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面对外界的压力、内心的恐惧，敏感的作家会怎么书写？卡夫卡变成了甲虫，以坚硬又脆弱的外壳抵挡强大又荒谬的现实碾压；遭遇作品禁发、手稿没收、监听告密、穷困潦倒的布尔加科夫则请来了撒旦、魔女、黑猫、恶棍，让他们掀开现实的荒诞和无趣。余华说“在卡夫卡之后，布尔加科夫成为二十世纪又一位现实的敌人，不同的是卡夫卡对现实的仇恨源自于自己的内心，而布尔加科夫则有切肤之痛，并且伤痕累累。”

布尔加科夫1891年生于基辅一个神学教授之家，自幼喜爱戏剧与文学。在苏联斯大林时期，其大部分作品被禁刊禁演。“不能写作等于被活埋。”生活潦倒，精神敏感的他不时妄想症或神经衰弱发作，有时他因恐惧而动弹不得，有时情绪极度低沉，离完全精神崩溃只有一步之遥。在生命最后十二年，布尔加科夫反复写作《大师和玛格丽特》，一部他知道当时无法出版的小说。在失去一切之后，布尔加科夫彻底回到内心，在小说中，他对“自己的生活进行了重新的安排”，“将自己的人生掌握在叙述的虚构里，他已经消失在自己的写作中”。整部小说五彩斑斓、恣意飞扬、怪诞又现实，被视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马尔克斯惊叹“精妙绝伦”，西方文学界称其是二十世纪“讽刺文学、幻想文学和严谨的现实主义的巅峰。”在以深沉庄重格调见长的俄罗斯文学传统中，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是个异类。

撒旦来访问莫斯科。彼时的莫斯科，正在苏联治下，既不相信上帝，也取消了撒旦的存在。可是撒旦沃兰德带着他的随从，偏偏来了。这样的开头让人惊艳，犹如平地惊雷。撒旦一来跟莫文联主席柏辽兹和诗人伊万争论“耶稣存不存在”的史实，讲述他两千多年前见证总督本丢·彼拉多核准绞死耶稣的场景，争论之后柏辽兹以撒旦提前告知的方式死亡，惊吓过度的诗人即将入住精神病院。

撒旦是恶的化身，但这次，撒旦现身并没有为非作歹，也没行凶作恶。他们只是想给莫斯科市民来一场魔术表演，略施小计，下点卢布雨，搞点时髦时装，就暴露了藏匿于人性角落的愚蠢贪婪、爱慕虚荣、好占便宜。魔法很快消失，很多人拿着废纸（抢来的卢布）、穿着短裤内衣（时装消失），逃窜街头。为了这场魔术，撒旦少不了与莫文联及相关机构的官僚打交道，这些平时道貌岸然、体面正经的官僚，在撒旦随从的恶作剧下，也是丑态百出，贪财好色、空虚猥琐……

借此魔术想看一看“本市市民内心是否发生了变化”的沃兰德感叹，“人毕竟是人嘛，他们喜欢钱财，这也是历来如此的……嗯，他们太轻浮了……总的来说，很像从前的人。”实在有意思，时代更迭，主义轮番上阵，给点蝇头小利，来点“魔鬼的诱惑”，就能瞬间瓦解所谓的观念及主义构筑的社会心态，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个人如此，整个社会也如此。

整个莫斯科因为撒旦的到来，搞得天翻地覆，乌烟瘴气。小说最后侦查机关介入此事，但是当时社会怎能容忍“撒旦大闹莫斯科”的散播，它们一定是荒唐透顶的谣言、别有用心的闲话。警察给的解释是，这些当事人都遭遇程度不一的催眠术（鬼话一种），以搪塞惶惶不安的人心。布尔加科夫用讽刺、怪诞和影射的手法展现了一场“神缺位，人管理人”的荒谬现实与人性百态。但这只是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第一条现实线。既来自作者的切身遭遇，更来自他的远见和忧虑。

在布尔加科夫生活的苏联时期，无神论、反宗教是主流，撒旦刚到莫斯科时，莫文联主席正联合诗人伊万再次“干掉耶稣”。伟大的作家也不会止步于讽刺、嘲讽。于是他往回走，走到“耶稣这个人确实存在过的”历史现场，那时耶稣正面临第一次“被处死”，这也是小说第二条历史线，作家重新叙写了《新约》。

两千多前的耶路撒冷，犹太总督本丢·彼拉多身穿血红衬里的白色披风，满月前夜会见即将被判死刑的耶稣。在《圣经·新约》主流讲述中，是彼拉多核准处死了耶稣，他也因此成了伪善和残酷代名词，“全耶路撒冷的人无不悄声议论我，说我是个凶残的怪物。这完全符合事实。”但在作家笔下，彼拉多褪去了总督的强势、凶残，被还原成了一个良心未泯的人，几句简单交流就喜欢上了耶稣这个年轻的流浪哲学家，不想让这个“宣称世上没有恶人”，从未对任何人做过任何坏事的耶稣死去，还想把他带在身边“和他一起散步。”可是，面对公会长老的恶意陷害和犹大的出卖，彼拉多总督职责在身，必须核准耶稣死刑。彼拉多在勇气与怯懦之间反复权衡，“为了这个犯人，断送自己总督前程吗？早晨他还不愿意，可是到了深夜，在他权衡一切之后，他却宁愿断送，一切在所不惜。”可是，历史已经发生，耶稣以自己的死让彼拉多的怯懦“永世长存”了，即使他派人暗杀了犹大，即使耶稣临死前表示不怪罪，从耶稣死去的那一夜起，彼拉多便永远地失去了良心的安宁。两千年来，他枯坐在荒漠顶的一把石椅上。每到月圆之夜，便饱受失眠的折磨。“在人的各种缺陷中，怯懦是最主要的一种。”外界压力，会让人想逃，但违背良心的怯懦选择，把人逼到无处可逃。古往今来多少“怯懦之恶”轮番上演。

历史上，耶稣第一次死亡，源于彼拉多的怯懦，不敢凭良心做事，不敢体认自主的抉择；现实中，耶稣再次被取缔、消失，带来人的自行其是，荒诞、混乱，两条主线并行推进，借着相似场景进行巧妙切换，犹如电影镜头一般，出入喧嚣人世与魔鬼之地，转换于20世纪30年代的莫斯科与两千年前的耶路撒冷之间。如在精神病院的诗人伊万梦中出现了“秃山上空的太阳已经渐渐向西偏斜，整个山岗被两道封锁线围得严严实实……”，下一章开头，就是耶稣行刑现场。不过，两条线更精妙的串联来自第三条想象的线，来自作家横空出世的想象，他为书中人物以及自己的自由精神找到了一条神来之路。书中主角大师生活在莫斯科地下室，创作了一本小说，内容正是本丢·彼拉多审讯并核准处死耶稣的故事，被布尔加科夫作为小说中的小说，巧妙地糅进作品中，并通过撒旦沃兰德的讲述和女友玛格丽特的阅读串联起全书各条线索、各个层面。这条想象线使得整部小说在洋洋洒洒、散漫任性的叙述中有了核心的锚定。同时玛格丽特对大师的爱情故事，让整部小说的精神气象为之一变，从嘲讽、阴郁走向抒情、舒展。如果说，莫斯科普通市民及官僚，本丢·彼拉多因为庸碌、懦弱的人性，成了现实的出丑者，命运的承受者，玛格丽特则是人生的主动出击者，是勇气和力量的象征，她抛弃优渥家庭，寻找真正的爱情，为了大师，出入冥界，不肯低头为自己求人，却为一面之缘的灵魂求放过，最后换回大师，得到了人生安宁，一路掌控着自己的命运。和大师街上偶遇，确认一下眼神，就走向完美、永恒。余华描述他俩的爱情“抽象而虚幻”，这样的爱情不在现实，只在想象中，来自作者内心对人性中自由和美好的想象。余华说：在玛格丽特这里，布尔加科夫的内心得到了所有的美和所有的爱，同时也得到了所有的保护。玛格丽特看上去属于《大师和玛格丽特》，属于所有读者的，其实她只属于布尔加科夫，也是布尔加科夫漫长人生中的所有力量。

大师写的小说，遭到文学评论界的审查、围攻和告密，撒旦都惊讶：“你现在还写这种小说？真叫人吃惊！您就没有别的题材可写？”大师恐惧不安中把手稿扔进火炉付之一炬，“放弃了生活中一切，放弃了自己的姓氏。”主动到精神病院躲着。这段情节，和作家的现实境况完全一致，作者1928年第一次创作《大师与玛格丽特》，知道绝无出版可能甚至还会带来灾难，忍痛烧毁书稿。1931年重写《大师与玛格丽特》，直至逝世前一刻。此时的大师也是怯懦，受不了外界的压力而烧毁书稿。好在，小说中的大师有玛格丽特，现实中的布尔加科夫也有自己的“玛格丽特”，1931年，他与伊莱娜·希洛夫斯卡亚结婚，她与前夫离婚第二天就嫁给了布尔加科夫。小说中，玛格丽特表白“她的全部生命就寓于这部小说中。”许多记录显示，如果没有伊莱娜，也就不会有《大师与玛格丽特》的面世。

回到小说，玛格丽特为了拯救爱人大师，答应魔鬼请求，主持撒旦晚会，接见历史上有名的罪恶灵魂，作为交换，玛格丽特唤回了大师，被大师烧毁的手稿也复原了，“手稿是烧不掉的。”大师创作的本丢·彼拉多故事继续进行：撒旦把大师带到彼拉多身边，说：“好吧，现在您用一句话结束您的小说！”这时大师高喊：“你解脱了！解脱了！他在等待你！”，彼拉多获得了自由，奔向“期待已久的那条月光路。”在这一段叙述中，可以看到布尔加科夫对文学的信仰，一生为文学羁绊的他，最终也在文学里获得了庇护，“手稿是烧不掉的”是对文学创造性的确认，白纸黑字一旦写下，作家创作的那个世界也就自成一个世界。也因此，耶稣明确表达了不怪罪也无法让本丢·彼拉多重获自由，撒旦也不行，只有写作者大师可以。同时文学可以让玛格丽特为之献身，“你知道，我把整个生命都献给这项工作了。”这样的文学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大师所创作的小说，成为元小说，改写了历史叙述，还融入历史，成了一段新历史。布尔加科夫说过：“作家不论遇到多大困难都应该坚贞不屈……如果使文学去适应把个人生活安排得更为舒适、富有的需要，这样的文学便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勾当了。”在文学的世界、现实的世界中，布尔加科夫说到做到。

至此，小说中现实、历史、想象三条线合拢，叙述走向圆满，从荒诞、怯懦中生发出来的勇气，也让小说走向了救赎，回归了宁静。小说最后，沃兰德把大师和玛格丽特的生命带走了，“找了一个永久安身的家园，尽情享受这生前未曾给过你的宁静”。大师也解放了，过去的记忆，那焦虑不安、备受针砭的记忆变开始模糊了。而布尔加科夫也在“这部为自己写作的”作品中获得了自由和安宁，病逝前还在修改稿子，而作品的最终完成，带给作者巨大的安慰，他表示“无所惋惜，毫无遗憾。”在他死后26年，这部传世之作，得以出版问世，旋即风靡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