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郑南川

吴秀峰：郑老师好！您曾将自己的诗歌创作描述为“自然写作”与“草根创作”，即注重书写日常生活，提倡语言表达通俗易懂。有学者认为，您的“草根创作”是对20世纪20至30年代蒙特利尔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以及兴起于1960年代温哥华的“蒂什”（TISH）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不自觉的回应，“并赋予其鲜活的时代特征，体现出华裔新移民在多元环境中的精神风貌”，您能否具体谈一谈您对加拿大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认识，以及它们对于包括您的作品在内的加拿大华文诗歌的影响？

郑南川：20世纪初期，加拿大诗人在法国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马拉美和魏尔伦等人影响下，形成了“蒙特利尔派”，开启了诗歌革命。时至20世纪中期，米隆和他的文学友人创建“六边形出版社”，对魁北克诗歌改革和民族意识的兴起起到关键作用。与此相对的是，法语诗歌创作更为大众化和民族化，从爱情、宗教、自然和艺术各方面，书写魁北克人内心世界的坎坷与情怀。总体而言，20世纪前中期的魁北克法语诗歌在题材上走向平民与世俗生活，注重描述街头普通人生活和生存环境，反映人们的精神与政治需求，具有独特的史诗特征。

有学者提出我的诗歌是“草根创作”，是“对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不自觉的回应”，对于这种观点，个人认为除与我在学习法语过程中大量阅读魁北克诗歌，并且受到吉尔·维尼奥等诗人启发有关外，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识：

其一是我对诗歌的理解。我之所以倡导诗歌写作应注重语言简单、形式大众化且通俗易懂，是因为我认为诗歌必须来自生活，而不是创造一些远离生活，连同自己都无法辨识的语言以蛊惑人心。在我看来，诗歌的文学性不在于语言、修辞与意象的罗联陈列，这只是形式的意义。诗歌的终极目标，是通过诗的形式表达出更深层次的精神内涵，表现诗人对生活的哲学思考。到目前为止，我共出版了6部诗集，在这些不断成长的创作经历中，我最深刻的感受是，诗歌必须蕴含人学的精神，揭示人性的本质与爱，表现“人”的哲学观。

其二是我的出国留学经历。在1988年出国留学后，随之而来的“新移民生活”让我开始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也使我第一次睁眼看世界。从个人感受来说，我对外面的世界根本不了解，更没有实际地接触过。因而，我的诗歌创作从一开始就表达着一种我对新世界的迷惑和探索，承载着人生悲切与欢乐的交织情绪。这一点与蒙特利尔现代诗歌运动的启蒙状态与形式很相似。

其三是我对魁北克文学与文化氛围的认同。我一直认为魁北克文学具有强烈的“草根性”，因为其大都是在描写城市的街头巷尾与平民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前面谈到的20世纪前中期的魁北克诗歌充满着悲切、挣扎与渴望，是因为此时的魁北克人正面临着对国家、民族与法裔文化的认同，而这些也是刚出国时的我所必须要面对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人生阅历的加深，这些年来我深切地感悟到，自己对于魁北克越来越具有认同感。我的诗歌，就是魁北克自然主义和草根色彩的表达。在我眼里，魁北克并不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但是，我们的文学却出奇的精彩，因为我们正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和风格走出家门。

吴秀峰：您不仅在诗歌与小说创作中关注“移民新生活”，还对文学史范畴中的加拿大移民文学很关心，曾提出“新加拿大人文学”的概念，以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移民文学。我想请您谈一谈这一概念产生的背景与理论内涵，以及华文文学在“新加拿大人文学”中的位置与意义。

郑南川：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移民文学出自移民之手，存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内容上涉及本土与移民生活本身，但又可能在思想上偏离本土文化精神，直接延续输出国的生活价值观和生活内涵。移民文学的这一概念让我意识到我们的很多移民写作者，没有从根本上置身于加拿大，视自我为加拿大人，真正书写我们在加拿大的命运。“新加拿大人文学”的概念，正是针对加拿大的新移民文学而提出的。它的主要特征表述如下：

首先是试图解决写作者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使其实现文化身份的本土化转变。这就要求写作者应具备“新加拿大人”的主人翁精神，放弃“外来人”情绪，站在加拿大人的位置上写作。

其次，若要实现作家身份及其创作的本土化，那么作家本人应有相当长的一段新加拿大生活的体验或经历，了解和认识加拿大新生活的基本特征和方式。简言之，作家自身对加拿大文化的感受，需要一个公正的理解的过程，而不是用自我文化的意识传统取代对现实的全部认识。

最后，加拿大华文文学和中国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应注意加拿大华文文学描写的是华人在加拿大的移民生活。这种生活具有加拿大特征，是加拿大文化的一部分，其文学书写与加拿大文学息息相关，而与中国本土文学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对于中国国内读者而言，这也是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

吴秀峰：尽管研究者们多强调您作品中表现出的对魁北克的归属感与文化身份认同意识，但是我注意到您在一次访谈中提到，您与魁北克华人作家们是用中国文化的遗产，在加拿大书写你们作为魁北克人的精神。请问在您看来，华文文学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而中华文化对于华文文学又有何意义？

郑南川：这个问题，对于一个华文作家来说，是最重要、最难，也是最应解决好的问题。我个人三十余年的出国经验证明，从你出生、读出第一个母语的句子开始，你的文化根基就注定伴随你的生命过程，影响你的一生。我与魁北克的华人作家们既是加拿大人的一分子，是多元文化的一分子，又是承载与传播中华文化的一分子。因此，虽然我们在作品中展示的生活场景属于加拿大，但是其中也包含中华文化的成分。更进一步地说，华文文学要表达的是中华文化与加拿大本土文化的不同之处。这是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的，且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以加拿大为例，中华文化对于华文文学的意义与作用在于：第一，从世界文学层面来说，实现不同文化特征文学的相遇与融合，是世界文学的最终目标。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本身就承担着这一责任。第二，对于拥有上百万中国人的加拿大而言，大中华文化是其无法分割的组成部分。这就促使加拿大需要有一个加拿大式的华文文学，真实地表达中国人及其所属的文明在这个国家的意义。第三，从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本土文学的关系来说，华文文学承担着怎样从中华文化的祖地文明与精神中汲取养分，从而创造和修改文学的命题。就此而言，加拿大多元文化中的中华元素也是加拿大文学天然的颜色与应有的成分。

吴秀峰：据我所知，您在坚持写作的同时，还长期从事华文文学的组织与实践活动，曾参与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的创建，并担任数届会长。在此期间，您多次发起举办全国性的华文文学活动，并积极促进中加两国作协的交流与合作。可以说，您为加拿大华文文学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作为魁北克乃至加拿大华文文学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您对于加拿大华文文学的未来发展有着怎样的期望？

郑南川：自1988年出国留学以后，由于人生道路的彻底改变，我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并且由此见证了加拿大华文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和过程。客观地说，加拿大华文文学的发展是比较艰难的，不仅面临着如何认识自身与如何创作等困境，还必须解决作家的个人生存、创业与文化认同等问题，具体经历了记忆文学、乡愁文学、中国文学的延续、移民式文学等等不同阶段。这么多年过去了，今天的世界已经融为一个“世界村”，加拿大华文文学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更为丰富多样。与此同时，中文已成为加拿大的第三大语言，甚至存在超越法语成为第二大语言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华文文学的意义与重要性不言而喻。可以说，加拿大华文文学正处于兴盛和大发展时期，不仅在加拿大文学史中占据显著位置，而且已成为北美乃至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力量。一个更成熟的、更富有活力的加拿大华文文学正在形成。

（吴秀峰系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