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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立平:写过万首诗的人——也忆张健先生
来源:文汇报 | 韩立平  2022年10月11日07:48

一生写过万首诗的人,我所知者有三位。

第一位是大诗人陆游,字务观,号放翁。我对他很熟。他的“观”应读去声(音同“罐”),一般人很少知道。我曾撰文谈过此问题,仿佛掌握了他一个小秘密,暗怀着欣喜。他留给后世的诗,有九千多首,加上删削或散佚者,总数应在万首以上。中国诗歌史上为数不多的质、量并优者,他是其中之一,且可排第一。他所有的诗,我基本读过一遍以上,我的博士论文,主要内容就是围绕他的。我还精选过他的诗,出版了一部评注读本。他的万首诗中好作品太多,我最爱的还是那两句:“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但我总觉得他有点可惜,在宋代活了86岁,绝对高寿,身体那么健康,精力旺盛得用不掉,只用来写诗是否有点浪费?他的诗里充满真知灼见,关于政治、历史、人生、天理,都有很深入的思考。可惜,这一切精彩只自足于诗里。他自己也不满于做诗人,可偏偏还要写那么多!他终究未能成为哲人或政治家。他把自己的生命都兑换成句子,写成了万首诗,也为万首诗所累。

第二位诗人,我跟他不熟,也不想跟他熟。他叫爱新觉罗·弘历,一般人都叫他乾隆。

关于他的点滴,基本上是被动获知,我从不曾主动去了解他的过往。我平日也爱读读帖,二王的,苏黄的,文衡山的……一读帖,就往往遇到他,避都避不开。他是属于敢“下狠手”的那类人,古人墨迹不论真假,他都喜欢鼓捣一番:题一些粗浅的诗句,盖几个硕大的图章。他的字不很差,但离好十万八千里。我最佩服他的一点是:擅长找位置!古人墨迹上的“C位”几乎都被他占了,你感觉绕不开他,借用一句“肥陈”(Eason Chan)的歌词:往街里绕过一周/他还是没化乌有。他应该是中国历史上写诗最多的人,而且据说可以写出“无穷大”数量的诗。《四库全书·御制诗集提要》有他诗歌数量的初步统计:260卷,24240首。这只是臣子们校刊过的,还有“未经剞劂宣布者,尚不知其数”。毋庸置疑,他自然是有才华、能力强的人,但似乎要得太多,什么地方都想“插一手”。他自号“十全老人”,想必也在数字里沉沦了。他的几万首诗,被后人称道、记忆的,恕我寡闻,似乎一句也没有。而他的“前辈”刘邦,一生大约只作了两首,“大风起兮云飞扬”却一直被文学史提及,他不知对此作何感想。他写了万首诗这一事实,不禁让我想起亨利·米肖(Henri Michaux)的一句话:“别试图获取不属于你、不为你准备的力量,上天让你免于此累。”钱锺书评价乾隆的诗“兼酸与腐,极以文为诗之丑态”,我虽未读过他的集子,但还是相信的。

第三位诗人,我庆幸与他有一面之缘。遗憾的是,我不能再次拜见他。

他叫张健,1939年出生于浙江嘉善,2018年逝世于台湾。我最近才痛闻其噩耗,并为许久未打听他的消息而自咎,写此小文,也是想略抒怀念。

结识这位长辈,起因也是“万首诗”。十多年前,我去台湾一所大学交流。在台湾查阅文献的时候,读到一则材料,说是南宋人周必大写过两万首诗。我当时正在写宋诗的博士论文,见此甚感惊讶,因为据我所知,宋代除陆游外应没有第二人写诗过万。文献材料的编者正是张健,我应该是通过台湾大学的网站,获得他的电邮地址,于是鼓足勇气,给他发了一封求教的email。张健先生长期在台湾大学任教,他的导师是台静农,硕士论文是《沧浪诗话研究》。他的治学领域,涵盖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勤于研究与创作,著述极丰。我记得,我当时把台大网站介绍他的页面,下载到电脑里以勉励自己,页面上罗列了他近百部著作。他很快给我回信了,语气谦和,告知我“万首诗”的说法,似乎来自一则清人笔记,真实性应不太可靠。

不久,我就与几位同学去台北旅游,拜见了他。他的家很大,客厅里都是书,光线有些暗,书架上灰尘略厚。过客厅,进书房,就见一面窄墙,红红绿绿的,原来架上都插满了日记本。他指着满墙日记对我们说:“你们随便翻看好了。”见其他同学都抽出日记,我觉得我不抽似不好,遂也抽了一本。我刻意不去看文字内容,只观察日记本的形制,品味他硬笔书写的风格。他用的日记本,我至今印象深刻,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精装、锁线、竖排,扉页印着一张中国大地图。我也喜欢竖着写字,后来买过两册同款日记本,但发现其用纸已是近来的轻型纸,质地松,不适合钢笔书写,也就作罢了。

聊天的时候,我想更多听他谈诗,但他只谈人生往事,多谈与女性的交往,包括与女学生的恋爱。同行女同学听得有滋有味,我则有些坐不住,暗怨自己拙于言辞,不能将话题转移到诗上去。很多年以后,我才醒悟自己的拘执。那天晚上,他请我们吃了饭,我请他在他的大作《中国文学批评论集》(学生书局1985年版)上签了名。

道别之后,我们同行的几位便略抒感慨,大家有两点共鸣:一、他是性情中人,丝毫没有大教授、大诗人的架子,随和且坦诚,几十册日记任人取阅,能毫无保留把恋爱经历告诉初次见面的晚辈;二、他家的卫生间,散发着一股异味,似乎长时间没有打扫,我们都闻到了。他那时已70岁,家中不见女人。他告诉我们,他的婚姻似乎出了点状况,我们自不便多问。我想,一个写了一百部书、万首诗的人,也许只适合恋爱,而不适合婚姻的。陆游的万首诗中,也没有一首写他的妻子王氏。王氏陪伴陆游五十载,生了七个儿子,71岁去世。

他自1959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秋千上的假期》(蓝星诗社)以来,诗歌创作总量,据说有一万多首(台大中文系撰《张健先生事略》)。他的诗,我读得不多,风格也不合我口味,但我相信他的水平。我藏有一册洪范书店1989年版的《现代中国诗选》,从沈尹默、胡适选起,选到1965年以前出生的诗人,共97家,张健先生也在其中,且入选3首,数量不算少,可知他在台湾诗坛的地位。最近出版的郑慧如《台湾现代诗史》(联经出版公司2019年版),评价他说:“在1950─1969的台湾现代诗史中,张健是最待发掘的矿藏。”“矿藏”是很高的评价,但“待发掘”三个字,又不免让我心生苍凉。原来万首诗,并不能驱散他的身后寂寞。

我与张健先生的邮件往来,已了无痕迹,当年注册的电子邮箱已停运。人生有些事情,该记住的总会记住,哪怕没有实物留存,哪怕没有一字节数据。邮箱的停运,虽说客观上造成我们无法继续联络,但并不能减轻我的自咎。十多年来,我没有想过去打听他的近况。我总一厢情愿,想他应该还在这个世上,不用急,将来总有机会再去台湾见他。

一生写万首诗,很难;写出了万首诗,一生又有多少不尽如人意。写过万首诗的人,世上也许有不少,而我所知、所不能忘怀的,似只有三位。

2022年9月1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