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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是怎样创作电影剧本《祝福》的
来源:中华读书报 | 葛涛  2022年09月01日08:02

笔者在许广平捐献给北京鲁迅博物馆的文献中见到夏衍在1955年12月28日致许广平的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是用蓝色字体打印在带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公用笺”抬头的信笺上,但是信的开头“许广平”和信的结尾署名“夏衍”,均是夏衍手写的。查阅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夏衍全集》,发现这封信没有被收入,在此将该信的内容介绍如下:

许广平同志:

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电影局拟拍摄一部鲁迅作品改编的电影,我在今年七月完成了改编工作,经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提了一些意见,九月间又作了一次修改,十月间经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及陈荒煤、蔡楚生同志提了一些意见,再由此片导演桑弧同志在分镜头剧本中作了一些修改,现将综合意见及文学剧本送上,请赐审阅并尽速提示意见,以便再作修改,因该片准备二月间开拍,故盼能在一月十日以前收到您的意见。

对电影文学剧本《祝福》的意见:

(一)在处理上,要注意不要把全剧的基调完全写得很悲惨黯淡,也要适当采用抒情的手法,渲染祖国的美丽山河,以传达原著的乡土色彩,并且可以增加影片的色彩。(我们祖国大好河山是美丽的,但由于封建压迫,祥林嫂的命运是悲惨的。)

(二)主要人物祥林嫂的发展缺少起伏,要用适当浓厚的笔触描写她和贺老六结婚后的一段比较幸福美满的生活,使全剧低沉的调子有所起伏,也会使人物的命运发展更加使人同情。(此点在分镜头剧本中已作了若干修改。)

(三)结尾似嫌灰暗,不够有力,要设法使它昂扬起来,不要造成过于压抑的感觉。可考虑在音乐及画面上明朗的自然环境方面作些设计。

(四)那些属于祥林嫂同阶层的人物,要适当点染劳动人民的阶级同情,不要使观众感到她周围所有的人都是那么冷酷无情。

(五)原著中祥林嫂和“我”的对话部分是相当重要的,可考虑采用适当的办法,将这一节问话编进情节中去。

夏衍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廿八日

目前尚不清楚许广平在收到夏衍的这封来信之后是否回信谈了对电影剧本《祝福》的修改意见。另外,从夏衍的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夏衍修改电影剧本《祝福》的过程:1955年7月份(按:从剧本结尾署明的时间“1955年6月”可以看出剧本实际上是在1955年6月完成初稿的。而夏衍在1955年8月从上海调到北京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工作),夏衍完成了电影剧本《祝福》的初稿;9月份,夏衍在听取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的意见之后对剧本作了一次修改,这一稿可以说电影剧本《祝福》的二稿;10月,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及陈荒煤、蔡楚生对电影剧本《祝福》提出了一些意见,导演桑弧在编制分镜头剧本中也对电影剧本《祝福》作了一些修改;12月28日,夏衍特地致信许广平转告了北京电影界人士的意见,并请许广平对电影剧本《祝福》提出修改意见;1956年1月,夏衍准备在吸收上述人士的意见和许广平的意见之后完成对电影剧本《祝福》的最后修改并定稿,这一稿可以说是电影剧本《祝福》的三稿。

电影《祝福》的拍摄过程也比较曲折。1955年2月,上海电影制片厂请夏衍把鲁迅的小说《祝福》改编成电影剧本,并物色好该片的导演和主要演员,决定由著名导演桑弧担任导演,著名演员白杨饰演祥林嫂,魏鹤龄饰演贺老六。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时准备把《祝福》拍摄成黑白故事片。后来国家有关部门要求上海电影制片厂把这部影片的拍摄工作移交给北京电影制片厂,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刚从苏联培训回来的技术团队接手把这部电影拍摄成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以此作为国家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的重要活动之一。为了拍摄工作的顺利,北京电影制片厂借用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桑弧和演员白杨、魏鹤龄。桑弧编制的电影《祝福》的分镜头剧本的封面上印有“上海电影制片厂,1955年12月16日”等文字,结合夏衍在1955年12月28日致许广平的这封书信的内容来看,夏衍当时还没有完成电影剧本《祝福》的三稿,由此可以看出桑弧编制的这本电影《祝福》的分镜头剧本应当是在夏衍改编的电影剧本《祝福》的二稿的基础上完成的。另外,据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回忆:“导演分镜头剧本厂里讨论通过,夏衍在分镜头剧本上作了些修改,批注了一些意见,厂里存有资料。”(汪林立主编《红色电影事业家汪洋》,中国电影出版社2016年出版,第255页)。

北京电影制片厂准备在绍兴拍摄这部影片,但是在拍摄期间遭遇了绵延两个多月的阴雨天气,为了赶在鲁迅逝世20周年的纪念日之前完成影片的拍摄工作,最后决定在杭州物色外景拍摄鲁镇的场景,在北京郊区的玉泉山搭建绍兴的水乡场景,在十三陵搭建贺老六家的场景,继续进行拍摄。1956年10月19日,文化部在北京的首都剧院隆重举行了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祝福》的首映式,该片的上映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仅在北京地区的甲级电影院就连映了55天,放映的场次有370多场。1956年10月28日出版的《中国电影》杂志创刊号上的“纪念鲁迅”专栏刊登了夏衍创作的电影剧本《祝福》。电影《祝福》的上映和电影剧本《祝福》的发表,在电影界和文学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中国电影》杂志创刊号上的“纪念鲁迅”专栏同时还刊登了电影评论家黄钢撰写的《读“祝福”电影剧本》一文,指出了《祝福》剧本的成功之处:“它是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对原著的描写作了某些必要的改动和发展,使情节更加丰富,故事更加完整。这一方面就是:把小说《祝福》中散文的叙述方式和散文的结构安排,做了改动和加工,成为在影片中所看见的这样有头有尾和层次分明的直叙。另一方面就是:把小说中原来一笔带过以致只是暗示的部分,但是在电影中却是十分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人物和事件,作了大胆而成功地创造。”

1956年10月31日,中国作协上海分会针对电影《祝福》上映后的盛况,举办了电影剧本《祝福》的座谈会,黄佐临、袁雪芬、魏金枝、范瑞娟、魏鹤龄、叶以群等来自电影界、戏剧界、媒体的23位人士就电影《祝福》和电影剧本《祝福》的优缺点进行了研讨。电影导演黄佐临在发言中认为《祝福》是一部好电影,同时也指出该片存在的一些问题:“在北京,我和白杨跟夏衍同志谈了一下,他觉得好像差那么一点东西。差那么一点点,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也想过,我认为是这样的:当一部电影来看是很好的,但就是差鲁迅的味道、鲁迅的风格和鲁迅的辛辣。改编者、导演、演员都有特殊的风格,特点就是表现力很强,但很轻淡。而原著的味道是很浓的。可以说编、导、演,是水彩画,原著是木刻。”曾在越剧《祥林嫂》中饰演过祥林嫂的演员袁雪芬指出:“看了电影《祝福》,觉得是部好电影。解放前,越剧也拍了电影,也有‘砍门槛’,后来觉得那是脱离了原著,而且也没有可能,最近就把它删了。原著只写到祥林嫂开始怀疑,在不解时倒下去了;这个人物没有更多的行动。看了电影,‘祥林嫂’好像这人物革命了些。祥林嫂是比较愚昧的,如果过分革命化了就不合乎实情。”在《祝福》影片中饰演贺老六的演员魏鹤龄主要谈了饰演贺老六这个人物形象的体会,指出“至于为什么要加贺老六的那场戏,我们的看法是这样的:祥林嫂这样一个女人,她从未尝过幸福生活的滋味,只有遇得到(贺)老六,才初步体会到人生的味道,这是主要的关键;让祥林嫂尝到一些人生的甜味,使她后来对做人的愿望更提高。”(《电影剧本“祝福”座谈记录》,《通讯》第3期,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主办,内部发行,1957年1月19日印刷)。

一些评论家对电影《祝福》提出了批评。林志浩在《关于祥林嫂砍门槛的细节》(《文艺报》1956年第24期)一文中指出:“……所以祥林嫂砍门槛的细节是不真实的,是不能说服人的。由于增添了这个不真实的细节,祥林嫂这个完整的悲剧性格是受到了损害的……最奇怪的是影片既然表现了祥林嫂对神权的决裂,何以在故事的结束,还要保留原著的情节,让人物困惑于‘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灵魂’的问题上?”舒若、竹山、孟蒙、刘超合作撰写的《不是发展了原著,而是背离了原著——从影片“祝福”中祥林嫂砍门槛等问题谈起》(《中国电影》1957年第4期)一文指出:“在砍门槛这一重要细节中,祥林嫂的性格是被夸张得歪曲了。歪曲性格(哪怕是部分地歪曲)总是与歪曲现实相联系。而这又常常是由于以政治内容生硬地代替艺术内容。为了发展祥林嫂的反抗性格,不能不使她强硬一阵;为了使她进入悲惨的结局,又不能不使她软弱下来。恐怕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剧作者才不自觉地使人物脱离了原著的现实主义精神,从而就不能很好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为了加强政治因素,反倒减少了现实主义因素,这恐怕是剧作者始料未及的吧。”

夏衍看到了上述批评文章,并在1957年12月23日撰写的《杂谈改编》(《中国电影》1958年第1期)一文中进行了回应。夏衍首先指出他在创作电影剧本《祝福》时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改变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事,在剧本中不出现鲁迅的形象,并且把小说中祥林嫂对故事的叙述人“我”即鲁迅发出的“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灵魂”的提问,改为祥林嫂在绝望中自问式的独白。附带指出,夏衍在电影剧本《祝福》的初稿中没有写到祥林嫂在绝望中自问式的独白,考虑到夏衍致许广平的信中所列举的第五条意见就是建议将祥林嫂对“我”的问话作为重要的情节写入剧本中,因此这应当是夏衍吸收了北京电影界人士的修改意见之后,在《祝福》的三稿中增加的情节。

针对有关评论家对祥林嫂“砍门槛”情节的批评,夏衍指出这一情节是借鉴了越剧电影《祥林嫂》“砍门槛”的情节,因为“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是一个反抗性颇为鲜明的人物”,而“要和千百年来的因袭决裂,要和世代相传、深入人心的观念决裂,决不是一次反抗或者一个回合的决斗就可以彻底解决的问题。特别是砍门槛这一举动,按情理也只能是祥林嫂处身在失望、痛苦之极而爆发出来的一种感情上的激动,而感性的突发行动并不等于理性上的彻底认识,这种情况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会碰到,这道理也应该是不难理解的。”另外,据汪洋回忆,《祝福》上映之后,夏衍在家中宴请《祝福》主创人员,“那天他非常高兴地说,这部影片拍得比较令人满意,再一次提到砍门槛的戏。我们东拉西扯的不知还谈了多长时间,总之,当时大家都很兴奋,而且有些醉意。”(《红色电影事业家汪洋》,第255页。)由此可以看出,夏衍还是坚持认为剧本中增加祥林嫂砍门槛的情节是正确的。

针对有关评论家对剧本美化贺老六形象的批评,夏衍指出:“我作了一些改作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让祥林嫂一生中也经历和体会到一点点穷人与穷人之间的同情与理解,并在这之后的一段短短的时间内真有一点‘交了好运’的感觉,借此来反衬出紧接在后面的突如其来的悲剧。当然,这之外我也还有另一个想法,就是我认为用‘力气大’来解决问题不仅银幕上不好表现,容易流于庸俗,同时也可能会伤害到贺老六这个朴质而又善良的猎户的性格。”夏衍的上述观点和他在致许广平书信中所列举的第二条和第四条的修改意见相近,其实夏衍在《祝福》剧本的初稿中就已经做了这样的改写,可能在《祝福》剧本的三稿中又加强了这方面的情节。

值得注意的是,夏衍把改编鲁迅小说《祝福》的工作视为一项严肃的任务,在1955年6月完成电影剧本《祝福》的初稿之后,广泛征求了上海、北京两地电影界人士的意见,先后两次对电影剧本《祝福》的情节、人物形象等方面作出了重大的修改,形成了电影剧本《祝福》的二稿和三稿。笔者检索了有关出版信息,目前还没有查阅到电影剧本《祝福》的二稿和三稿的公开发表的纪录,另外,也没有在有关图书馆找到电影剧本《祝福》的二稿和三稿,因此尚不清楚夏衍在电影剧本《祝福》的三稿中在多大程度上吸收了他在这封致许广平的书信中所列举的五项修改意见。而导演桑弧应当是在电影剧本《祝福》的二稿和三稿的基础上编制的电影分镜头剧本,然后进行拍摄的。

但是夏衍却多次发表电影剧本《祝福》的初稿:1956年10月28日出版的《中国电影》杂志的创刊号上的“纪念鲁迅”的专栏中刊登了夏衍撰写的电影剧本《祝福》的初稿;1959年9月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祝福——从电影到小说》一书中再次刊登了夏衍撰写的电影剧本《祝福》的初稿。(按:2005年出版的《夏衍全集》中收录的也是电影剧本《祝福》的初稿。)那么,夏衍为何反复地发表电影剧本《祝福》的初稿,而不是电影剧本《祝福》的三稿? 如夏衍在《杂谈改编》一文中说:“我所改编的那个所谓电影剧本的草稿也被《中国电影》编辑部拿去发表了”。夏衍的电影剧本《祝福》的初稿刊登于1956年10月28日出版的《中国电影》杂志的创刊号上,而电影剧本《祝福》的二稿和三稿是在1956年2月之前完成的,完全来得及提交给1956年10月28日出版的《中国电影》杂志发表,但是夏衍却决定将《祝福》的初稿提交《中国电影》杂志发表。笔者认为这可能与夏衍认为电影剧本《祝福》的初稿体现出自己对鲁迅小说《祝福》的理解有关,而电影剧本《祝福》的二稿和三稿分别吸收了他人的意见作了重要的修改,与夏衍对鲁迅小说《祝福》的理解有较大的差异。夏衍可能认为电影剧本《祝福》的二稿和三稿是上级安排的一项任务,而电影剧本《祝福》的初稿才是自己的创作,因此才将电影剧本《祝福》的初稿交给有关杂志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