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鲁迅就与陈独秀、李大钊走到一起。他们是《新青年》杂志的同仁，是“同一营垒的战友”。

《新青年》的诞生，是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新青年》志在启蒙大众，在批判一个旧中国的同时，告诉人们应该建设一个怎样的新中国。

陈独秀与鲁迅的关系，始于《新青年》向鲁迅约稿，先是通过钱玄同催促鲁迅写文章，后来自己也催促鲁迅写文章。

我们先从鲁迅的角度看鲁迅与陈独秀的关系。

鲁迅对陈独秀的境遇和思想是关注的。一九一八年一月四日，在致许寿裳的信中，鲁迅提到陈独秀：“《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独秀辈与之交涉，已允续刊，定于本月十五出版云。”这说明，鲁迅一直是关注陈独秀和他主编的《新青年》；有资料表明，鲁迅是每期必读。

写于一九一八年七月的《我之节烈观》一文，鲁迅对陈独秀反对康有为所谓“虚君共和”的观点予以肯定：“世风人心这件事，不但鼓吹坏事，可以‘日下’；即使未曾鼓吹，只是旁观，只是玩赏，只是叹息，也可以叫他‘日下’。所以近一年来，居然也有几个不肯徒托空言的人，叹息一番之后，还要想法子来挽救。第一个是康有为，指手画脚的说‘虚君共和’才好，陈独秀便斥他不兴……”（《坟》）虽是引用，但鲁迅认同陈独秀的观点是显而易见的。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在《呐喊》自序一文，鲁迅表达了在新文化运动中自己愿意听“将令”：“……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鲁迅《狂人日记》《药》等名篇，都是发表在《新青年》上，当时的“将”，自然是指陈独秀。如果照写实的手法，鲁迅小说的结局应是让人更加绝望，吃了人血馒头的华小栓们，还有阿Q之流，会去找寻、凭吊夏瑜的墓吗？听了“将令”，“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这表明，还有人惦记着牺牲者哩，给人留下一抹光明，一条希望的尾巴。鲁迅说：“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倘没有这“花环”，陈独秀们的革命，让人如何看到希望？

鲁迅的“听将令”，是出于价值判断上的认可或接近，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将令”有“遵命文学”的味道。鲁迅不是所有的“将令”都听的，要看什么“将”，发的什么“令”。据周建人在《回忆大哥鲁迅》一书中介绍，李立三也曾给鲁迅下过“将令”，鲁迅就不听，让李立三碰了一鼻子灰。至于“奴隶总管”之类下的“将令”，鲁迅甚至加以痛斥。

时间过了十年左右，鲁迅还不时回忆《新青年》时代的往事。写于一九二七年九月四日的《答有恒先生》一文，他再次提到陈独秀：“不过我这回最侥幸的是终于没有被做成为共产党。曾经有一位青年，想以独秀办《新青年》，而我在那里做过文章这一件事，来证成我是共产党。但即被别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时连独秀也还未讲共产。”（《而已集》）后来的《新青年》成了中共的机关刊物，而此前作为新文化运动阵地的《新青年》同仁，可以据此被“证成”共产党。在那风雨如磐的年代，真被扣牢了这帽子，是要杀头的。鲁迅指出，“那时独秀也还未讲共产”，既为自己辩护，也为陈独秀辩护，更是抨击那些“证成”别人罪状者的不择手段，下作和下流。

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鲁迅怀着深情写道：“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南腔北调集》）这几句话，谈的是文学经历，倘不加深究，看上去平淡又平白。我要提示一下写作的时间点，鲁迅“记念陈独秀先生”，正是陈独秀一生中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捕，即将受国民党审判之时。在这样的时刻，势利的人、怕事的人，避之唯恐慌不及，但鲁迅却特意强化他与陈独秀的友谊。鲁迅的这种政治勇气是一以贯之的，杨铨被杀，同是好友的胡适不置一语，鲁迅“又为斯民哭健儿”，毅然参加追悼会，出门时钥匙也不带，视死如归。

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又提到了陈独秀：“《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且介亭杂文》）这近乎文学的描摹，是用白描手法来刻画。鲁迅通过自己的观察、比较，为我们勾勒了陈、胡、刘的形象。我认为，鲁迅对陈独秀性格的把握是适当的，符合陈独秀胸无城府的率真以及先声夺人的“硬汉”形象。陈独秀像清澈的溪水，胡适则像长满绿藻的池水。陈独秀没有像胡适那样，颇有点让人捉摸不透，虽然鲁迅对胡适的描摹有点言过其实。

再从陈独秀的角度看鲁迅。鲁迅所言，可以在陈独秀那里得到印证。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一日，陈独秀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说：“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同年七月九日陈独秀为《新青年》八卷一号约稿事致信周作人：“我现在盼望你的文章甚急，务必请你早点动手，望必在二十号以前寄到上海才好；因为下月一号出版，最后的稿子至迟二十号必须交付印局才可排出。豫才先生有文章没有，也请你问他一声。”八月十三日陈独秀致信鲁迅、周作人：“两先生的文章今天收到了。《风波》在这号报上印出……倘两位先生高兴要再做一篇在二号报上发表，不用说更是好极了。”

八月二十二日陈独秀致信周作人，告：“《风波》在一号报上登出，九月一号准能出版。兄译的一篇长的小说，请即寄下，以便同前稿都在二号报上登出。”“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陈独秀向周氏兄弟约稿之殷、之急，这些信件可见一斑。九月二十八日陈独秀致信周作人，告：“……不晓得豫才兄怎么样？随感录本是一个很有生气的东西，现在我一个人独占了，不好不好，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工夫都写点来。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处自加订正，寄来付印。”从这些信可以看出，陈独秀与周氏兄弟的情谊非同寻常。陈独秀十分欣赏鲁迅的随感录、小说，迫切希望得到鲁迅的支持。他不仅是周氏兄弟的约稿者、作品爱好者，而且是帮助他们结集出版作品的策划者。从客观事实看，如果没有钱玄同、陈独秀的力催，鲁迅可能继续在绍兴会馆赏拓本、钞古碑。事实上，陈独秀等人是《呐喊》等鲁迅作品的催生者和助产婆。

鲁迅去世后，陈独秀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写的那篇《我对于鲁迅之认识》，对鲁迅有着十分公正客观的评价，文章不长，照录于下：

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那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这是我个人的私见。

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是有文学天才的人。

最后，有几个诚实的人，告诉我一点关于鲁迅先生大约可信的消息：鲁迅对于他所接近的政党之联合战线政策，并不根本反对，他所反对的乃是对于土豪劣绅、政客、奸商都一概联合，以此怀恨而终。在现时全国军人血战中，竟有了上海的商人接济敌人以食粮和秘密推销大批日货来认购救国公债的怪现象，由此看来，鲁迅先生的意见，未必全无理由吧！在这一点，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于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陈独秀文章选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6月版）

陈独秀是站在左翼的立场对鲁迅的意义和地位进行评价，为鲁迅辩护。

第一，陈独秀肯定了鲁迅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认为鲁迅的作品是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在中国文学史上，鲁迅是“空前的天才”。鲁迅虽然“听将令”，但不“附和”，所以有特别的意义和价值。

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文中，转述了陈独秀对鲁迅文学成就的评价，陈独秀说：“我对鲁迅是相当钦佩的，我认他为畏友，他的文字之锋利、深刻，我是自愧不及的。人们说他的短文似匕首，我说他的文章胜大刀。”（陈木辛编《陈独秀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版）归纳起来，陈独秀认为鲁迅是有独立思想的文学家，这是对陈独秀上文的补充，其认知是一致的。笔者不认同“空前”说，但说鲁迅是独一无二的无可替代的文学天才，应该是相对客观的。

第二，陈独秀痛斥“一班无知妄人”对鲁迅“过当”之“毁誉”，为鲁迅“大抱不平”。

从陈独秀的叙说可见，陈独秀一直是非常关注中国文坛特别关注左翼文坛的。“无知妄人”之骂鲁迅，可以从“太阳社”“创造社”对鲁迅的围攻找到佐证。

早期的左翼文人，把鲁迅归入“封建余孽”一类，他们认为鲁迅的作品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是“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是“隐遁主义”，是“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因而是“庸俗”的，“趣味”的；更有甚者，说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反革命”。所以，“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等等。

状况就是如此让人寒心。鲁迅正面与右翼文人陈西滢、梁实秋之流战斗，但却须时时提防着“同一营垒”中人。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鲁迅在致杨霁云的信中说：“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腹背受敌，左右夹击，必须“横站”。这是鲁迅悲凉心境的写照。鲁迅是一个独立面对各种黑暗或灰色势力、组织及宵小之辈的“战士”，一个傲然独立却是遍体鳞伤、过早地耗尽了体内的全部燃料，不得不“横站”着的“异类”。

后来，根据组织上的要求，这些“妄人”突然停止了对鲁迅的围剿，统一吹捧鲁迅，诸如“新时代的曙光出现时，鲁迅是勇敢地迎接了这一光明的第一作家”，鲁迅的功绩是“划时代”的，“鲁迅是我们中国民族近代的一个杰作”……有人还建议把杭州西湖改为“鲁迅湖”，把北平的西山称为“鲁迅山”，因为据说莫斯科有高尔基路、普希金广场等，热闹到乱哄哄的程度（以上所列言论，略去人名，在上海交通出版社2016年2月出版的拙著《太阳下的鲁迅——鲁迅与左翼文人》一书中都有记载）。

显而易见，早期的左翼文人，有着政治上的“幼稚病”。时过境迁，也不好多说什么，虽然鲁迅“横站”面对，但毕竟是“同一营垒”中人。往事既遥远又不遥远，只是印证了陈独秀对鲁迅的评价是多么客观、理性；陈独秀称那些人为“妄人”，确实切中肯綮。鲁迅和陈独秀毕竟是年龄相近、阅世深厚、学养相匹的老朋友！

第三，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牵涉到三十年代解散“左联”与“两个口号”的争论，以及与王明路线的斗争问题。是的，鲁迅所“反对”的“乃是对于土豪劣绅政客奸商都一概联合”。林贤治说：“左联是曾经战斗过来的，因为它的存在，盟员们献出了他们的鲜血和生命。现在要解散，要同‘新月派’‘第三种人’联合到一起，要一切通过‘国防’，这是他所不愿意的。解散左联，意味着他要抹杀血的记忆，放弃先前的战斗的原则。”（《鲁迅的最后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4月版）陈独秀和林贤治的理解比较接近鲁迅的本意，这有他与冯雪峰的谈话为证。鲁迅对冯雪峰说：“要一下子将压迫忘得干干净净，是到底做不到的。以为压迫会轻起来，那也是做梦！……”“我确是不容易改变。就算记住敌人的仇也是一种错误罢，也就只好错误了。……不念旧恶，什么话！”（《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回忆鲁迅》，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1月版）关于解散“左联”和“两个口号”的争论，不是这篇文章所能阐明的。这里，我只能证明一条，陈独秀所言，与鲁迅的真实想法是一致的，至少是相近的。

因为旁人的张冠李戴，陈独秀对鲁迅也有小小的误解。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陈木辛编：《陈独秀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版）这篇长文，牵涉到鲁迅的有这样一段话：

我问陈独秀，是不是因为鲁迅骂你是焦大，因此你就贬低他呢(陈入狱后，鲁迅曾以何干之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上，骂陈是《红楼梦》中的焦大，焦大因骂了主子王熙凤，落得吃马屎)？他说，我决不是这样小气的人，他若骂得对，那是应该的，若骂得不对，只好任他去骂，我一生挨人骂者多矣，我从没有计较过。我决不会反骂他是妙玉，鲁迅自己也说，谩骂决不是战斗，我很钦佩他这句话，毁誉一个人，不是当代就能作出定论的，要看天下后世评论如何，还要看大众的看法如何。总之，我对鲁迅是相当钦佩的，我认他为畏友，他的文字之锋利、深刻，我是自愧不及的。人们说他的短文似匕首，我说他的文章胜大刀。他晚年放弃文学，从事政论，不能说不是一个损失，我是期待他有伟大作品问世的，我希望我这个期待不会落空。

濮清泉记录下了很多陈独秀的谈话。他说：“陈讲给我的话，大体都还记得，复述出来，可以保证其精神大意不走原样，但求一字不差，乃不可能之事，为慎重起见，他的讲话，一般都不用引号。”这样看来，所引虽非陈独秀的文章，其真实性还是比较高的。综合考量，上述引文基本上能代表陈独秀的观点。

既是如此，我们就要查查鲁迅署名“何干之”的这篇《言论自由的界限》的文章，看看鲁迅怎么说：

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焦大以奴才的身份，仗着酒醉，从主子骂起，直到别的一切奴才，说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主子深恶，奴才痛嫉，给他塞了一嘴马粪。

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

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的境遇。他们引经据典，对于党国有了一点微词，虽然引的大抵是英国经典，但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不过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它一洗”罢了。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来了一嘴的马粪：国报同声致讨，连《新月》杂志也遭殃。但新月社究竟是文人学士的团体，这时就也来了一大堆引据三民主义，辨明心迹的“离骚经”。现在好了，吐出马粪，换塞甜头，有的顾问，有的教授，有的秘书，有的大学院长，言论自由，《新月》也满是所谓“为文艺的文艺”了。

这就是文人学士究竟比不识字的奴才聪明，党国究竟比贾府高明，现在究竟比乾隆时候光明：三明主义。

然而竟还有人在嚷着要求言论自由。世界上没有这许多甜头，我想，该是明白的罢，这误解，大约是在没有悟到现在的言论自由，只以能够表示主人的宽宏大度的说些“老爷，你的衣服……”为限，而还想说开去。

这是断乎不行的。前一种，是和《新月》受难时代不同，现在好像已有的了，这《自由谈》也就是一个证据，虽然有时还有几位拿着马粪，前来探头探脑的英雄。至于想说开去，那就足以破坏言论自由的保障。要知道现在虽比先前光明，但也比先前利害，一说开去，是连性命都要送掉的。即使有了言论自由的明令，也千万大意不得。这我是亲眼见过好几回的，非“卖老”也，不自觉其做奴才之君子，幸想一想而垂鉴焉。

我们通读全文，找不到“陈独秀”三个字。这篇文章是针对谁的呢？鲁迅已经写得明明白白，“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的境遇”。《鲁迅全集》的注释是这样写的：“新月社以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文学和政治团体，约于一九二三年在北京成立，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陈源、梁实秋、罗隆基……一九二九年他们曾在《新月》上发表谈人权等问题的文章，引证英、美各国法规，提出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意见，意在向蒋介石献策邀宠。但文章发表后，国民党报刊纷纷著文攻击，说他们‘言论实属反动’，国民党中央议决由教育部对胡适加以‘警诫’，《新月》月刊曾遭扣留。他们继而变换手段，研读‘国民党的经典’，著文引据‘党义’以辨明心迹，终于得到蒋介石的赏识。”“邀宠”之类，写得不够委婉，似与事实也有距离，然胡适等是在体制内运作，是希望蒋介石一党独裁的政府好，这一点，与焦大希望贾府好是一致的。鲁迅文章中活的焦大是谁，话说得很明白，一般不会有歧义。

陈独秀的这段谈话，是濮清泉引出的，或者说是他提示的结果。我甚至怀疑，濮清泉并没有看到鲁迅的原文，陈独秀也没有看到原文，他们只是听了耳食之言，以讹传讹，如果他们看了原文，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吗？陈独秀会把胡适的帽子戴到自己的头上，甘当焦大？

鲁迅骂焦大，事实上已经把自己定位为与陈独秀一个类型的人，也把自己与胡适之流划清了界线。即，他是国民党政权体制外的人物，不会做焦大这样的事。换言之，他是不会与当权者合作的。与统治者“不合作”是鲁迅一贯的态度。至于“新月派”文人那种对国民党当局所寄予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和与虎谋皮的天真，也表明他们把自己定位在国民党的体制内。鲁迅说过，“新月派”“看似硬其实软”，正是点中要害。比如胡适骂国民政府，陈独秀也骂国民党政权，胡适容忍了国民党独裁，只希望有个“好人政府”，骂成了座上宾；陈独秀领袖成立共产党，鼓吹政府不等于国家，鼓动政权更迭，骂成了阶下囚。谁硬谁软？不言自明。以胡适为首的“新月派”人士是依附在国民党政府身上，力争做“诤友”，即鲁迅说的：老爷，您的衣服脏了，你看人家……穿得多干净！仅此而已。想法好像不错，但你如果面对的是一个坏政府，你“诤”而人家不“纳”，依然故我怎么办？那就只能纸上谈兵。

捎带一句，陈独秀说鲁迅是“妙玉”，在我看来，这不是骂，却有传神之妙。我想，这主要是考虑到鲁迅有洁癖这一点与妙玉近？不过，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从鲁迅对祥林嫂的悲悯，我估计，他不会像妙玉那样轻视刘姥姥。妙玉有点矫情并还出世，鲁迅则有天然之野性，为人行文野趣盎然；鲁迅是入世的，虽然这个“世”让他极不满意，虽然他很想躲进他的“一统”楼。

也许孤陋寡闻，我不曾看到鲁迅和陈独秀有过面对面的长谈，也不曾看到他们有比较深入的具体的交往。他们保持一定距离地互相关注并欣赏着。尽管如此，他们充分认识对方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彼此珍惜友谊，也是相互信任的，哪怕在流言面前，哪怕面对“同一营垒”的围剿与误伤，也不轻易否认对方。他们是灵魂的朋友。

陈独秀之后，瞿秋白接着编辑《新青年》。据周建人回忆，瞿秋白把鲁迅引以为知己，“我记得是秋白说的，而鲁迅有同感，所以书录下来，又赠送给秋白”（《回忆大哥鲁迅·我所知道的瞿秋白和鲁迅》，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版）。录下来的是众所周知的清代何瓦琴的名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瞿秋白与鲁迅有近距离的接触，甚至通宵达旦地长谈，他们自然是人生知己、灵魂朋友。相比之下，陈独秀与鲁迅没有这样的“亲密接触”。有的人，天天在一起，或者经常在一起，却给人生疏和隔膜之感；有的人，虽很少见面甚至不曾见面，但心灵却是相通的，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理想、主义、价值判断和价值关怀，所谓“三观”一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巨人，鲁迅和陈独秀，都是历史的先知先觉者，处在共同或相近的历史层次上，知鲁迅者，独秀也。所以，把鲁迅赠送给瞿秋白的两句诗，用在陈独秀身上，也是再贴切不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