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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者邵飘萍
来源:学习时报 | 王更喜  2022年09月23日08:05
关键词:邵飘萍

2022年的初夏,我两次来到位于北京西城的民国报人邵飘萍(1886—1926)故居,默默注视着飘萍先生的半身铜像,试图在咫尺之间跨越时空百年,通过无声的目光交流感受他的内心世界。在我参观完故居里的展厅,认真阅读了邵飘萍的新闻作品和著作,以及人们纪念他的文字之后,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影像浮现于眼前:师者。没错,师者——邵飘萍贯穿其半个人生的另一身份与形象。

1909年,23岁的邵飘萍以优等成绩从浙江高等学堂毕业,返回金华,在金华中学堂任教,教授国文与历史。

邵飘萍的学生王之英,曾任北京艺专校长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他生前接受采访时对自己的老师有如下描述和评价:

“飘萍先生对学生要求很严,对不认真听课的人就罚他到教室后排‘面壁思过’,但从不打骂。”

“飘萍先生癖爱历史,历史课也上得特别好。他以激昂的爱国热情讲课,简直把文天祥、李清照、岳飞这些历史人物都讲活了。而且常常借用历史典故,为国家的兴衰大发感慨。飘萍先生以历史为镜子,教给我们许多做人的哲理。”

这不是美誉之词。邵飘萍早慧,聪颖过人,得益于做私塾先生的父亲悉心教养,国学底子厚实,14岁即中秀才,成绩名列金华府八县之首。在浙江高等学堂,邵飘萍有条件进一步接受新式教育。据邵飘萍的同窗好友、同盟会首批会员张任天回忆,“邵飘萍学习成绩好,书法好,文章写得好,琴也弹得好。”

这般优秀的青年才俊去中学做老师,又是自己最拿手的学科,授课效果自然不会差,受到学生的尊敬和喜爱亦在情理之中。不过相对于教书,他更痴迷于新闻事业。在杭州读书期间,邵飘萍有机会接触到各地的报纸杂志,眼界大开,初步萌生“新闻救国”的理想,不但尝试校园办报,还给上海的报纸撰写新闻通讯。在中学教书之余继续挥洒写作激情,给上海多家报纸供稿,并担任了当时上海最有影响力的报纸《申报》的特约通讯员。

在金华工作两年后,邵飘萍辞去教职,从此走上了职业报人之路——一条跌宕起伏而璀璨传奇的人生之路。

从1911年底至1926年,邵飘萍的足迹跨越南北东西,从杭州到上海北京,从国内到国外,他满怀激情投身到他所热爱的新闻事业中,书写了辉煌耀眼的人生履历:与人合办《汉民日报》并任主编;任《申报》《时报》《时事新报》主笔;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创办北京新闻编译社;创办《京报》并任社长;东渡日本,组织成立“东京通讯社”……在此过程中,他通过自己的通讯和评论作品赢得了极高的社会声誉。

为促进中国新闻业的进步,邵飘萍大力提倡普及新闻教育,为新闻教育鼓与呼,“欲救其弊,知非提倡新闻学不可矣”“新闻与人生之关系既如此其密切,新闻知识应列为国民普通知识之一”。他还认为,中学以上的学校都应开设新闻课程,大学应该设立新闻系。

在他的积极推动下,1918年10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作为研究会导师,邵飘萍在五四运动前的半年时间里,每周日都会抽出时间给学员讲授新闻学课程。青年毛泽东即是研究会首届毕业学员之一。时隔多年,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中向美国记者斯诺谈起这段往事,“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1923年,北京平民大学设立报学系,邵飘萍讲授新闻采访课程,共教授三级学生123人。学生徐艿回忆,“他(飘萍老师)常对我们说,学新闻,光啃书本、学理论不够,要认识社会,了解社会”“博学多闻,对搞新闻是必要的;而且将来从事工作,又不知用得着哪一门”。这些见地,对发展中国新闻教育极具前瞻性。

1924年,邵飘萍应北京国立法政大学邀请,担任该校新闻专业导师,讲授新闻采编和报纸经营管理知识。同年,他将在法政大学的讲义进行整理补充,出版专著《新闻学总论》。而他早一年出版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则成为国内第一部新闻采访专著。

邵飘萍的新闻工作之路,同时也是他探索挽救国家危亡和民族振兴的思想之路。从1911年开始,他就借助报纸,通过自己笔下的一篇篇评论,抨击清政府的腐朽没落、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和丧权辱国行为,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革命态度。

作为著名报人,邵飘萍拥有超乎寻常的社会观察力和判断力,对五四运动较早关注并持续进行舆论动员。仅在五四运动前的3个月,他就在《京报》上发表相关评论10余篇。如1919年2月10日的《外交部之声明》,批评北洋政府在外交上的软弱,质问“日人固知注意其国际之地位矣,试问我国之国际地位如何?”3月29日的《请国民注意世界和会》,呼吁民众“切勿埋头于国内之细事,放眼一观世界大局及我国所处地位艰危焉!”

“五四”前夜,邵飘萍赶往北大红楼法科大礼堂,跃上讲台向学生们讲述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前因后果,慷慨陈词:“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

“五四”后,他继续坚持革命立场,除了组织《京报》进行重点报道外,还挑灯不眠连续撰写了《和约签字后如何》《我国不签字之影响》《拒绝签约后之一致对外》等系列评论,高呼“大祸当前,忍无可忍”,直谏北洋当局听从民意,维护主权。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1919年夏,段祺瑞政府以“扰乱京师治安”的罪名查封了《京报》。为躲避追捕,邵飘萍辗转日本,白天在《朝日新闻》社工作,早晚潜心研读《资本论大纲》《社会主义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伏案完成《新俄国之研究》《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两本书的写作。在后一本书中,他这样写道:“社会主义,因马克思研究进步之结果,不局蹐于空想领域之中,俨然建设城堡于科学之上,既以学理昌明,其主义复继之以实行运动,故马克思不仅为近世社会主义之鼻祖,其学说之影响,实为人类生活史开一新纪元者也。”

不难看出,此时的邵飘萍已经被新的思想吸引了。1920年秋,邵飘萍回国,复刊《京报》并进行扩版。除了继续开展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外,邵飘萍还与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保持密切联系,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介绍苏维埃俄国建设成就方面投入了更多的力量。如,中共中央第一份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1922年创刊后,《京报》会以广告形式刊登每一期目录。又如,1923年,《京报》推出《农民皆大欢喜》《苏维埃革命纪念》等报道,刊发李大钊《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瞿秋白《苏维埃俄罗斯之教育政策》等研究性文章,引发社会广泛反响。

邵飘萍倾力宣传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和信仰,同时也与他对报纸功能的深刻认识有关。他认为,报纸为社会之教师,新闻事业除了社会公共机关、国民舆论代表这两项特质之外,还具有一个重要的特质:教育。“一日之新闻纸皆与社会政治之变迁有关,其范围之宽广,势力之伟大,不啻国民之无边大讲座也。”他以自建的《京报》为阵地,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为座右铭,开坛布道,向社会大众传播新知,传授新思想。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自1909年起,邵飘萍先后担任过中学教师、大学新闻导师,并借报纸承担起“社会之师”的角色。师者,始终是他职业生涯中的另一鲜明形象。作为一介书生,他赤膊上阵,以手中的笔为剑为枪为炮,向反动军阀和帝国列强不断发起舆论冲锋。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他硬生生把自己的柔弱之躯千锤百炼为铮铮铁骨,用自己的才气、倔强和无畏,在中国新闻史上树立起一面旗帜。

1925年春,在李大钊、罗章龙的介绍下,邵飘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秘密党员。一年后,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被奉系军阀以“宣传赤化”的罪名杀害于北京天桥,以身殉报,以身殉道。6年后,1932年,浙江东阳紫溪邵氏续修宗谱,时任驻法公使顾维钧致送挽诗一首:卓荦才名海内知,遗编击壤重当时。原田再现舆人诵,乡校真为执政师。碧血斓斑千古恨,丹心照耀百年期。津桥杜宇声声苦,似说平生有所思。

师者邵飘萍!飘萍先生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