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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容海色本澄清”——苏东坡贬逐岭海
来源:《书屋》 | 郑培凯  2022年09月07日07:47
关键词:古典文学 苏轼

苏东坡晚年被流放在岭南的惠州及海南,长达七年之久。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他终于得到朝廷恩诏特赦,得以能够返回中原。他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五月中,与朋友一道参访以前常去的润州金山寺,在寺中见到李公麟为他画的一幅像,有感身世的颠沛流离,题了一首六言绝句: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诗中慨叹自己后半生正是可以建功立业的岁月,不幸身不由己,卷入了朝廷的派系斗争,最后连番遭到贬谪,在岭南地区度过了七个年头。现在虽然获得朝廷召回,甚至可能委以重任,作为经世济民的官员,怎奈心情已如槁木死灰,对世间的功业已经丧失了兴趣,对生命的意义产生了另类的理解。

离开金山寺不久,苏轼就病倒了,而且病得不轻,病情反复,逐渐加重,终于在两个月后溘然离世。他在金山寺写的六言绝句竟然成了诗谶,一生最后的时光居然落在无所作为的岭南岁月,似乎对国家大局无所贡献。

然而,一个人的生命意义并不限于政治上建功立业。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三不朽”之说,《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叔孙豹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孔颖达疏进一步解释,“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古人探讨“三不朽”,视野比较狭窄,论点基本立足在维系政权体系的行久致远,并未涉及对个人生命意义的探索,更没思考过文学艺术创作对人类文明的提升。苏轼在遭受贬谪期间,把他的聪明才智聚焦在诗书画之上,创作了大量诗文,书写了无数的书法艺术品,思考了人活一世的生命意义,为人类生存的幸福追求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苏轼贬谪岭南,时在绍圣元年(1094),正在定州知州任上,朝中党争又起,有御史借机攻击苏轼担任制诰学士之时语涉讥讪。朝廷先褫夺了他端明殿学士和翰林侍读学士的称号,后又连续下诏降级,一直贬谪到岭南。在放逐的路上,苏轼不断思考自己立身的言行是否端正,为什么会卷入朝廷的政治斗争,为什么接连遭受不公正的打击。自己一心为公,却一再遭到放逐,是否是不可避免的命运?贬谪岭南已经成为事实,自己该怎么办?在承受屈辱的环境下生活,生命的意义何在?他的这些内心思考,在困顿的环境中,借着诗歌的神思想象,触及了心灵深处最细微的情愫,让我们看到其光明磊落、风骨铮铮的人格。

他在翻越大庾岭进入岭南的时候,写了一首《过大庾岭》:“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仙人拊我顶,结发受长生。”诗中说的“一念”是佛家概念,意思是心中一动念,就不再清净,而失于尘世的污秽。然而,他自审身心,却通透明澈,清净光明,没有见不得人之处。生活在天地之间,他一身浩然正气,而且能够独立思考,毫不依傍任何世间权势,堂堂正正,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这首诗的末尾四句很有意思,是有文学典故的,前面出自白居易的诗句“可怜身与世,从此两相忘”,后面出自李白“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可以看出,苏轼浸润在文学传统中,不经意就流露出心灵中有着李白与白居易的影子,自己当然也就继承了文学的衣钵。

过了大庾岭,苏轼在韶州参拜了南华寺,写了《南华寺》一诗:“云何见祖师?要识本来面。亭亭塔中人,问我何所见。可怜明上座,万法了一电。饮水既自知,指月无复眩。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抠衣礼真相,感动泪雨霰。借师锡端泉,洗我绮语砚。”

南华寺是六祖慧能的道场、岭南佛学圣地,苏轼前来参拜,主要是因为他长期浸润佛学,希望从中得到生命的感悟。所以,诗一开头就自问自答,说为什么要来见禅宗祖师呢?是为了要见识自己的本来面目。佛塔中的慧能大师问,见到什么了吗?苏轼想到,当年道明禅师听说慧能得了秘传心法与衣钵,一路追踪到大庾岭。本有抢夺衣钵之意,见到六祖之后说:“我来求法,非为衣也。愿行者开示于我。”六祖就说:“不思善,不思恶,正恁么时,阿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据说道明禅师“当下大悟,遍体汗流”,说“某甲虽在黄梅随众,实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苏轼是修行人,知道自己内心的问题是“中间一念失”,因此堕落尘寰,经历毕生苦难。见到六祖慧能的真身,让他感激莫名,借此洗刷他引发无限烦恼的“绮语”之恶。

苏轼作为修行人,并不只是学佛,而是佛道兼修,也憧憬道家养生修炼之术,而且对内外丹都有兴趣。他在南下途中特意游历了道教第七洞天罗浮山的朱明洞,写了一首《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诗的前半段说:“人间有此白玉京,罗浮见日鸡一鸣。南楼未必齐日观,郁仪自欲朝朱明。东坡之师抱朴老,真契久已交前生。玉堂金马久流落,寸田尺宅今谁耕。”这首诗最有意思之处,是他自称师承抱朴子葛洪,在精神超升的修炼中,早就感到真正的投契。诗中特别提到的“郁仪”是《黄庭经》说的日神,而“朱明”指的是太阳,罗浮山中的朱明洞就是传说中的第七洞天。北宋流行的道教教理书《云笈七签》卷二十七《洞天福地》记载:“第七罗浮山洞,周回五百里,名曰朱明辉真之洞天。”也指明了朱明洞是太阳照耀的洞天福地,所以,苏轼前来此处观看日出,就不只是单纯地观赏自然美景,而是有着吸收日月精华精进自身修炼的意思。他特别指出,朝廷上风光的“玉堂金马”早已流落,现在需要努力的是回到自己的心田,修习道家的养生秘诀,躬耕《黄庭经》中说的“寸田尺宅可治生”。

绍圣元年的秋天,苏轼终于到达惠州。在十月二日到达之后,首先要写谢表,感谢朝廷不杀之恩。他在《到惠州谢表》中表明,知道朝中政敌对他的攻击,“群言交击,必将致之死亡”,感谢皇恩浩荡,“尚荷宽恩,止投荒服”。他在谢表中做了自我批评,不过还是感到放逐边荒,有点委屈:“但以瘴疠之地,魑魅为邻;衰疾交攻,无复首丘之望;精诚未泯,空余结草之忠。”看来是要葬身边荒,老死他乡,没法回到朝廷尽忠了。

出乎意料的是,苏轼初抵惠州,当地官民就热烈欢迎他的到来,让他感动莫名,写了《十月二日初到惠州》一诗,记录他仿佛进入桃花源似的梦境:“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岭南万户皆春色(岭南万户酒),会有幽人客寓公。”这里一连用了四个典故。“欣然鸡犬识新丰”,说的是汉高祖的父亲住在长安深宫中闷闷不乐,怀念故乡丰邑的浪荡生涯,于是高祖就仿照丰邑建了新丰,太上皇才住得高兴。《西京杂记》如此记载新丰:“既作新丰,并移旧社,衢巷栋宇,物色惟旧。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鸭于通涂,亦竟识其家。”苏轼恍恍惚惚,像做梦一样,觉得以前来过惠州,吏民父老相携出来欢迎,都是昔日旧识。这就让他联想远离故国的苏武与管宁,不管是漠北还是辽东,异乡似乎也成了家乡。他用的今典,是当地出产的岭南万户酒,使他在幽居的情况下,过得像寓公一样舒适。

惠州的官民对苏轼前来提供了极为优渥的生活条件,把他安置在宾馆合江楼。他在合江楼住得十分满意,曾写《寓居合江楼》一诗,描述合江楼在惠州东、西二江汇流之处,观海看山,风景优美:“海山葱昽气佳哉,二江合处朱楼开。蓬莱方丈应不远,肯为苏子浮江来。江风初凉睡正美,楼上啼鸦呼我起。我今身世两相违,西流白日东流水。楼中老人日清新,天上岂有痴仙人。三山咫尺不归去,一杯付与罗浮春(予家酿酒名罗浮春)。”经过了长期跋涉奔波,从河北定州一路来到惠州,得到这么好的待遇,好像是天上仙人安排,把蓬莱仙境移来此地,让我享受一杯罗浮春好酒,惬意万分。

苏轼后来在卜居白鹤峰之时,写了一首《迁居》,有引:“吾绍圣元年十月二日至惠州,寓居合江楼,是月十八日迁于嘉祐寺。二年三月十九日复迁于合江楼,三年四月二十日复归于嘉祐寺。时方卜筑白鹤峰之上,新居成,庶几其少安乎?”所以,我们非常清楚他在惠州居住与搬迁的情况,两三年内在合江楼与嘉祐寺之间搬来搬去,直到他自己在白鹤峰建筑新居,有了自己休养生息的安乐居。他初到就能住进官府的招待所合江楼,可见惠州太守方南圭对他的特殊照顾。半个月后,搬到嘉祐寺居住,有点像他十五年前贬谪黄州借住定惠院的景况。他住的嘉祐寺有个松风亭,附近的梅花盛开,不禁让他想起当年冒雪赶赴黄州,在春风岭看到梅花绽放,给他生命复苏的启示。这次贬逐岭南,看到梅花盛开,好像旧事重演,不禁写下《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余昔赴黄州,春风岭上见梅花,有两绝句。明年正月,往岐亭道上赋诗云: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岂知流落复相见,蛮风蜑雨愁黄昏。长条半落荔支浦,卧树独秀桄榔园。岂惟幽光留夜色,直恐冷艳排冬温。松风亭下荆棘里,两株玉蕊明朝暾。海南仙云娇堕砌,月下缟衣来扣门。酒醒梦觉起绕树,妙意有在终无言。先生独饮勿叹息,幸有落月窥清樽。”

虽然梅花盛开依旧,但周遭的风景却变化很大,在“蛮风蜑雨愁黄昏”的情景中,看到的是荔枝浦,是桄榔园,是与中原完全不同的岭南风光。倒是“松风亭下荆棘里”绽放了两株玉蕊梅花,与当年他在关山路上见到的“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间”,给予他无限生命萌发的欣慰,今昔呼应,好像时光重叠了,也振奋了他的心情。

惠州冬天的梅花绽放,显然萦绕在苏轼心中,久久不去,所以他自己和了一首《再用前韵》,前半段说:“罗浮山下梅花村,玉雪为骨冰为魂。纷纷初疑月挂树,耿耿独与参横昏。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鹤栖荒园。天香国艳肯相顾,知我酒熟诗清温。”虽然孤独的感觉再次降临,像罹病的仙鹤栖息在荒废的庭园,好在天香国色的梅花肯来照顾诗人,让他感到无限温暖。和了一首还不够,等到花落的时候,再用前韵,写了《花落复次前韵》:“玉妃谪堕烟雨村,先生作诗与招魂。人间草木非我对,奔月偶桂成幽昏。暗香入户寻短梦,青子缀枝留小园。披衣连夜唤客饮,雪肤满地聊相温。松明照坐愁不睡,井花入腹清而暾。先生年来六十化,道眼已入不二门。多情好事余习气,惜花未忍都无言。留连一物吾过矣,笑领百罚空罍樽。”诗句体现了诗人咏梅的深情,以拟人化的想象,把落花坠地比作天上玉妃谪落世间,与放逐的诗人作伴。苏轼感慨自己年已六旬,应该体会了悟道的不二法门,然而还是残余着“多情好事”的习气,流连于花落的伤感,伤春悲秋,未能超脱世情。自己也觉得好笑,应该罚喝一百杯酒。苏轼在惠州一连写了三首咏梅诗,让我们看到他内心郁结的幽情,借着他与梅花相看两不厌的精神互动,延续了贬谪黄州时咏梅的体悟,阐释如何在困顿之中,依然可以通过审美的升华,超脱世情的纠结与困扰。

苏轼住在嘉祐寺期间,有时在松风亭下散步,对生命的追求有了新的体会。他的《记游松风亭》一文说:“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床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人生旅途,奋力向前,体力不支,走不动了,怎么办?早先预设的目的,眼看是达不到了,怎么办?他突然灵思一动,想通了,“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什么样的灾祸没经历过,什么打击没承受过,生老病死不是人生必经的道路吗?放逐岭南,老死他乡,也就认了,想通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苏轼在惠州生活得相对平静,惠州太守与邻近的循州太守都对他体贴照顾,一些简单的生活乐趣也能让他摆脱流放的孤寂。他一向贪吃,岭南水果中出类拔萃的荔枝让他十分惊艳。他在惠州第二年初夏第一次吃到荔枝,写了《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感叹世间竟然有如此美味,不知世上还有什么水果可以媲美,最后居然说,只有江瑶柱与河豚鱼可与荔枝并列,属于美味的最高等级:“南村诸杨北村卢(谓杨梅、卢橘也),白华青叶冬不枯。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子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不知天公有意无,遣此尤物生海隅。云山得伴松桧老,霜雪自困楂梨粗。先生洗盏酌桂醑,冰盘荐此赪虬珠。似开江鳐斫玉柱,更洗河豚烹腹腴(予尝谓,荔支厚味,高格两绝,果中无比,惟江鳐柱、河豚鱼近之耳)。我生涉世本为口,一官久已轻莼鲈。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

苏轼由荔枝美味联想到古来荔枝入贡的奢侈与劳民伤财,写了《荔支叹》,不但批评朝廷不体恤民瘼,也批评官吏的献媚争宠:“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阮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支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不过,生活在岭南,吃吃荔枝只是品尝土产,与骄奢淫侈扯不上关系,所以,吃不到江南的莼鲈,吃点荔枝,也是无可厚非的。他写的《食荔支二首》其二:“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支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就表明了有荔枝吃,即使是贬谪放逐,也实在生活得不错。

这段宁静的惠州生活当然也难以避免生命的风雨,侍妾朝云于绍圣三年(1096)夏天病逝,让苏轼伤心逾恒,写了无数诗文悼念。他经营了许久的新居建在白鹤峰上,在朝云逝世半年后终于完工,有了安居的住所,让他流离失所的放逐生活告一段落。他写了《纵笔》一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俗语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正当他想要安安稳稳度过晚年之时,掌控朝廷的宰相章惇又出了新花样,再度贬逐苏轼到海南,不让他在惠州过上安稳日子。据曾季狸《艇斋诗话》说:“东坡《海外上梁文口号》云:‘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章子厚见之,遂再贬儋耳,以为安稳,故再迁也。”这个章惇是苏轼的老友,也是政坛上的死对头,曾经在乌台诗狱之时为苏轼缓颊,救他一命,可又在执行新法的党派斗争中党同伐异,屡次痛下重拳,毫不手软。他听说贬谪惠州的苏轼吃着荔枝,在小阁藤床上美美地春睡,过着安稳日子,就下令再贬苏轼到海南蛮荒之地。于是,苏轼在岭南的安稳日子忽然中止,于绍圣四年(1097)初夏,再度踏上了放逐的旅途,冒着风涛渡过琼州海峡,往海南岛的昌化军(儋州)而去。

苏轼在绍圣四年放逐海南的途中,知道弟弟苏辙也遭到贬谪,流放到雷州,于是赶着前去相会,写了《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说到兄弟两人虽然都遭到贬谪,好在一在海南,一在雷州,隔海相望,虽然不能聚首,但相隔不是太远,也算是圣上的恩典。接着就感叹自己流放海外,恐怕要认异乡海南作家乡了:“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他以箕子自比,强调一身承载道德文章,充满了信心,期盼是要在将来的地理志留下一笔的。

年老力衰的苏轼从琼州登岸,乘滑竿类的肩舆前往儋州,途中遇到一场急雨,写了首诗,想到自己远离中原,来到四面环水的海南岛,在茫茫天地间,何去何从?他心中浮现了《庄子·秋水》篇说的天地之大,中国也不过是太仓中的一颗米粒,想象开始遨游天际:“四州环一岛,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眇观大瀛海,坐咏谈天翁。茫茫太仓中,一米谁雌雄。幽怀忽破散,永啸来天风。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安知非群仙,钧天宴未终。喜我归有期,举酒属青童。急雨岂无意,催诗走群龙。梦云忽变色,笑电亦改容。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

行走在海南岛的西北半湾,狂风骤雨不期而至,声震山谷,是不是天上群仙聚会,正在天庭笙歌欢宴呢?苏轼自问自答,想的是群仙派遣了群龙降雨,催他写诗,以致风云变色,天光电闪,或许自己也因此登录仙籍,归乡有期。纪昀特别欣赏这首诗,评论说:“以杳冥诡异之词,抒雄阔奇伟之气,而不露圭角,不使粗豪,故为上乘。”到了儋州之后不久,趁着酒兴,他挥毫写了《试笔自书》,再次想到生存在海岛上的人间处境,从天地久远的角度来看,自己不啻蝼蚁一般,实在是有点诡异而且尴尬:“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之中,九州岛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为一笑。戊寅九月十二日,与客饮薄酒小醉,信笔书此纸。”苏轼能够自嘲,反映了他旷达宏阔的超越思想,清楚体会,人在天地之中,其实是相当渺小的存在,不应当囿于贫困的自我中心,要开放想象的空间,才能有所超脱。

到达儋州,诗人的想象必须面对现实,他照例报告朝廷,向皇帝谢恩,写了《到昌化军谢表》,清楚感到,这一次必定是要客死异乡了,“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余责”。此时的苏轼已经年逾六旬,身体多病,患有痔疮,流亡到天地的尽头,穷途末路,实在不知是否还能生还故土,所以也不必遮掩,向朝廷诉说了他凄凉的处境:“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外,宁许生还?”

苏轼在儋州住了下来,感到海南气候过于卑湿,不适合人居住。他在《书海南风土》一文信手写下他的初步印象:

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颇有老人,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吾尝湛然无思,寓此觉于物表,使折胶之寒,无所施其冽,流金之暑,无所措其毒,百余岁岂足道哉!彼愚老人者,初不知此特如蚕鼠生于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温,一吸之凉,相续无有间断,虽长生可也。庄子曰:“天之穿之,日夜无隙,人则固塞其窦。”岂不然哉。九月二十七日,秋霖雨不止,顾视帏帐,有白蚁升余,皆已腐烂,感叹不已。信手书。时戊寅岁也。

虽然风土气候不宜人居,但儋州却有许多活到百岁的老人,耄耋、期颐之龄并不少见。苏轼不禁感慨生死有命,寿夭无定,只要心理健康,任何环境都可长生。不过,秋雨连绵不断,到处都是白蚁,还是令人感叹不已。

苏轼初到儋州,感到前途茫茫,曾到天庆观去求签。在《书北极灵签》一文中说:“东坡居士迁于海南,忧患不已,戊寅九月晦,游天庆观,谒北极真圣,探灵签,以决余生之祸福吉凶。其词曰:‘道以信为合,法以智为先。二者不相离,寿命已得延。’览之悚然,若有所得,敬书而藏之,以无忘信道、法智二者不相离之意。”戊寅九月晦,是元符元年(1098)九月三十日,抽到的这支签,是带有善导意味的中上签,让苏轼悚然一惊,心有所悟,只要“无忘信道、法智二者不相离”,寿命就得以延长。也就是,活着,就要坚守自己的信念,还得善于发挥自己的智慧,自求多福。

苏轼在儋州生活安定下来,结交了不少当地士民,也逐渐接受了周遭的生活环境。第二年的上元夜,他与当地的老书生夜游城厢,心情欢畅,写下《书上元夜游》一文:

己卯上元,予在儋州,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西城,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沽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过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

夜游的心情不只是欢畅,更重要的是怡然自得,穿街走巷,像是回到了熟悉的故里。这种心情带他回到了第一次遭到贬谪的黄州,从惶惑孤独逐渐融入当地生活,适应了老百姓习惯的生命律动。他在黄州写过《定风波》一词,下半阕是:“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写的是不怕风雨来袭,自己照样我行我素,吟啸徐行,迎着风雨向前,“一蓑烟雨任平生”,天总会放晴的。他此时在儋州,逐渐适应放逐蛮荒的处境,祛除了内心深处的死亡阴影,睡觉也睡得安稳,写了一首《独觉》,后半段是:“浮空眼缬散云霞,无数心花发桃李。翛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结尾两句,居然与《定风波》的结尾一模一样,也反映了心境的重合。

儋州的地方官是昌化军军使张中,对苏轼十分照顾,派了兵役修理官家的驿站,解决苏轼的居住问题。然而,重新掌权的新党人士吕升卿(吕惠卿的弟弟)一心想置苏轼苏辙兄弟于死地,在绍圣五年(1098)三月派了董必察访岭南,打击苏轼及其同遭放逐的亲友,并且肃清当地照顾他们的地方官。施宿《东坡先生年谱》记载:“初,朝廷遣吕升卿、董必察访广东、西,谋尽杀元祐党人。曾布争于上,以升卿与二苏有切骨之怨,不可遣,乃罢。升卿犹遣必使广西。时先生在儋,僦官舍数椽以居止,必遣人逐出。遂买地城南,为屋五间,士人畚土运甓以助之。屋成居其下,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处之泰然,无迁谪意。”苏轼好端端住在为他修缮的伦江驿,硬是被扫地出门,在风雨中露宿。为他安排居所的张中也遭到弹劾,贬为雷州地方的监司,目的是不让他留在儋州继续优容苏轼。

苏轼流放海南期间,不断传来谣言,有的说他成仙了,有的说他死了,让他颇为感慨。当年他谪居黄州时,也有类似的传言,甚至把他的“死讯”传到了皇帝耳中。《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二神宗元丰七年就有记载:“前此,京师盛传轼已白日仙去,上对左丞蒲宗孟嗟惜久之。”何薳《春渚纪闻》卷六《裕陵惜人才》记录得更为详细:“公在黄州,都下忽盛传公病殁。裕陵以问蒲宗孟,宗孟奏曰:‘日来外间似有此语,然亦未知的实。’裕陵将进食,因叹息再三,曰:‘才难。’遂辍饭而起,意甚不怿。”蒲宗孟与苏轼有亲戚关系,所以这段故事,苏轼也曾听闻,这次京师又盛传他得道升天,不禁有感,在元符三年(1100)三月写了《书谤》一文:

吾昔谪居黄州,曾子固(曾巩)居忧临川,死焉。人有妄传吾与子固同日化去,如李贺长吉死时事,以上帝召也。时先帝亦闻其语,以问蜀人蒲宗孟,且有叹息语。今谪海南,又有传吾得道,乘小舟入海,不复返者。京师皆云。儿子书来言之。今日有从广州来者,云:“太守柯述言,吾在儋耳,一日忽失去,独道服在耳,盖上宾也。”

苏轼贬逐海南,显然牵动了许多人的关怀,不但京师盛传,连他的朋友广州太守柯述近在岭南,都以为他羽化升仙了,实在是个有趣的现象。

《诗经》是苏轼非常熟悉的经典,几乎可以倒背如流。他流放在岭南的日子,心中大概会浮现《邶风·终风》的诗句:“终风且暴,顾我则笑,谑浪笑敖,中心是悼。终风且霾,惠然肯来,莫往莫来,悠悠我思。终风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愿言则嚏。曀曀其阴,虺虺其雷,寤言不寐,愿言则怀。”中国文学的香草美人传统,以君王为臣下的良人,是读书人最深刻的烙印,也是苏轼挥之不去的梦魇。天子坐在金銮殿上,对待臣子有如侍妾,时而调笑,时而虐待,时而惠顾,时而冷落,时而如狂风暴雨,时而如雷声滚滚,就是苏轼一生官场起伏的写照。好在终风也有终止的时候,就像《定风波》序中说的“已而遂晴”,到了元符三年哲宗皇帝逝世,徽宗皇帝登基,不久大赦天下,恩诏苏轼移居廉州(今广西合浦),贬逐的命运因此终告结束。

苏轼离开居住了多年的儋州,显得有点依依不舍,写了《别海南黎民表》一诗:“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突然觉得自己是海南的居民了,也是东坡“多情好事”的积习,此次离开海南,不再回来,实在有点舍不得。他六月离开儋州,渡过琼州海峡,到雷州半岛徐闻与弟子兼好友秦观相会,在澄迈驿渡口写了告别海南岛的《澄迈驿通潮阁二首》:“倦客愁闻归路遥,眼明飞阁俯长桥。贪看白鹭横秋浦,不觉青林没晚潮。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

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特别指出这最后一句,“其语倔奇,盖得意也”。解读得很好,点出了苏轼怀念中原的心情。看到远处可望而不可即的大陆,隔着汹涌的波涛,青山杳杳细如一发,现在终于可以返回了。

他在六月二十日夜里渡海,写了《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一诗,展露了他愉快的心境:“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这首诗不但显示了北归的兴奋心情,还表明他九死不悔的信念,相信自己思想言行的正确,光明正大。在云散月明之时,就可看到天容海色的澄澈,从来如此。诗中举出的两个典故,一是孔夫子乘桴浮于海,二是轩辕黄帝奏乐钧天,显示了他人生境界已经大为提升。诗情旷达豪放,反映了他坚守道德底线,忍辱负重,终能超越狭隘的小我,体会仁人志士的襟怀。

苏轼北归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还得从雷州跋涉到廉州。途中宿于兴廉村的净行院,不巧就碰上了夏季的淫雨,道路阻绝,让他倍感挫折。在《书合浦舟行》一文中,他感叹自己命运不济,人生路途总是遭遇困蹇屯邅,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予自海康适合浦,遭连日大雨,桥梁尽坏,水无津涯。自兴廉村净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闻自此以西皆涨水,无复桥船。或劝乘蜑舟并海即白石。是日,六月晦,无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疏星满天。起坐四顾,太息曰:“吾何数乘此险也!已济徐闻,复厄于此乎?”过子在傍鼾睡,呼不应。所撰《易》《书》《论语》皆以自随,世未有别本。抚之而叹曰:“天未丧斯文,吾辈必济!”已而果然。七月四日合浦记。时元符三年也。

他发出的感叹颇似《论语·子罕》记载的孔子被围困在匡地,对天浩叹:“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他坚信自己是承继斯文的信使,上天一定会指点迷津,让他走出困厄。而事实也证明如此。

从廉州北上,苏轼一路经过广州、英州、韶州、南雄,在建中靖国元年正月到了大庾岭。曾敏行《独醒杂志》记载:“东坡北归至岭下,偶肩舆折杠,求竹于龙光寺。僧惠两大竿,且延东坡饭。时寺无主僧,州郡方令往南华招请。未至,公遂留诗以寄之。”这首诗就是《赠龙光长老》:“斫得龙光竹两竿,持归岭北万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苏轼将过大庾岭,把七年的岭南苦难生活抛到身后,心情十分舒畅,开开心心,打起了禅语,留给即将担任龙光寺长老的南华寺珪首座,“以为他时语录中第一问”。王十朋《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引赵次公说:“此诗因竹以寓禅也。”谭元春在《东坡诗选》中评说:“全是宗语,不必作诗看。”其实,这只说了这首诗作为禅学偈语的一面,没看到东坡心情欢畅,有感于过岭北归,那种不可遏抑的兴奋。龙光寺的竹竿到了岭北,作为传布曹溪禅学的象征,会让江西西江(章江)十八滩的溪水都涌涨起来,让禅学昌盛。更重要的是,从苏轼的内心感受而言,龙光寺的竹竿象征着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北归,他岭南的人生经历,为世人带来了生命意义的启发。

过大庾岭北归,对苏轼的人生历程来说,当然有极其重大的象征意义,他写了许多诗篇抒发内心的感触,其中最脍炙人口的就是《赠岭上老人》。《独醒杂志》卷二记载:

东坡还至庾岭上,少憩村店。有一老翁出,问从者曰:“官为谁?”曰:“苏尚书。”翁曰:“是苏子瞻欤?”曰:“是也。”乃前揖坡曰:“我闻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归,是天祐善人也。”东坡笑而谢之,因题一诗于壁间云:“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夹道手亲栽。问翁大庾岭头往,曾见南迁几个回。”

这最后一句,是诗眼,是关键所在,“曾见南迁几个回”?翻过大庾岭,到了岭南之后,有几个人可以北归?苏轼心底立刻浮现的应该是韩愈,是被他誉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文公。不过韩愈在岭南只停留了一年,而苏轼则是整整七年之久,历尽沧桑。南迁北归,在苏轼的生命历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也展示了他对生命意义的诠释。

苏轼贬谪岭南七载,九死而未悔,承受各种打击与屈辱,从来没有向奸邪权贵低头,也总是有地方吏民帮助他渡过难关。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支撑着他,使他永远不忘初心?是什么样的文化底蕴培育着他,让他永远保持乐观向上?是什么样的修持保持他品格的精进,让他达到性情豁达与心灵感悟的升华?从他在岭南书写的诗文,我们看到,他也有失望与挫折的时候,也曾面临彷徨迷惘的歧途,但是,他善于汲取儒、释、道中光明开朗的启示,配合天生善良的性格,总是能够超越狭隘的私欲,成就海阔天空的理想追求,完成光风霁月的人格。在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历程中,苏轼贬逐岭南,是他个人的灾难,却给后人提供了照亮暗夜的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