现在有人说他是《新青年》的主将，其余的人，似乎是喽罗，渺不足道。言论自由，我极端赞成，不过对一个人的过誉或过毁，都不是忠于历史的态度”。“我问陈独秀，是不是因为鲁迅骂你是焦大，因此你就贬低他呢？（陈入狱后，鲁迅曾以何干之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上，骂陈是《红楼梦》中的焦大，焦大因骂了主子王熙凤，落得吃马屎。）他说，我决不是这样小气的人，他若骂得对，那是应该的，若骂得不对，只好任他去骂，我一生挨人骂者多矣，我从没有计较过。我决不会反骂他是妙玉，鲁迅自己也说，谩骂决不是战斗，我很钦佩他这句话，毁誉一个人，不是当代就能作出定论的，要看天下后世评论如何，还要看大众的看法如何。总之，我对鲁迅是相当钦佩的，我认他为畏友，他的文字之锋利、深刻，我是自愧不及的。人们说他的短文似匕首，我说他的文章胜大刀。他晚年放弃文学，从事政论，不能说不是一个损失，我是期待他有伟大作品问世的，我希望我这个期待不会落空。”
濮清泉说鲁迅曾以何干之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上骂陈独秀是《红楼梦》中的焦大，其实，鲁迅这篇题为“言论自由的界限”的杂文并没有涉及陈独秀一个字，而是指新月社的人。
1937年8月陈独秀出狱，其时，鲁迅逝世已近一年。陈独秀以《我对于鲁迅之认识》表达了自己真实的鲁迅观。文章不长，不妨全文照录：
我对于鲁迅之认识
陈独秀
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那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这是我个人的私见。
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最后，有几个诚实的人，告诉我一点关于鲁迅先生大约可信的消息：鲁迅对于他所接近的政党之联合战线政策，并不根本反对，他所反对的乃是对于土豪劣绅、政客、奸商都一概联合，以此怀恨而终。在现时全国军人血战中，竟有了上海的商人接济敌人以食粮和秘密推销大批日货来认购救国公债的怪现象，由此看来，鲁迅先生的意见，未必全无理由吧！在这一点，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于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原载1937年11月21日《宇宙风》散文十日刊第49期）
通篇不见一字有对鲁迅的不满。相反，即使早已天人相隔，物是人非，却充满了真挚的理解。而在鲁迅这一面呢，无论陈独秀离开北京后从事了多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也无论他几次身陷牢狱之中，鲁迅从来不改自己从前的淡然，此后一样从容的态度。每每提及，总是感念其当初催稿之情，佩服其坦荡为人的作风。对于那些曾经引发一些人议论的误会，并无充分的、坐实的证据。唐宝林认为，以陈独秀对鲁迅的一贯态度，陈独秀在狱中也不可能对鲁迅发表微词。因为有陈独秀出狱后的文章在，这种判断应该更接近于事实。他们同在北京时已知的交往并不密切，陈独秀南下后更是音讯稀少，但相互间的信任，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友情状态，似乎从未改变。甚至还有佳话，说鲁迅1927年初到广州生活后，还曾有过对陈独秀之子陈延年的关注，并称之为“仁侄”，更有鲁迅与陈延年曾经会晤的说法。
无论如何，鲁迅与陈独秀之间的神交，真是达到了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不夸饰，不标榜，不离弃，不反目，既不热，也不冷，而深刻的理解与深切的同情却时时能让人感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