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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治安先生主编《高亨著作集林》二三事
来源:中华读书报 | 马庆洲  2022年09月07日07:47

20世纪50年代末,董治安先生(左)与高亨先生(中)在一起

转眼,董老师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十年来,董老师的音容笑貌时常浮在眼前,仿佛不曾远去;董老师的谆谆教诲也言犹在耳,历久弥新。董老师仙逝后,我虽然也写了几篇小文,抒发心中的哀痛和思念,但其时心绪难平,且年纪相对较轻,对老师为人为学的理解,不免还很肤浅。而今,年齿加长,董老师在我心中的形象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丰满,再回想老师当日的言行举止,更深深地感到,董老师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确有古君子之风,是真正的学者,是吾辈最可亲近的学习榜样。

在董老师身边的20余年时间里,无论是学业还是生活,都得到过老师的悉心关怀和指点,学到很多读书、做人的道理,有无数美好的记忆。篇幅所限,这里仅回顾一下《高亨著作集林》出版过程中感触最深的片段,作为对老师的一份怀念。

董老师的欣慰与遗憾

2001年夏天,我到清华大学出版社工作。工作伊始,很想做几个大部头的书,自己所学为古典文学,自然而然地便想到清华国学院,想到国学院师生那些不朽的著作。2001年11月8日,董老师来京开会,参加高校古委会项目评审,住北大勺园6号楼。晚九时,我前往拜望,话间我提起有意出版高亨先生文集事。当时,董老师还是有些犹豫,并没有立即表态。主要顾虑是,高先生的著作出版时间跨度大,版权相对复杂。但董老师也一再说,“做起来倒是一个很好的东西”,“高先生有17本书呢”,同时还提到手头有在日本发现的高先生的《庄子今笺》一书,这是以前未见过的。

事实上,董老师回济南后即着手准备工作,对高先生著作的版权做了一些调查,也征询高先生家属的意见并得到支持。一周之后,董老师打电话给我,告知相关情况,说可以做起来了。此后,董老师便正式开始了高先生文集汇纂的工作,从搜集底本,到处理版权,再做文字的处理等,事无巨细,都亲力亲为。由于所收著作底本有繁体、有简体,且都是重新录入,编校工作量非常大,董老师组织王承略、刘心明、刘保贞等七八人成立“编辑校对组”,保证了工作的进度和文集的质量。董老师对所收著作个别文字的修订或技术上的处理,如异体字的处理等,都逐一把关,做最终裁定。董老师还撰写了全书的《编纂说明》和每书的《题解》,这些文字虽不算长,但尺幅千里,更需大匠运斤,颇耗心力。

对于书名,董老师也颇费了一番思量。2002年3月31日下午,我和承略兄一起到董老师家中讨论文集的编辑事宜,谈到书名时,董师认为“文集”用得太多、太滥,此次结集,只收高先生的学术类著作,最好叫“集林”。在董老师看来,王国维先生有《观堂集林》,高先生的文集也以“集林”为名,可以体现一种学术的传承。

《集林》前期编校工作耗时两年多,每种书都反复校对了三四遍。直到付印前不久,董师还放心不下,2004年12月底,藉到北大古委会开会之便,着我把《集林》封面小样及文前页等送过去,还要再看一下。在紧张的会议期间,董老师审核了这些样张,纠正了几处错误。

经过三年艰苦的努力,编辑工作基本告竣,很快就可付梓了。2005年2月13日,是正月初五,我去董老师家中拜年,汇报了《集林》的出版进度,并感慨说:“书出来就完成任务了!”董老师闻言则道:“尽人事,听天命!”事后,我想董老师是让我思想上放松一点,不要把事情变成负担吧。

2005年春夏之际,十卷本《高亨著作集林》终于印制完工。随后,我又商请董老师举办一个《集林》的出版研讨会。董老师对会议名称、时间、参会人员等,做了精心的考虑和指导。2005年6月20日,清华大学出版社与山大文学院、儒学高等研究院在清华举行了“《高亨著作集林》出版暨学术座谈会”,除山大老师外,庞朴、李学勤、安平秋、葛兆光等诸多著名学者出席,汤一介先生发来书面发言。会上,董师不无动情地说:“如今,皇皇十卷、堪称精美的《高亨著作集林》得以在清华大学出版社隆重出版,可以说圆了我一个多年的梦。”此话从向来谨言慎辞的董老师口中说出,我感到很不寻常,分量极重,闻听之下的震动,今日依然记忆犹新。毫无疑问,把高先生的著作结集出版,是董老师深藏已久的心愿。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集林》没有收录《古字通假会典》,而只作“存目”处理。这完全是由于我当时的畏难情绪所致。《古字通假会典》是高深的专业工具书,涉及很多僻字,当时排版技术不够完善,清华社又非专业古籍社,自忖难以驾驭,所以我自作主张,没有纳入这本书。当时,董老师也没有说什么,但在后来的聊天中,董老师还是提到,《集林》没有收录《古字通假会典》,多少还是有些遗憾。每每念及此事,我便后悔不已,至今难以释怀。

鉴于《集林》部头较大,为方便读者购买、使用,后来,我又以“高亨著作丛刊”之名,将高先生著作单行出版。这件事也得到董老师的大力支持。尤其难忘的是,2011年11月10日,董师给我打电话,欣喜地告知,又发现几种高亨先生手稿,较有价值,商量可否纳入其中出版。其时“子海工程”正在进行中,这几种书便作为《子海特辑》以《高亨子学研究未刊稿》之名在凤凰出版社出版了。从这些事中,我也亲身感受到董老师对高先生著作的珍视,哪怕片言只语,也视若拱璧,想办法使其集为一编,化身千百,以免再有遗珠之憾。

董老师与高先生的师生情,已广为人知,成为学界佳话。董老师对高先生文字的珍视、对高先生文集倾注的心血,算是他们之间师生情笃的又一佐证吧。

一语之中见“分寸”

凡是真正受过董老师教诲的学生,大概都不会忘记“分寸感”这个词。王洲明老师在纪念董老师的文章中,就特别提到董老师的话——“任何研究所得出的结论都要有分寸感”,并总结说:“通过自己多少年来的研究实践才逐渐地体会到,从某种意义上说,追求分寸就是追求严谨,也就是追求学术研究的那种科学性。”(《厚积薄发 宏阔严谨——试论董治安先生的治学风格和特点》,载《文史哲》,2013年第6期)

董老师给予我的教导中,最令我难忘而且一直奉为信条的,也是“分寸感”这个三字箴言。要把握好分寸,把话说到位,不说过头话,这是董老师在指导我们写作时经常强调的一点。其实,这又何尝不是做人的原则呢? 在编辑高先生文集的过程中,董老师在如何给高先生冠衔的问题上,给我上了一堂“分寸感”的现场课。《集林》附有一篇《高亨先生传略》,文中需要给高先生“戴帽”,董老师为此颇费了一番思量。一来高先生是学术上的大家,学界有公论。二来作为高先生的学术继承人,董老师又不愿有借师自重之嫌。所以,寥寥数字,董老师反复考虑,沉吟再三,最后只称高先生为“我国国学研究与古文献整理的著名学者”。在审阅我所撰《集林》相关宣传材料时,董老师也定调,称高先生为“著名文史研究专家”。这与时下动辄“大师”帽子乱飞的浮躁现象,形成鲜明对比,高下立判。

董老师远去,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和回想。在老师化鹤十周年的日子里,我想用一句话来表达对老师深深的敬意和绵绵的思念:董老师,您的儒风道骨,您的君子风范,是我终身步趋的楷模,虽不能至,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