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这两年，写一点回忆文字，忆及我所经历的编辑往事，写到一些作家、翻译家时，他们身后总是会闪出我的同行们的身影，黄伟经兄就是其中一位。

想起伟经兄，就想到庐山。我是1982年初次见到伟经兄，5月底在海口“蹭”了一个现代文学研讨会，回程路过广州，借机到大沙头看望花城出版社同行，那时往返海南，必须在广州换机或搭乘车船。记得《随笔》编辑部在一间狭小、背阴的办公室（比起我们《散文》月刊的“楼梯间”还是稍稍宽松一些），苏晨引我进去，就忙他的事去了，一位埋在稿件堆里的中年编辑站起来，黄黑面庞，高高瘦瘦的，伸出手来自我介绍：“我是黄伟经。”老黄的手骨节粗大，握住很有力，让我一下子想到同在广州的秦牧的手，秦牧可是当过水手的呦。很想与老黄叙叙同行甘苦，瞟一眼已经“越境”蔓延到邻桌上的书刊信件，心里不忍，又有些好笑，天下编辑部莫非都是一个样子？彼此彼此，人同此心，几句寒暄算是认识了，真正敞开心聊到一起，是在庐山。

1985年暑期，散文学会成立第二年，在庐山举办首届散文讲习班，各地师范院校师生报名踊跃，到会近百人，我和伟经兄作为特邀代表参加。想想挺有意思，庐山真个是引人遐想的地方，文人武人都喜欢。山上景点多，却很分散，锦绣谷、含鄱口、香炉峰、三叠泉，哪一处步行少说要两个小时，文人们开始还能够成群结队，但越走越散漫，三三两两渐渐拉开了距离，聊天的话题成了聚散的由头，一路走，一路聊，觉不出路远。

我和伟经兄话题最相投，他说《随笔》，我说《散文》。《随笔》由起始的知识性、趣味性，逐渐转到看重思想文化的前沿探索。精英意识，一直是我所关注的，伟经兄在北京朋友多，不少和我是共通的，提到名字就亲切。听伟经兄介绍，他们编辑室除了《随笔》双月刊，还承担散文、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书稿的编辑任务。我编了几年《散文》月刊，刚刚转去编书，更想听听伟经兄的建议。聊起编《散文》月刊，我最大感触是，每天阅稿，每月发稿，眼看着散文在变，个性日趋鲜明，不只是题材，写法也迭有变化，各有各的路数，逐渐形成风格；好的散文耐读，散在报刊上，读过就丢掉，很可惜，如果以名家为主，辅以新秀，精选出百篇编成集子，肯定受欢迎。伟经兄听到这里眼睛亮了，马上截住话头：“好。你来编，我们出。”编书我是初出茅庐，随口聊天聊成了选题，实在出乎意料，自己的想法得到肯定，我很开心，特别是在庐山，这样青翠爽神的氛围中，似乎什么愿望都有实现的可能。望着热情诚恳的伟经兄，我说，这是咱们共同的选题，由谁来编合适，慎重考虑一下再定。

伟经兄不是随便开空头支票的人，第二天去三叠泉，路上追着问我具体打算选哪些家，大约多少篇幅？并试探着说，如果找一位老作家合作，共同署名主编，更好，比如孙犁或者袁鹰。我明白，我的资历尚浅，独立主编一部大书难以被认可，伟经兄昨晚肯定反复掂量过，怎样让选题在社里顺利通过，能提出如此建议，足见他的诚心。我很感谢伟经兄的认真和直率。孙犁，我是了解的，从不做挂名的事；袁鹰也熟悉，关系散文的事，他会热心，就是太忙，是否有精力顾及，没有把握。我把心里想到的，和盘托给老黄，他当即拍板：那就尽力争取袁鹰吧。离开庐山时，老黄拿出一封没有封口的信，让我先看看，相机转交给袁鹰。信中完全以花城出版社约稿的口气，提出“散文百篇选”的选题设想和具体要求，“我们十分希望‘百篇选’能得到你的支持和指导，——具体说，请你和谢大光同志主编这个选本。至于如何选编好，请你与大光同志商定。可以吗？”“如来得及，今年内编好，明年春发稿。”伟经兄做事是个急性子。

好事多磨。9月间，伟经兄来信，他们室内议论明年选题时，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据说北京文联出版公司拟出版新文艺大系，上海赵家璧将延续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两套丛书都有散文卷，时限和我们的设想大致重合。“花城”再出有无必要？如维持原议，怎样避免重复？看来困难不少。“而且出了力，不一定有好效果。”他们主张此事暂缓。

此前，我和袁鹰先生沟通过，《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散文卷”就是由袁鹰主编。归到“大系”里的散文，自然要服从丛书的编辑宗旨，选起来终归偏重于“大”，倾向于趋同，我们的选本更看重作者艺术风格，格外强调散文表现的多样性。有区别就有存在的价值。不过，我们想到出版社的考虑有他的道理，同意选题“暂缓”，新的选本把时间跨度拉长一些，编选可以更从容。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暂缓”有决定的意义。正是在“暂缓”的三年里，散文风格与作者阵容呈现出崭新面貌。袁鹰和我共同主编的《中国当代百家散文》，1987年列入花城出版社选题计划，1988年6月出书，全书选入106家，每家一文，入选作品百分之八十以上为近三四年的文字。编排目录时，根据袁鹰提议，以著者生年为序，自冰心始，至铁凝结，年龄相差半个多世纪，涵盖了二十世纪绵延几代的老中青作家。袁鹰对参与这个选本兴致很高，写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前面的话”，开篇就谈到他亲手主编两部选集的异同，“从那本选集问世，岁月又已流逝了五年。五年里，散文同我们整个文学一样，在平坦广阔而仍然有不少蓁荆、明亮夺目而又免不了残存阴影的道路上坚实地前行，时时显露自己的声音和色彩，并且如同多棱镜一样，从不同的侧面折射出时代的影子”。我在书末写了“编余缀语”，为散文恢复自身的丰富多样而鼓呼。伟经兄作为《中国当代百家散文》的幕后推手，决策果断，出版及时，为那一个时段的散文样貌，立下无可替代的存照，留给我一个老练成熟的编辑榜样。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1987年2月，“百家散文”紧锣密鼓选稿时，伟经兄随信寄来某位社领导的散文，信的初稿写着“请你在编选‘散文百篇’时选用”，此事肯定令伟经兄左右为难，信纸上涂涂改改，最后形成“请我转给你”“参考选用”这样措辞谨慎的话，对选取其他广东作家的作品，老黄也提出相应考虑。都是同道，伟经兄的苦心我体谅得到，一篇稿子的选用，可能带来一批人的不平衡，他要顾忌某些人手中决定书稿命运的权力，又虑及不能影响到书稿质量，还要体贴我们编选者的心理感受，他想得很周到，提出的建议细致具体，完全从书稿质量出发，信的最后强调：“当然，一切都由你决定，我的建议只供你参考。”曲致婉转的语气，不似老黄平日风格。

伟经兄最初给我的印象是雷厉风行、说一不二的急脾气，为人处世直截了当，容易得罪人。我和他接触并不多，从没见过他发脾气，不知道这印象怎样形成的，似乎一种第六感觉。伟经兄说话语速快，他的梅州口音常常让对方摸不着头脑，表达起来愈发着急，嗓音经常嘶哑，好像刚刚从一场激辩中脱身，特别在为一部（篇）稿子的取舍争辩时，他的见解几乎是喊出来的。对伟经兄产生新的印象，来自一套书。我历来对“花城”的书、刊情有独钟，改革开放之初，趁着北方大多出版社还没有醒过盹来，“花城”挖掘现代文学资源成套推出，开风气之先，我托伟经兄代购过《沈从文文集》和《郁达夫文集》，每套都有十二卷之巨，事前说好是代购，购书款寄去，伟经兄有些生气了，“送上两套书，还寄书款来！今退还，望以后也切勿这样做，否则我就不再送你书啦。——以后，凡看到我们社出的书，你感兴趣的，望及时来信，我们社样书室只要还有，当一一寄送兄台也”。如此一来，我的书架上，“花城”版地盘日渐扩大，仅少于“百花”版。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伟经兄寄来他责编的《钱锺书论学文选》（六卷本），让我大饱眼福。我喜欢钱先生的渊博与幽默，有过两次聆教的机会，曾经试着啃《管锥编》，啃不动，《钱锺书论学文选》这样一个普及性选本，采取按主题门类分编的方法，对于非科班出身的我，真算是雪中送炭。我有些好奇，京城“觊觎”钱氏著作的出版人可谓左右环伺，远在广州的伟经兄怎样得到著者授权？据该书“出版说明”，钱先生还提供了近些年学术新作的全部手稿（涵《管锥编》新补，《谈艺录》新补，以及其他未刊稿共二十余万字）。一向爱惜羽毛的钱先生为什么对“花城”如此厚爱？

此前，我动过编辑钱先生散文集的念头，书信往来中，领教过钱先生“泼冷水”，知难而退了，这是我编辑生涯中少有的失败，几十年后忆起仍感慨系之。我猜想，伟经兄肯定也遭遇过钱先生的“冷水”，只不过他没有退缩，反而愈发执着，使出水磨功夫，不达目的不罢休。还有什么比诚挚柔韧的坚持更能打动人？伟经兄向朋友介绍自己家乡时，总是把“梅州”念成“密州”，见对方不解，他微微一笑，说：“梅花的‘梅’。我是客家人。”老黄笑起来，眼睛鼻子眯在一起，像孩子一样手足无措，相对他高高的个子，很有魅力，他以身为客家人自豪，他的血脉中有着客家人心细如发、柔韧不舍的品性。被许多人视为“好汉子不愿干，赖汉子干不来”的编辑行当，还就是需要这样刚柔相济的兼才。

直接感受到伟经兄内心柔软的一面，是在他退休以后。退休时，伟经兄写了一篇《告别〈随笔〉》，灞桥折柳，别情依依，对于心血交投的《随笔》，他有太多割舍不下的感情。接下来几年，他携夫人多次赴上海、北京，看望《随笔》老作者，十多年的文字交往，作者成了朋友，这是做编辑最大的安慰吧。老黄夫妇到天津来，我陪同他们专程看望了孙犁。孙犁一直默默注视着《随笔》，以他的方式予以支持，在《我喜爱的一篇散文》中，孙犁开篇写道：“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晚七时，读一九八四年第六期《随笔》头条散文《配眼镜遭遇记》，赵大年作。”“这是一篇用现实主义手法写成的散文，我一口气读完，兴致很高，时时为其文字抒发之妙，哑然失笑。很久没有读到这样令人兴高采烈的文字了。”孙犁的文章针对“不少散文，缺乏现实主义精神”“有些作品虽然是记事写景，但因为作者的立意不妥，就使所记之事，所写之景，失去了本色本性”，提出“用现实主义的精神写散文，就是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写文章。实事，就是现实；求是，就是现实主义。生活自是生活，现实自是现实，粉饰不得，歪曲不得”。先生微言大义，借一篇散文撑起一面大旗，也是在为《随笔》的编刊精神张目。可以想见，伟经兄读到这篇文字，一定很兴奋。

1986年第1期《随笔》，刊载孙犁《善闇室纪年摘抄（1913—1936）》。先生寄稿从不考虑对方知名度，唯求发表快，故很少给刊期长的双月刊。我想这是伟经兄趁热打铁，向先生约来的。那段时间，孙犁刚刚住院做了手术，正在静养康复，谢绝会客，伟经兄远道来访，我提前打了招呼，先生破例表示欢迎，伟经兄说只坐十分钟吧，都是念旧的人，聊起来就忘了时间。孙犁说，《随笔》编得很好，每期来了都要放在近边，抽时间看，又说起赵大年那篇散文，希望《随笔》多刊载这样现实主义的作品，现在能看到的有内容，言之有物的散文随笔太少。“《随笔》的文章还都是‘合为时而作’的。”孙犁明于知人论世，对《随笔》这句评点，可谓深思熟虑的定评。伟经兄向孙犁一直以来的支持表示感谢，自己虽然退下来了，希望孙犁继续支持《随笔》。从孙犁家出来，夫妇俩直接奔火车站，他还要去北京看望老朋友。一个刊物形成自己的特色，须几代人不间断地努力，要有一以贯之的传统。念旧，应该是《随笔》的一个传统。前一段，电话里与姜德明先生聊天，他刚看完当期《随笔》，他告诉我，《随笔》从第一期开始，一直到现在，换了几任主编，每期都赠阅寄他，就因为创刊时想请茅盾先生题写刊名，投访无门，他从中做了引荐。这件小事，《随笔》一直记着。

伟经兄早年修俄文出身，偏爱屠格涅夫，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译屠格涅夫散文诗，“文革”前夕已全部译出初稿，十年浩劫中散失，又重新开始，1981年6月以《爱之路》为书名，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屠格涅夫八十二篇散文诗第一个中文全译本，首版印了三万六千册，转年重印，一时洛阳纸贵。我曾对伟经兄笑谈，你的《爱之路》起步太早了，否则我一定不会放过，再约译别家散文，他已专注于《随笔》无暇顾及，后来我退而求其次，希望他拿回《爱之路》著作权时，纳入“百花”版“世界散文名著丛书”。2006年，他与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十年合同到期，来信相告，惜我已退休，错过了合作机会，只好驰函致歉，请求原谅。伟经兄复了一封长信，颇动感情：“拙译屠氏散文诗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版以来，到1999年已先后五版十一次重印，累计印数约二十万册。老兄退休了，未能在贵社印行，没什么的。你不必要我‘原谅’。我不会忘记老兄对我编《随笔》时的关心与支持，不会忘记那次你领着我夫妇前去探望孙犁先生的情景。”

老黄接着谈到他的退休生活，“我向来有保存书信的习惯（虽经“文革”多次抄家，但至今不悔）。自1979年底以来，所有与我通信的《随笔》作者、作家及读者、友人的信札都留存着，一封不丢。我退休十四年，一是补读点书（越读越觉自己的无知、浅薄），另一就是整理很小一部分已谢世的老作家的书信。自2006年起，先后在《新文学史料》刊发了冰心、王西彦、萧乾、楼适夷、严文井等，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他们辞世致我的全部信札（较多信的萧乾，四十九封，较少信的冰心也有二十一封），以及应约为《南方日报·海风》，香港《大公报·大公园》，香港《镜报》、贵州《文史天地》等报刊撰文，有选择地录出发表了陈学昭、黄药眠、唐弢、端木蕻良、黎澍、杨沫、荒芜、吴祖光、汪曾祺等等的书简一两封至一二十封不等。这些已发表的老作家书信，的确如你信中说的，是一笔财富，一笔我以为（包含）很珍贵的史料的精神财富。”“我要整理的信，实在不少。已经去世的钱锺书、柯灵、程千帆、梅志等给我的大量信件（光钱锺书给我的就有近九十封），都一包包存放着，等待整理。望老兄告知你住家地址及电话，以便日后联系。”读着信我心里不断感慨，编辑工作竟有如此魅力。原以为伟经兄退下来可以重拾译笔，在俄文领域一展才华，没想他岗位离开，情结仍在，昔日师友们的遗泽成为心里一团火，自觉承担起整理、刊布职责，把自己的余年延续成“后编辑时代”。

编辑是个需要终生学习的职业。一日做编辑，无时不求知。我继伟经兄退休后，身不由己，步了他的后尘，我们之间共同语言更多，信件往来超过在职期间。老黄写信素来随性，笔意纵横，如见其人。最后一信不长，笔势越发恣肆，说了这样一段话：“退休十余年，最忙的还是补读书，一些书早就要读，延至退下来以后才可能捧读。我是少识寡闻，愈读愈觉自己的愚与无知也。”

人这一生，世事丛杂，有个简净自明的晚年并不容易。伟经兄做到了。我还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