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尽管从冯至先生的作品中，可以清晰窥见西方存在主义哲学与中国道家“逍遥”哲学的痕迹，但他毕生希望研究与书写的杜甫、伍子胥等人，又是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哲学的代表性人物。他终究还是摆脱不了儒家士大夫历史传统的决定性影响。

跟冯至先生的结缘，始于十年前（2012年）的九月。记得应该是当年九月的第一天，我在先锋书店五台山总店，购得一本里尔克的诗集，在店里随意翻阅期间，就被其中那首《秋日》所深深打动；尤其是那句“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对于当时已经年过而立、仍然处于单身状态的我来说，在南京的初秋跟这样的诗句偶遇，足以让人继续对未来充满憧憬。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诗句，我特意翻到书的封面查看译者，“冯至”的名字，就从此刻开始，走入了我的生命世界。

十年后的当下，又是九月。为了准备这篇关于冯至的纪念随笔，我开始重新翻阅由领读文化策划、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今年新近推出的这套“冯至文存”，恰好重读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冯至在里尔克十周年祭日之际，撰写的纪念文章《里尔克》。冯至跟里尔克“邂逅”之时，恰值里尔克去世当年（1926年）；然而到了1936年冯至写这篇纪念文章时，里尔克已经成为对冯至影响最大的作者。如果把阅读，也视为一种跨越时空的“对话”与“交流”活动的话，那么读者与作者、与作品之间的相遇，也实在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美妙之缘。里尔克与冯至，冯至与我，均是如此。十年前，我只是偶然借助于冯至的译文，跟里尔克的诗歌相遇，冯至当时扮演的，是一种翻译的中介；而十年后的今天，冯至作品里的诸多妙言警句，早已汇入我个人的精神文化世界之中，冯至也由此成为对我影响最大的作者之一。

谈到冯至的作品，就不能不提到“西南联大”这样一个在中国知识群体当中、拥有数十年持续性热度与关注度的关键词。无论是哪一个版本的冯至代表性作品集，几乎都会收入《十四行集》《山水》《伍子胥》这三部作品，三者分别之于现代诗、散文、历史小说这三个场域，都可以位列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作品行列，而这三部作品，无一例外，均创作于冯至于西南联大任教时期。一方面是在北大学习多年和在德国留学多年之后、文学与思想积累上的厚积薄发，另一方面又恰值抗战的纷乱时节、所谓“家国不幸诗家幸”的因缘际会，再加上西南联大本身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与知识精英的群体动力——在冯至长达数十年的创作生涯当中，西南联大时期几乎是所有研究者所公认的冯至创作的巅峰期。

这三部作品中，《十四行集》里的诗歌，在战乱的大背景下，自守一份宁静而深邃的诗人世界，于细微观察中见广大，于冷静陈述中见深情，是西南联大乃至当时整个中国现代诗歌中最耀眼的“明珠”之一；跟他少年时节创作的《昨日之歌》里的青涩、懵懂、“为赋新诗强说愁”和抗战之后诗歌的刻板、生涩、模式化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也无怪乎诗人、译者黄灿然曾说：“《十四行集》之后，冯至的诗人生命就基本结束了。”

而《山水》里收录的十多篇散文，尽管表面上只是冯至于中外各地的旅游见闻散记，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则是以中国文化中的写意手法，讲述冯至静观世事巨变，而力求宠辱不惊之意。这些散文大多篇幅短小精悍，但文笔诗意凝炼，切入角度敏锐而富于细节，关于自然风景和社会生活观察的寥寥数笔之间，作者对于时代的判断与反思，不言自明。

这种写意感，同样体现在历史小说《伍子胥》当中。在本书当中，冯至仅仅选取伍子胥生命历程中的重要节点之一——逃亡，加以铺陈创作，文字诗意隽永，且字里行间，留白恰到好处，给人以丰富的沉思与想象空间。冯至对伍子胥的叙写，于春秋笔法之中，寄托了其对于当时身处战乱与动荡之中的中国与世界的感悟与反思，其表达充满戏剧的画面感和现场感，语言的节奏感也是妙不可言。

当然，我们今天，再来读这三部作品，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其文字的诗意与深邃，也应该对冯至文字之外的时代感悟与政治隐语，有足够的体味。

就冯至的这三部代表作而言，其留德期间的文化体验，一直在发挥着重要影响。冯至自传里曾说，留学期间，“喜爱里尔克的诗和梵高的画，听过雅斯贝尔斯的课，深受存在主义哲学影响”。《十四行集》里的诗歌跟里尔克诗作之间顺承脉络，自然无需多言；《山水》文字中的那种轻盈、超脱与画面感，《伍子胥》里那种极具戏剧现场感的散文诗笔法、以及自始至终关于生命走向与意义的追问，都能够或隐或显地看到里尔克、梵高和雅斯贝尔斯的影子。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冯至的这些作品中，可以清晰窥见西方存在主义哲学与中国道家“逍遥”哲学的痕迹，但冯至毕生希望研究与书写的杜甫、伍子胥等人，又是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哲学的代表性人物。冯至再冷静、再超然、再从容，也还是摆脱不了儒家士大夫历史传统的决定性影响。冯至创作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杜甫传》在文风与气质上，跟上述三部作品之间的显著性转变，以及冯至后半生的生命历程中，从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跌宕生命历程，都可以从他的儒家知识分子的底色中找到密码与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