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为最知名的新文学社团之一，创造社一直备受瞩目，时人留下不少关于它的历史纪录。但耐人寻味的是，创造社同人也留下了数目惊人的回忆性文本。通常情况下，这些文本被视作文献史料，一方面成为展开文学史叙述与创造社研究的重要参考，另方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关注对象。但本文无力借此一新前人之见，也无意对此展开辑佚、校勘、辨伪等文献学研究；而是取法历史研究的“记忆的转向”（turn to memory），基于对回忆之建构性的认识，揭示创造社同人的“创造社”回忆如何重构历史，又如何与集体认同、社会现实、政治话语展开深层互动。

所谓“记忆的转向”，指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研究中的宏大叙事渐趋解体，历史记忆越来越成为历史学研究和史学理论关注的对象，具有高度个体化和私人化特征的记忆成为焦点①。伴随着认知科学和心理学对记忆研究的深入，记忆的重构性一极愈加凸显，使史学家们深刻地认识到“过往的记忆是如何根据当下的需求和思考方式而被不断调整的，而非关注记忆中经久持存的东西”②。德国历史学家阿莱达·阿斯曼对记忆做了“术”和“力”的区分，前者可以“理解为任何一种以存储和取回的一致性为目的的机械的方法”；而后者则表明在回忆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积极地介入记忆的过程，在存放和取回之间就发生了一个根本的位移”。因此，“回忆的进行从根本上来说是重构性的；它总是从当下出发，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被回忆起的东西在它被召回的那一刻会发生移位、变形、扭曲、重新评价和更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该把记忆理解为一个保护性的容器，而是一种内在的力量，一种按照自己的规则作用的能量”③。这些“重构主义”的观点“鼓励历史学家超越那种简单的对于衡量具体回忆的准确性的方法论关注，而去发展一些技术，用于理解‘错误的’细节在更大的回忆模式中占据的位置，并探索关于过往经历的记忆（包括那些‘被扭曲’的记忆）所体现或表达的意义”④。“如果说记忆有关于过去的那一面未必就那么真确可靠，追索它得以形成和建构的过程，却往往能够让我们对特定个体或人群的经历和感受别有意会。”⑤

“记忆的转向”带来的研究范式的转型别开生面，甚或引发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记忆的转向”的思考。我们当然不必对此范式亦步亦趋，但它足以启发我们：无需对回忆本身的“准确性”念念不忘（这当然不等于无视），而应该对回忆的建构方式及其建构之物保有热情。具体到创造社同人的创造社“回忆”，情况无疑更为复杂。回忆的时间跨度，同人性格与身份的复杂多元，创造社介入文学史、革命史的深度，都使得关于创造社的“回忆”不可能成为单纯的“个人记忆”，而只能是一种具有多重功能的话语实践。

一、争夺“真相”与利用“回忆”

如果对创造社同人回忆创造社的动机做一番考察，就会发现阿斯曼所说的“死者纪念、身后功名、历史回忆”三种与过去发生联系的形式⑥可能无法涵盖这一动机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但无论如何，“回忆”总是会在特定时机出现，亲历者的身份又为回忆提供了权威性支撑，赋予其不容置疑的“真相”光环。

回忆当然会因同人的逝去而引发。1945年12月9日，郑伯奇在西安写下《怀念郁达夫》，回忆了和郁达夫的交往经历。时值抗战胜利之后，郁达夫“至今生死不明”，郑伯奇“怀念这远去天南，消息断绝的故人”，感叹郁达夫“爱妻离异，老母遇难，长兄为伪组织所暗杀，自己遁迹天南又复下落不明，凶多吉少”，这悲惨遭遇“古今中外的文人中间都不多有”，内心“真不免无限的感慨和伤痛”⑦。到了1946年3月6日，在得知郁达夫“准定是遭了毒手”之后，郭沫若写了《论郁达夫》一文，深情追忆郁达夫的前尘往事，直言其“自我暴露”、“坦率”与“不得志”，亦不避讳他和郁达夫之间曾经的龃龉⑧。1978年6月，郭沫若去世，郑伯奇在病中撰写《深切的哀悼》，“不由得回忆起和郭老第一次见面的难忘情景”⑨。

回忆也会受到特定历史时间的召唤，呈现出与历史及现实间微妙的互动关系。1927年3月，时逢创造社出版部成立一周年，《新消息》周刊创刊，在创刊号上，郁达夫发表《创造社出版部的第一周年》，简述了出版部成立前创造社的发展史⑩。郭沫若在《创造十年》“发端”便说：“创造社自1929年二月七日遭了封锁以来，已经满了三年。”⑪1959年，郑伯奇连续写了《忆创造社》《创造社三题》《略谈创造社的文学活动》三篇回忆录，其原因在于“创造社在一九二九年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非法封闭，于今刚好三十年。在盛大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的时候，回顾一下创造社的历史，应有双重的意义”⑫。

但更多的时候，创造社同人的创造社回忆常常被当作攻防的武器，用来应对文艺论争和人事纠纷。无论是前期创造社“骂入文坛”的“异军突起”，还是后期创造社“突然转向”的“四面出击”，无不使创造社处于充满紧张关系的竞争性文学场域中。在回应外界批评参与竞争时，“回忆”的作用独一无二。同人们当然需要不遗余力地撰文正面“战斗”，但“回忆”却可借用亲历者的权威身份澄清“真相”，更好地为自己辩诬、辩护。成仿吾的《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写于1922年，当是最早的“创造社”回忆。此文针对汪馥泉发表于《文学旬刊》第55期上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会”底提议》。汪氏在文中分析了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打架”的原因，他认定“自《女神》纪念会后，两派不但不能妥协，反更仇视了”。汪氏强调其叙述的是“见到的听到的事实”，“并没左袒那一边的意思”⑬。文学研究会似乎对成立“中国文学史研究会”不感兴趣，却对文中涉及与创造社关系的部分耿耿于怀——沈雁冰和郑振铎均在文后附了相关的解释和说明。在成仿吾看来，汪氏和沈、郑二人的叙述“不仅于事实不合，并且有许多地方把两方面都冤枉了”，而“关于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交涉史，馥泉君似乎没有听见说过，所以他所举出来的理由完全错了”。对于汪馥泉所说创、文二社交恶“最大的原因”是“他们起初太不接近”的看法，成仿吾认为“这与事实恰恰相反”。成仿吾回忆自己在东京时曾在田汉那里看到过文学研究会写给田汉的两封信，“一封是求他转约沫若同入文学研究会的，一封是骂他为什么不回信的”。由此，“可以知道文学研究会也曾向我们社里拉人，也可以知道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打架的远因，不在起初不大接近，而在起初他们来拉人时，有了这么一个不幸的Prologue，也可以知道因为有了这么一个不幸的Prologue，文学研究会对于我们才不惜他们种种无聊的军事行动，他们对于我们所怀着的敌忾心，完全是发源于这一点”⑭。成仿吾的“回忆”无疑是“重磅炸弹”，在与文学研究会的论战中发挥的威力不难想象。同样，郭沫若创作《创造十年》，回忆自己“以创造社为中心”的十年间的生活，“发端”于鲁迅的《上海文艺界之一瞥》。郭沫若对鲁迅的创造社评价几乎无一认可且义愤填膺。在“发端”里，他大段翻译摘录《上海文艺界之一瞥》中的文段，逐一进行冷嘲热讽式的点评。郭沫若之所以对鲁迅的“一瞥”如此大动肝火，原因在于其 “替创造社作出了一部‘才子加流氓痞棍’的历史”⑮。因此，通过亲历者的回忆重构创造社的历史，与鲁迅的历史叙述分庭抗礼，成为郭沫若决心创作《创造十年》的直接动因。

而对创造社同人自身而言，他们的创造社回忆既相互强化、相互补充，但也常常构成竞争和对立。创造社并没有严格的组织和约束力，加之成员性情各异立场有别、动机多样，在现代中国急剧转型的大潮中难免出现矛盾和分裂。回忆创造社，强调“真相”的揭示，突出自身回忆的客观性，同样也成为创造社同人内部对立竞争的重要方式。1930年7月，王独清创办《展开》半月刊，在第三期上，他发表了《创造社：我和它的始终与它底总账》一文。此时创造社被封已一年有余，王独清“回顾它底过去”，试图“给它本身一个真正的评价”，其直接动机是他发现“许多英雄的雇佣者”在“努力地篡改着历史的事实”。而作为“创造社负主要责任的”，王独清要把“亲历过的事实狠袒白（按：原文如此）地写出”，把那些被“掩盖了的事实”报告出来。他自称拥有“拥护历史事实的这一种义务心”，甚至不惜以信仰来保证回忆的真实性：“凡是信仰马克西斯姆的人莫有不尊重历史的事实的。改窜历史，那是资产阶级卑劣的阴谋政策。”⑯但张资平读了此文后，写下《读创造社》一文，非常尖锐地指出：“我觉得王独清的那篇文章……都是废话，其甚者，王独清对事件之经过，不根据经济的关系去分析解剖，而只写了许多似唯心的论调，把他写成煞像一个创造社的领袖。”他详细回忆了王独清在创造社内争权夺利、挑拨离间的种种做派，使王独清苦心孤诣为其“回忆”构筑的真实外壳崩塌于一瞬⑰。

1942年，受上海日文报纸《大陆新报》记者的邀请，附逆文人、创造社成员陶晶孙与日人内山完造做了一场关于创造社的对谈，以《对谈：回忆创造社》之名发表在《大陆新报》上，引发了一阵“创造社热”⑱，龚冰庐（持平）、周毓英等创造社成员的回忆⑲也对此推波助澜。1944年，陶晶孙《牛骨集》出版，其中收录《记创造社》《创造社还有几个人》⑳《创造三年》㉑三篇回忆。在《记创造社》文后，陶晶孙特意说明“本文因当时流行谈创造社被迫而写的”；《创造社还有几个人》则是对龚持平《创造社的几个人》㉒之补充；《创造三年》为“赠呈日本丰岛与志雄氏而写” ㉓。创造社成员陶晶孙、龚冰庐、周毓英的附逆自然令人遗憾，他们此时对创造社的回忆却不由人不浮想联翩。如果考察一下始作俑者《大陆新报》的背景和日本的文化野心，可能就会对他们鼓动陶晶孙等人发起创造社回忆的动机洞若观火。《大陆新报》创刊于1939年1月，“是日本侵华战争及二战期间朝日新闻社和日本军部合作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的报纸”，“日军占领上海时期，《大陆新报》是当代日侨群体主要阅读的日文大报”㉔。1942年，“日本文学报国会”成立，“该会为了把‘大东亚共荣圈’中的文人们团结起来，举办了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1942年11月在东京和大阪举办了第一届，1943年8月在东京举办了第二届，1944年11月由南京的“中日文化协会”在南京举办了第三届。陶晶孙出席此次大会，并担任副会长。尽管陶晶孙对“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并不配合，但“大陆新报倚仗日本军报导部、外交部、兴亚部为后盾，给陶晶孙施加压力逼迫他发表文章、参加文学座谈会”㉕。以此推断，陶与内山的对谈所展开的创造社回忆，应是《大陆新报》对创造社留日背景以及陶创造社成员身份的利用。在对谈的最后，报社记者提出“日本作家与创造社有没有有过特别的联系？”“除了创造社，这十多年来日本近代作家对中国文学有没有过很大的影响？”“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好像也受到了日本文学运动的影响吧？”等问题㉖，用意在于引导陶晶孙凸显创造社和日本文学之间的紧密关系，其借助创造社成员的创造社回忆推动“大东亚文学”建构的意图昭然若揭。

二、形象建构与社团认同

如前所述，亲历者因其“事中人”的身份在回忆时拥有一种先天特权，这种特权可以称之为优先叙事和权威叙事。前者是一种时间优势，亲历者能第一时间获知相关信息，所以可以比非亲历者率先回忆；后者是一种空间优势，亲历者掌握更多甚或他人不能掌握的信息，所以其回忆理论上更接近事实的全部，更容易让人笃信不疑。正像丘比特所说的那样：“自传性回忆是一项具有双重建构性的活动：在头脑中建构作为个人经历之要素的过往事件和环境时，我们也在同时建构并维持作为回忆之主体的我们自身——也就是说，作为主体，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是一份独特的个人经历记录的所有者，并且因此也是真正有能力回忆这段经历的唯一的人。”㉗这一“亲历者回忆”的“神话”基于一种内在的规定性，一种回忆者需要严格遵守的规约，即回忆者主观上应该尽力追求真实性，尽管这一真实性可能未必能够达成。“人们要求一位自传作者拿出讲真事的计划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指责他没有达到这种真实程度也是很幼稚的。”㉘但亲历者在回忆时往往对自己的身份优势心领神会且运用自如，但对这一内在规约的遵守却千差万别因人而异，加之记忆本身的有限性，无不使得亲历者的回忆常常是不可靠的。因此，探究回忆之失真究竟是“主观故意”抑或“客观造成”难度甚大，在记忆研究的“重构主义”者看来也毫无必要，因为“被回忆的过去永远掺杂着对身份认同的设计，对当下的阐释，以及对有效性的诉求。……我们面对的是一汪原液，从中可以塑造身份认同，创造历史和建立共同体”㉙。由此看来，关注回忆呈现出何种“真实”，以及这一“真实”所折射出的主体特征或许可以使我们对回忆的功能有更深刻的体认。

回忆叙事往往是第一人称回顾型叙事，“我”不仅仅是叙述者，也是叙述者着意营构的形象。某种程度上，回忆叙事中的“我”和“他”与回忆主体构成一种互为镜像的关系，“我”和“他”的形象特质作为回忆者着力呈现之“真相”，映现着回忆者的意识形态与人格特征。创造社同人的创造社回忆表现出塑造自我与他人形象的浓厚兴趣，“人”甚或成为他们回忆之焦点，这与很多着眼于“事”的回忆截然不同。他们对“人物”的格外关注当然与创造社结社的特点、成员的特异个性有关，但也与回忆作为一种身份认同、集体认同、资源分配的机制相连。

在创造社同人的回忆中，“自我”完全可以视作回忆者人格品性的试金石。在回忆中着力表现自我或美化自我，无论如何都会让人质疑其动机和用心。尤其是对于声名显赫的文学社团创造社，在回忆中凸显自我的重要性和独特贡献，本质上就是将创造社作为一种名利资源进行抢夺。这一点在张资平和王独清的回忆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张资平一生写下不少创造社回忆，如《曙新期的创造社》《胎动期的创造社》《创造季刊时代》《中期创造社》《读〈创造社〉》等。作为创造社的元老，他的回忆当然具有不可估量的文献价值。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他不同时期回忆中的微妙变化。《曙新期的创造社》写于1933年5月，其中的张资平颇为自谦，充分肯定了郭沫若、郁达夫在创造社前期的贡献，对自己的文学创作也有自知之明。当郭沫若把自己的诗和短篇戏曲拿给他看后，他“在这时候才认识郭确是有文学上的天才，而觉得自己的随笔及短篇小说等存稿，完全不成东西。郭几次要求我写的东西给他看，我因相形见绌，只有完全拒绝”㉚。而到了1948年发表的《胎动期的创造社》中，张资平回忆与《曙新期的创造社》中同样的经历：“郭沫若写了很多首的新诗和短篇歌剧拿出来给我看”，但评价却截然不同：“我看其中一部分确实能够充分地表示他的天才，一部分却是比较雕琢，反丧失了诗的性质，另一部分则完全是游戏文章……”对于郭沫若自以为的一首得意之作，张资平认为“表现似乎太抽象，太空泛了；虽说是几乎浪漫主义，无可非议，但是那种类似超人的神秘语调，实在不合我的脾胃”㉛。这折射出抗战胜利后附逆文人张资平在人生跌入低谷之后心态的变化。不仅如此，在《胎动期的创造社》以及紧随其后的《创造季刊时代》里，张资平一改《曙新期的创造社》的朴实文风，在叙述中夹杂一二对郭沫若、郁达夫、田汉等人的挖苦嘲讽，甚至说郁达夫“对异性有饥不择食的习惯”㉜，披露郭沫若信中写自己“性欲过剧”的隐私㉝。而对自己，张资平则采取一种颇为“巧妙”的手法，总是开诚布公地承认自己的缺点和不足，营造出真诚谦逊低调的形象。对于能展现他的高尚品德与个人才情的事件与细节，他不露声色详加展开却绝不自卖自夸，但对这些经历的着意描述已然足够。如通过描写反对“西原借款”军事协定罢课回国表现自己的爱国热情；借陈述《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的创作缘由展示自己的有情有义；叙述田汉因为《咖啡店之一夜》没有排在卷首第一篇而生气，而自己则根本不计较编排顺序，却仍然强调“《创造》季刊一直出到第二卷第一期是由仿吾主编，每期都是以我的短篇创作来冠篇首”㉞，其创作才能与对创造社的贡献自然不言而喻。

与张资平回忆叙事的“婉曲”相比，王独清对自己在创造社中的地位则毫不掩饰。在《创造社：我和它的始终与它底总账》中，王独清一再强调他对创造社的重要性，尤其突出他在创造社“方向转换”中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认为李初梨把他和穆木天、冯乃超列为创造社后期的三个人，“在大体上自然是没有甚么错误”。他宣称“创造社底第二时期，可是说是由我结束的”，成仿吾“故意把后期底份子和前期底份子划了一道界限”，而“打破这个隔阂的局面，便是我底彻底转变方向的态度”。王独清认为中国的文化运动，在《新青年》以后，“便要算创造社这个时期底文化运动是最伟大的了”，而他本人在这个时期“是个主要负责任的人”㉟。通过回忆，王独清试图将自己与创造社伟大光辉的历史牢牢捆绑在一起。郭沫若《创造十年》中的自我形象同样遭人诟病，尽管专注于自己经历的描述，但仍免不了对鲁迅、胡适、沈雁冰等人冷嘲热讽。在当时的读者眼中，这本书的价值竟然在于“把一个鼎鼎大名的左翼作家的真面目揭穿：第一，这书显出了作者的心地是狠狭隘——凡足以引起他的嫉妒，或酸葡萄作用者，无一不受他的攻击。……第二，这书显出了作者是个全无主意的人”㊱。更有人批评道：“我们只要翻开郭先生的作品来看，不论在那一段，总是看见郭先生昨天由福冈跑到东京跑到上海，今天又由上海跑回东京跑回福冈，明天再由福冈跑来上海。仿佛‘创造社’的产生完全是仗他个人的神力一手造成的。”㊲这样的评价虽不无偏激，但足以揭示出回忆在自我形象建构中潜藏的事与愿违的危险。

在郑伯奇的回忆中，郭沫若始终是一个光彩夺目的完美形象。在系列回忆中，郑伯奇从不吝惜对郭的品格与才能的颂赞，他说：“沫若待人热诚、坦率、厚重，……对待比自己年纪轻、阅历浅的朋友，他更是处处关心、照顾、帮助，像个长厚的老大哥。”㊳他反复强调郭沫若在创造社中无人能及的地位：“创造社毕竟是以沫若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沫若对于创造社的功绩，不止是起草新社章，号召同志，交涉杂志丛书的出版而已；充实刊物，处理人事，以至对于外来攻势的防御，这一切都有赖于沫若的苦心和努力。……至于机关刊物的支持，《洪水》半月刊的产生，创造社出版部的成立，这些都是以沫若为中心而实现，那更是彰明较著的事实了。”“所以，我们应该承认，创造社的建立和机关刊物的出版多少是由于沫若的文艺活动促成的。”㊴然而，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可能不是郑伯奇对郭沫若的评价，而是那令郑伯奇久久难忘的“二十年代的一面”，即他与郭的第一次相见。1942年，郑伯奇在重庆《文坛》发表《二十年代的一面——郭沫若先生与初期创造社》，忆及他与沫若初见的印象：“在四马路泰东书局的总经理室里面，我第一次见了沫若。广额，方脸，一双神采奕奕的眼，十足地表现出一个聪明而又富于热情的性格，方整的身材和广阔的胸围则又显示出他的体格的健康，这不是一个文弱的书生而是一个勇敢的斗士，我深深地得了这么一个印象。”㊵17年之后的1959年，虽然对见面地点进行了纠正，但郑伯奇仍然用近乎复述的方式强化他对郭沫若的第一印象：“他那广额、巨颅、宽阔的胸围、方整的身材都表示了健康的精神和坚强战斗的性格。尤其通过近视镜放射出来的那一双炯炯的目光，更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印象。我深深感觉到，他不是一个感伤的诗人，而是一个勇敢的斗士。”㊶无疑，在随后的回忆中，郭沫若“斗士”的形象被突出和强化了。郑伯奇对郭沫若“一面”的回忆，既是当时当地的深刻感受，也有基于不同时期的政治语境对郭沫若的理解，更有对创造社“斗争”的本质特征的体认。

与此相类，在郭沫若对郁达夫的回忆中，也有这样印象深刻而重复出现的情景。在《创造十年》中，郭沫若回忆他和郁达夫喝醉后相扶着走在街道上，静安寺路上“有许多西洋人坐着汽车兜风的”，“那个情景触动了我们的民族性，同时也好像触动了一些流痞性，我们便骂起了西洋人来，骂起了资本家来。达夫突然从侧道上跑到街心去，对着从前面跑来的汽车，把手举起来叫道：‘我要用手枪对待！’”㊷在《论郁达夫》中，“达夫曾突然跑向街心，向着一辆飞来的汽车，以手指比成手枪的形式，大呼着：‘我要枪毙你们这些资本家！’”㊸郭沫若对此场景念念不忘，一方面是心有戚戚焉，称“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㊹；另一方面，这一孤绝悲慨却顽强抗争的形象又何尝不是郭沫若对创造社的认同呢？

三、历史叙述与观念的僭越

施密特说：“跟所有意识过程一样，回忆以一系列不可化约的认知、情绪和道德评价为导向并受其制约。”㊺换言之，如果没有认知、情绪和道德评价的导向，回忆就不可能产生。这一观点可以从认知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中找到依据。心理学家们认为“记忆是从经验的碎片中建构的”，“对经验片段进行建构的过程被称为编码过程（encoding process），即一个人将他所见、所闻、所想或所感的某件事换成一个记忆的过程”㊻。而回忆，则是一个提取记忆的读取或者解码的过程（decoding process），但这个过程并不简单。记忆研究中兴起的“联结主义”或神经网络模型认为：“当我们对某一经验进行编码时，那些活跃起来的神经细胞之间的联结就会变得越来越强，脑活动的这种特殊的模式，就构成了对该经验的记忆影像。后来，当我们要回忆这一经验时，某一提取线索所诱导出来的是脑活动的另一模式。如果这一模式与先前被编码的模式足够地相似，那么所引起的便是一次回忆活动。在神经网络模型中，‘记忆’并不只是被激活的记忆影像，而是由提取线索和记忆影像共同起作用所产生的一个特殊的活动模式。一个神经网络将眼前环境中的信息与过去所贮存的模式相结合，二者相结合所产生的结果就是神经网络的回忆。”㊼也就是说，回忆实际上是两种认知模式博弈、结合的结果。如果这两种模式截然不同，“由回忆过程建构起的记忆就会被装配起不同的样子，此前记下的细节会丢失，而在有些情况下，或许就连形成连贯的记忆都是困难的”。因此，记忆研究中的“重构主义”更关注对事件的理解、解释在回忆中的重要作用：“在回忆一件事时，我们不只是想起从对于该事件的直接经验中得来的一系列形象或印象；相反，我们是去理解这件事，通过结合从其他资源中获得的信息——我们普遍的文化、我们经验的其他领域、我们在回忆时所处的环境——来为我们对这件事的感受赋予意义。我们回忆这件事的能力同样也多多少少依赖于解释它的能力，解释时是通过将它与形成当下普遍理解的概念框架的思想网络和意义系统联系起来。这一事件中易于与这些框架联系起来的方面很容易被保留下来，而不能与这些框架联系起来的，则要么被修改，要么就被简单地遗忘了。”㊽

这样看来，回忆总是具有一种内在的秩序，这一秩序很大程度上由回忆者当下对事件的解释所限定，它常常指向某种意义的生成；而对事件的解释，则往往需要依赖一种当下普遍认可或回忆者认可的理论或观念。由这一种理论或观念主宰的认知模式如果与记忆编码时的认知模式处于一种平衡状态，那更多的记忆就会被提取出来，就会更大程度上逼近“真实”；如果前者和后者相差甚巨，就会出现记忆的遗忘或删改，出现观念凌驾于事件之上的情况，使回忆成为某种观念的注脚。以此来审视创造社同人的回忆，就会发现这种情况不乏其人。一个明显的表征是，他们的回忆性文本中的“述”和“论”严重失衡，“论”所代表的回忆者的主体意识和观念统辖着对过往经验和事件的叙述，这在对创造社历史的回忆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其中固然有回忆自身的运行机制的因素，但更大程度上是回忆者刻意为之的结果。

在“发端”中，郭沫若试图为《创造十年》寻找一个恰当的文体定位。他首先称《创造十年》并不是小说，“因为我的笔太直，不曲”；“也不好说就是历史，因为自来的历史其实就只是小说，是由阶级的立场或个人的私怨所写出的小说”。因此，郭沫若无意进行宏大叙事，去建构所谓创造社的十年史；而更愿意强调其对自我的意义，把它界定为“一个珂罗茨基的自叙传之一部分”㊾。一个“流氓痞棍”的自叙传自然带有“流氓痞棍”的个性，因此郭沫若毫不掩饰自己的主观好恶，嬉笑怒骂，淋漓尽致，“完全是站在主观的立场去叙述创造社的诞生，而不是客观地站在第三者的地位去描写十年”㊿；但另一方面，既然是“自叙传”，就需要有一种内在的逻辑，而绝不是将事件按照时间进行简单的罗列。因为“自传性意识不仅取决于一种对个人存续时间的感受——感受到一个能让一系列经历加诸其上的连续的存在体（自我）——也取决于这样一种感受，即这些经历是依照有意义的次序相继发生的，而它们的一部分意义即在于对个体自我所产生的连续的、累积的作用”。细读《创造十年》就会发现，郭沫若的回忆暗藏着一条自我思想发展演变的线索，堪称1930年代之前郭沫若的“心灵史”。1932年的郭沫若已经服膺马克思主义，成为一名无产阶级文学家和理论家。在《创造十年》中，他对此前的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政治上我虽然有些比较进步的想法，但在文学的活动上和这种想法并未怎样有机地连络得起来。《女神》的序诗上，我说‘我是一个无产者’，又说‘我愿意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但那只是文字上的游戏，实际上连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概念都还没有认识明白。在《棠棣之花》里面我表示过一些流血的意思，那也不外是诛锄恶人的思想，很浓重地是带着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色彩。”郭沫若详述自己思想发展演变的脉络，由“进退维谷的苦闷”到清算过去的“泛神论思想” ，再到马克思列宁“占据着了意识的中心”。到了《创造十年续编》中，这一线索一以贯之且更加清晰，从翻译河上肇的《社会问题研究》“形成一个转换时期”到目睹“五卅惨案”之后的“方向转换”，再到与醒狮派、孤军派的对立，进而到“革命文学”的提出可以自豪地称其“和近年苏联的文艺主流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标帜，似乎也并不是两样吧”，一个全新的“郭沫若”呼之欲出。可以说，郭沫若以一种鲜明的阶级意识借由“回忆”重构了自我的历史。

王独清的回忆也灌注着明晰而强烈的历史意识。他重构创造社的历史，不仅仅是争名逐利，更重要的是表明自己对革命、对文化运动方向的与众不同的理解。他的《创造社：我和它的始终与它底总账》甚至可以被视为他的“托派”宣言。王独清认可将创造社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的说法，并对三个时期的演进展开剖析。第一个时期是“资产阶级底文艺运动”，但因为“无产阶级底队伍已经在世界露出头角来了”，所以创造社作家无法成为雨果、拜伦那样的“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底作家”，而只能把作品转变为“小资产阶级底形式”，成为“再进一步到革命文学的一个桥梁”。创造社的第二时期开始于“五卅”之后，革命文学口号的提出、对个人艺术的攻击、写实主义的提倡，都表明“这个集团努力向新的方面倾向的事实”。王独清认为，“创造社在社会上的基础大部分是第二时期建立起来的”，其原因“便正在它能够倾向到当时社会需要的思想方面”。至此，王独清的观点尚未显现独特之处，但转向第三期，分歧便尽显无疑。王独清认为，创造社第三期的背景是大革命的失败，而大革命的失败“是最高国际本身领导的错误”，是“国际斯达林底曲线的政治”。文学和艺术需要对革命“给一个全部的批判”，“从新来过”，这样一个新的文化运动便应运而生。但第三时期的创造社却令王独清十分失望，只做了“社会科学理论一般地介绍”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在知识青年中的普遍化便中止了，而这只是“第一步的工作”。令王独清痛心的是， 创造社第三时期的主要份子竟“放弃了主要的第二步工作”，“不但不作检讨过去革命失败的工作，并且还做了掩护过去失败的斯达林派底代言人”，不仅没有成为“拥护真理的中心点”，反而“成了真理中心点的破坏者”。如今，只剩下王独清一人“在突出这种重围”。王独清的观点涉及中国革命道路选择的关键问题，也关乎中国现代文化运动转型的历史评价，这些自然另当别论，但我们不难从中一窥由于“观念”先行、认知不同而导致的创造社历史叙述的差异和多元。

“观念”对历史叙述的宰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创造社回忆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此时，历史唯物主义和新民主主义论成为历史叙事的唯一合法性来源。创造社的历史叙事须在主流历史逻辑的框范下展开，成为主流历史叙述的注解。“十七年”时期，郑伯奇写下多篇关于创造社的回忆，无一例外采用了历史叙述的方法，其用意是为了凸显创造社的历史地位。他用主流历史观和文艺观重构创造社历史，解释其中与之相悖之处，附会与强化可能与之相合之处，可谓煞费苦心。郑伯奇首先将创造社置于“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所掀起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的“五四运动”的背景之下，强调创造社是反帝反封建倾向“最鲜明、最强烈、最尖锐”的。从这一基本判断出发，郑伯奇开始了他对创造社的重新阐释。他认为创造社“无论怎样采用浪漫主义的手法”，“仍然反映了当时的现实”；他回应关于郁达夫是“颓废派”的说法，认为郁达夫和资本主义“世纪末”的“颓废派”并无共同之处，“毕竟是五四时期的进步作家，他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反对将创造社称为“艺术派”，称“……创造社的主要作家，包括郁达夫在内，都反映了反帝反封建的现实斗争，怎么能说是艺术派、艺术至上主义者呢？达夫的作品虽然有些调子低沉，但依然暴露现实的黑暗面，咒骂反动统治的恶势力，对当时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也起了一定作用”。同样，“后期创造社的作品，绝大多数仍然反映了反帝反封建斗争……他们是有意识地要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来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创造社的反帝反封建性质还体现在与胡适等新月派之间的斗争，郑伯奇重点回忆了这些斗争，并且指出这一斗争的必然性和不可调和：“创造社的刊物一出世马上招来了胡适一派的进攻，也可以说是并非偶然。创造社作者的那种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激情和胡适一派的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感情是格格不入的。”

郑伯奇根据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将这一斗争界定为“敌我斗争”，“根据同样的理由，后期创造社反对胡适、梁实秋等的反动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斗争，当然也可以看作这一敌我斗争的继续发展”。

在《创造社后期的革命文学活动》中，“托派分子”王独清占去郑伯奇不少笔墨，原因在于“创造社新旧成员的矛盾，实际上是没有的，有的只不过是王独清、张资平和大家的矛盾”，而这一矛盾“也是我国革命文艺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的一部分”

因此，郑伯奇说：“创造社从成立之初一直到被封为止，始终充满着斗争。”

对于创造社的“浪漫主义”，郑伯奇甚至运用毛泽东当时提出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去解释，认为创造社的“浪漫主义”符合这一方法，只不过“在结合方面，浪漫主义比较多，也更突出”，而“郭沫若同志的浪漫主义是牢固地立足于当时中国的现实之上的，因而他的创作方法仍然符合毛主席所提倡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不过其中革命的浪漫主义成分占着更大的比重而已”。可以说，郑伯奇利用亲历者回忆的权威性，将创造社置于新民主主义的历史观和主流文艺观所形成的历史逻辑与阐释框架之内，使创造社的历史成了新中国革命历史叙述的一个组成部分。

创造社同人的创造社回忆一方面作为史料为历史叙事提供依据，另方面自身也建构丰富多样的历史。对其作“重构主义”意义上的解读，用意不在颠覆其历史的真实向度，而在揭示回忆、历史以及二者关系的复杂性，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创造社，认识创造社同人，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