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昆明城市诗歌节”分会场上，4场诗歌主题研讨举行
9月25日，“虹——昆明城市诗歌节”分会场在世博上海明珠苑拉开帷幕，展开4场诗歌主题研讨。和24日下午的研讨方式不同，分会场是诗人分组讨论，16位诗人分成4个小组，分别就“城市作为一种诗歌精神”“爱生活，爱诗歌”“诗人的义务，是发现还是抵抗”“怎样卖好一本诗集”4个诗歌主题展开讨论。
城市作为一种诗歌精神
诗人：人邻、胡正刚、姜菀菀
主持人：胡兴尚
人类历史上有不少诗人为寻一方安宁会故意远离喧闹的城市，去到清净的乡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有山水诗、田园诗、边塞诗。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城市诗也随之兴盛，如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巴黎的忧郁》，庞德的《地铁车站》等等，现代诗歌的许多流派也多与城市有关，如象征主义、现代派、后现代派、立体派、未来派、垮掉的一代等诸多流派都是城市的产物。城市的发展给诗歌带来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诗人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人邻、胡兴尚、胡正刚、姜莞莞为我们带来第一场主题讨论：城市，作为一种诗歌精神。
胡兴尚：我认为城市本身它不能作为一种诗歌精神，是城市的一些理念或者生活方式，或者对诗人内心产生的一种心理期待、思想共识等等，也就是城市精神如何跟诗歌精神打通的问题，一种城市的精神如何引领一种诗歌精神？或者说怎样的诗歌精神可以引领城市精神？我特别想听一听三位诗人的看法。
人邻：总体上来讲，城市生活不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尤其我们现在这种方式，一个巨大的城市，有几千万人的城市。大家都知道一个生物学实验，在一个固定的区域饲养老鼠，给老鼠很丰沛的食物，这些老鼠繁衍到一定量后，就绝不再繁衍。我们也知道，人类社会群居到了一定的密度，相互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开始发生变化，当下年轻人的生育率大幅度下降，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讲，都是种群关系决定的，所以城市对人的生命是一个反作用力。与此同时，我们的城乡形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城里人越来越多，农村人越来越少，有条件的农村人都去了成里，留下老弱群体，甚至逐渐空村。现在留在农村的生活艰难，进入城市的人也面临种种困难，原来在城市生活的人，也感受着教育、医疗、生活成本诸多方面的压力，城市生活这个主题可能是人类新面临的一个永恒的困惑。
姜莞莞：我小的时候，看一些外国科幻片时，就很羡慕那些城市，有高铁，有耸立的大厦。十多年以后，昆明也有了高铁，也有了现代化。城市的快速发展，的确让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发生了变化。我们80一代的成长伴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观察着我的邻居和身边的人的变化。所以我觉得对于城市诗歌精神，我们要写这个城市的变化，在这种撕裂的变化中，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东西。城市诗歌，更多的还是要从内心去观察，去发现真善美。
胡兴尚：我问胡正刚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这样一种野心？就是通过自己的诗歌理念去抵达自己想要的诗歌状态？比如垮掉的一派，他们因为迷惘，找不到人生的出口，或者单纯为了写作的需要，去吸毒，去酗酒，或者是无所事事的游荡？
胡正刚：写作野心肯定是有的，想把作品写好一点。但是具体要怎么做，还没有考虑那么细。你刚才提到的垮掉的一派，我觉得任何可以被轻易归类的东西，是值得怀疑的。
爱生活，爱诗歌
诗人：高专、王焱、杨蕊
主持人：祝立根
诗是生命与生活的咏叹调，诗人心怀苍生便热血沸腾，热爱生活便永不失语，诗人里尔克曾说过，“生活与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诗与生活之间的关系也是诗人与生活的关系，生活不是诗歌的唯一来源，但一定是最重要的集散地。高专、祝立根、王焱、杨蕊为我们带来第二场主题讨论：爱生活，爱诗歌。
祝立根：高专老师的行迹如同天空中的彩云传说，我觉得诗人就应该是这样，特别在这样一个贫瘠的时代生活里，诗人应该呈现一种奇迹。我们指定的话题是“爱生活，爱诗歌”，我们就按照这个话题展开，先听听高专老师如何“爱生活，爱诗歌”的？
高专：生活就像我们在游泳，每个人都在生活的海洋里游着泳，经常一个浪打过来把我们打下去，沉下去，但是我们还是要挣扎着露出头，看着前方的远山。生活和诗歌理念可以改变一个人，改变一批人的思想和思维的走向、思考问题的方式。所以，我对“爱生活、爱诗歌”的浅见是，首先我们要做一个健康的人，再怎么艰难你都要健康。比方说我要写作了，就把自己变成怪模怪样的，甚至心里面就逐渐形成一些畸形的东西，那些大作家、大诗人不是形式上的东西，人家判断你是不是作家，实际上是看了你的作品，而不是形式上那些东西，我不喜欢形式主义。
祝立根：在你看来什么是理想主义？
高专：我们在死之前要做很多事情，死的时候我们很平静，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事情，自己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都做了，这就是我的理想主义。
祝立根：我和王焱也很熟悉，就“爱生活，爱诗歌”这个话题，我给王焱的提问是，你如何在你的生活和你的写作之间，达成一种平衡感？
王焱：我觉得爱生活肯定是一个普遍的期待，人人都爱生活，也应当爱生活。但是可能诗人爱生活，跟我们不写诗的人爱生活可能也不太一样。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诗人有责任，也有义务用诗歌对爱生活去做出解释。我觉得诗人对生活的发现，就是以诗歌的方式去爱我们的生活。在这一点上，祝立根的新诗集《孤山上》为我们做出了典范。还有杨蕊老师的《在水一方》，都是用他们的诗歌语言来带着我们去靠近生活，去温暖去发现、去探寻。诗人的每一次发现都是重新爱上生活，重新解释生活，重新解释爱，重新传递爱。
祝立根：为什么你会走上诗歌这条道路呢？我觉得是对一个写作者来说，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你如何写作？
王焱：昆明这片土地，让我遇到了李小松老师和张庆国老师。我能够把生活和写作完全隔绝开，是张庆国老师给了我一个绝招，他告诉过我，他以前在学校工作一下课之后，马上开始写作，强迫自己进入写作状态，通过训练，就可以马上屏蔽除了写作之外的所有事情，迅速进入写作状态。
祝立根：杨蕊有一种典型的、纯粹的写作者状态，她的诗歌的叙述方式、意象和诗歌里的情绪，字句间的开阔和收敛，和诗人何永飞的有着巨大的反差。你们是夫妻，何永飞的诗歌大多关于山川地理、神山圣水的书写，有一种大气和霸气，你的诗歌都是琐碎的日常，你怎么看待这种反差？
杨蕊：我和他的反差，可以在两人的宗教信仰上找到参照。他是白族，民族宗教是佛教，佛教义理在他的意识当中是根深蒂固的，我成长的环境没有宗教信仰。哪怕我们一起生活这么些年，我做的也就是尊重他的信仰，尊重他的风俗习惯，然后继续保持自己独立的个体。因为我的职业是教师，所以工作、生活、写作上都有严谨细致的习惯，我喜欢从底层最微弱、最细小的事物中发现更大的、更开阔的视野，这是最真实的我。
诗人的义务是发现还是抵抗？
诗人：邹昆凌、田应时、温酒
主持人：一行
布罗茨基曾说：“诗歌是抗拒现实的一种方式”。作为一个诗人，可以有诸多选择，有的生活在象牙塔，有的走向火热的生活，有的关注身体，有的关注心灵。但无论如何，诗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每一个诗人都是生活在自己的时代与现实中，北岛的诗歌透露着“冷峻、悲壮、沉郁”等诗质，这也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有极大的关联，诗人应该如何回应时代的呼唤，这是一个常说常新的问题。邹昆凌、一行、田应时、温酒为大家带来第三场主题讨论：“诗人的义务是发现，还是抵抗？
一行：诗人的义务究竟是发现还是抵抗？这是诗歌界一直讨论的题目。事实上我们说“发现”这个词，因为它包含了很多层不同的含义，到底发现什么？如何发现？然后我们说的这种“发现”，它究竟带来的是快乐还是痛苦，这是关于发现的一些不同层面的思考。
抵抗，一般我们想到抵抗现实，抵抗社会的压力，抵抗外部世界的某种荒谬或者黑暗，这是存在主义哲学经常的主题。事实上，法国思想家从萨特到克里斯蒂娃，他们特别喜欢讨论关于抵抗的问题，克里斯蒂娃有一本书叫《反抗的未来》，那么诗人他需要抵抗什么？除了外部的压力之外，它是不是还需要抵抗一些来自身的东西，例如来自文化传统的某些惯习、惰性以及一些陈旧的隐喻？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诗的发现和诗的抵抗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一种截然对立的关系，还是二者可能有一种内在的统一性？我跟邹老师是多年的朋友，我从他的诗里学到了很多，比如画面感、比喻的能力……邹老师是一个比喻的高手，他的诗有一种内在的逻辑性，一种理性的抒情特质。我想请邹老师谈一下诗人究竟要发现什么，如何发现以及在什么东西中发现。
邹昆凌：我写诗完全是误打误撞。我原本是当工人的，学财会，后来到仓库上班，天天抱着一本书看，后来我们仓库主任问我你会不会写诗，你写一组诗给我。我那几天正在读聂鲁达的诗集，就模仿聂鲁达的诗写了一首诗给他，他把我那首诗拿去诗刊，在某一期的头题发出来了，这个运气是非常奇怪的。
然后我就开始写诗。我之前对诗真没有多少爱好，这种爱好跟发现是种机遇，很神秘，是说不清楚的。
一行：邹老师的观点是发现是要靠运气，诗的发现其实是诗的运气，我觉得这对所有写诗的人来说应该是一个真理。虽然我们可以勉强自己去写，每天都可以写，但是真正写出好诗并不容易。好诗需要的那种状态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保持的，运气来的时候，实际上你的整个精气神处在一种高度集中的状态，就像木材突然起火的一瞬间，能够燃烧起来的那种状态，这是靠机缘的发现。事实上，所有的领域都建立在发现之上，某种发现它主要是依靠直觉，而不是靠理智。这一点可能跟我稍微有点差别，因为我自己写诗的时候，觉得直觉当然重要。
我在田应时《夜的十九行》封底上看到这样几句诗：“我在夜的辽阔阳台上看风景，与夜，半生缘，白天都在睡大觉，人间发生的一切与我无关，还有更多黑夜里发生着的，只是我们无法得知，或比先天盲目更盲目。”田老师您可以帮我解一下惑，为什么你这么喜欢黑夜？如果说诗是一种发现的话，那么夜晚的发现和白天的发现会什么样的区别？或者说夜晚的抵抗跟白天的抵抗会有什么样的差异？
田应时：这和我的工作经历有密切关系，我上了十几年的夜班，夜晚对于我来说也有特殊的含义。我17岁参加工作，到昆明冶炼厂当冶炼工，然后锅炉工，后来又干了很多工作，包括到报社都是上夜班。我们青年时代，没有繁华街道，没有汽车公交，都是骑车到郊区上班，所以我对夜晚的感受跟别人不一样。
白天和夜晚的发现和抵抗，我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所以我的诗歌里面从来不会表现什么高大上，我也庆幸没有受公共语言的污染，我是一个柔弱的人，但我知道自己要写什么！
一行：邹老师喜欢写比较长的诗，而温酒的诗，很多都是比较短的，这种短诗讲究爆发力，讲究一种突如其来的、能够打动人的东西，我想听你谈一下诗人在短诗的方寸之间怎样去产生让人意料之外的发现？
温酒：如果可以用一个字来表达的，我就不想多用一个字，我追求的是这样的一个东西。一个词的丰富性，是我喜欢去很深处挖掘的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可能它就是我写诗的一个重要突破点。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在一个个字词里，去挖掘一些绵延的可能性。
一行：我很同意三位的观点，谈到发现，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谈发现了事物的某些细微之处，发现世界的一些变化，但三位都谈到了一种反射的关系，我们对任何东西的发现，它可能会反过来改变我们自身，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发现的是我们自身的变化，而不只是事物的那种细微微妙性。实际上事物的微妙之所以能被发现，是因为我们自身中有一种微妙的变化，它才会产生一种反应到我们自身的感觉。那么发现它的维度就完全打开了，这不只是朝向世界，也朝向我们自身，朝向我们自身的语言。关于抵抗，我们很多时候的抵抗是没有办法，是被迫，虽然抵抗在某些情况可能是必要的，但是这种必要性也还是一种被迫，我们不得不去抵抗一些东西。对于写作来说，往往抵抗会导致写作用力过猛，为什么大部分强调抵抗的诗人，他们的诗往往会写得很外露，会有一种咬牙切齿的姿态，就跟他处在这样一种状态有关系。抵抗，某些时刻是必要的，但是它可能不是最好的一种状态。如何避免跟世界剑拔弩张，我觉得可能还是得采用一些更超越的视角。
怎样卖好一本诗集
诗人：尘埃、铁柔、马丙丽
主持人:李小松
有人说，“诗歌艺术不可能成为一种大众消费”，也有诗人说，“除了写诗的人读诗外，几乎没人看诗。”还有诗人曾说：“我不在意读者的多寡，我的诗只是写给少数人的”如何卖好一本诗集，诗人如何面对大众，这是一个老问题，也是诗人需要不断思考去面对的现实。生活的碎片化与网络化已经极大地切分了诗歌的空间，如何让诗歌回归大众，对于每位诗人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怎样卖好一本诗集，不妨听听李小松、尘埃、铁柔、马丙丽的经验。
李小松：《诗集》的销售运作渠道是商业的，但是它的指导思想却不能是商业的，它是为了把那种精神的亮光广泛的推开，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首先我要问三位诗人，你为什么要出一本诗集？
尘埃：不管怎么说，诗集要想卖好的话，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诗写好，这个是最重要的。但是要写好诗，又很难。纵使是一本好诗集，也可能不会是一本畅销的诗集。我个人是真的不知道现在的大众喜好，我周围的朋友，他们从来不知道诺奖诗人，但对诗歌界的一些爆红新闻津津乐道，包括现在网上的网红，他们的点击率几十万、上百万、上千万，我不知道现在的人需要什么。我自己是一个不太善言辞的人，所以要推销什么东西，我从来没推销成功过。我肯定卖不掉诗集，所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出诗集只是写到一定量，整理作品，自己养心。
马丙丽：我觉得我写了这些年，应该把我的诗做一个汇总，而且我出诗集的时候，就是想把我的诗集送给对我在写作上有帮助的老师朋友，我出诗集的心态就是这样。
铁柔：我是那种写了东西会很高兴，有一种狂喜的感觉，不是为了追求成就感，所以我觉得要严肃对待写作，要写就写好，也没想着出什么诗集。经典作家的作品有一出来有卖了2万册的，也有每年只卖500册的，但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它还会再卖，但是你卖2万册的，可能过一两年就没人买了，因为没人读了，所以我不在乎出不出诗集的问题。
李小松：你们的观点我做一点总结，就是你们还没有走到一个好的平台上，但是不要灰心，还是要努力，最后你们要变成像于坚老师、雷平阳老师这样的诗人，他们的诗已经都不考虑卖不卖了。我们当下写诗的这些朋友当中，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不能卖是因为你的光芒还不够大，传播还不够远，照亮的地方还不够，但是大家的心态很好，只要诗写好了，哪怕只有一个读者也是好的。我个人觉得也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