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红樱谈枕边书
杨红樱，儿童文学作家
中华读书报：您读过最有意思的书是哪一本？
杨红樱：觉得有意思的书常常是非常小众的，仅仅是个体的阅读体验。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书是川剧剧本《御河桥》。我父亲是川剧迷。我的童年时代，剧场只能上演八个样板戏，传统剧目都被禁演了。我父亲费尽周折，从被封锁的书库里找到几本川剧经典剧目的剧本带回家里。那时，我还不到10岁，对其中的一本《御河桥》机智幽默的语言简直着了迷，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多遍。后来，我作品中的语言风格，无论是童话，还是小说，有一种不露声色的成都人的幽默，多多少少还是受了川剧文化的影响。
中华读书报：这本书是父亲推荐给您读的吗？
杨红樱：没有，我偷偷读的。当时家里的大人都觉得我太小了，读不懂这些书。因为喜欢《御河桥》《柜中缘》这些经典川剧的剧本，我对剧本阅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的少女时代，不仅读了《莎士比亚全集》，还读了莫里哀和易卜生的戏剧。
中华读书报：有反复重温的书吗？
杨红樱：《红楼梦》是我不知读了多少遍的书，每一次读，都有不同的收获。我从12岁开始读《红楼梦》，因为读不懂，我就只读其中有关吃喝玩乐的情节，我的作文写得好，得益于我从《红楼梦》学来的细节描写，等于有了一支生花的妙笔；中学时代，还是读不懂，但我对《红楼梦》里面的诗词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按照黛玉教香菱写诗的方法，也学会了写古诗，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写完一首古诗再去上学；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地读懂了，读《红楼梦》读的就是人物关系，错综复杂的人情世故，细细品味，结合现实，越读越有味。
中华读书报：您这么喜欢《红楼梦》，会让女儿也从小读《红楼梦》吗？
杨红樱：我喜欢，但我不强求我女儿也一定要喜欢。如果说阅读是一种精神需要，那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精神需要；就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的阅读需求也是不一样的。我读中学时，班上只有一个女生喜欢《红楼梦》，我因此和她成了最好的朋友。我女儿在学生时代不喜欢《红楼梦》，长大成人后，有了一定的文化修养，也开始喜欢《红楼梦》了。所以，我不赞成现在把《红楼梦》列为中学生必读书目，对大多数中学生来说，没有兴趣的阅读就是无效阅读。
中华读书报：您一定非常尊重您女儿的阅读兴趣。
杨红樱：只要她喜欢读的书，我从来都是鼓励。她也经常和我讨论她喜欢的书，比如《小妇人》和《杀死一只知更鸟》就是她推荐给我看的。我俩讨论得最多的也是这两本书。我一直以为，尊重孩子的阅读兴趣，去读一读孩子喜欢的书，和孩子一起讨论，是了解孩子、促进亲子关系的一种最好的方式。
中华读书报：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小学生都不喜欢上语文课，当然原因很多，如果我们的语文书上选进来的都是孩子们喜欢的课文，孩子们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和语文成绩是不是会有所提高呢？
杨红樱：这是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记得二十几年前，我当老师那会儿，我让学生在语文书上把喜欢的课文划出来，一本书里大概有三十几篇课文，学生喜欢的不过几篇。而且我发现，学生喜欢的课文，他们学得又主动，又轻松，课堂气氛也特别活跃。比如低年级，我的学生喜欢的课文大多是一些有知识性有故事性的科学童话，像《小蝌蚪找妈妈》《乌鸦喝水》之类的，但课本里就那么几篇，远远不能满足孩子们的需求，于是，我就动笔为我的学生们写，写出来后拿到阅读课读给他们听，效果特别好。这就是我的写作，为什么一开始是写科学童话的原因。
中华读书报：后来，您成为为孩子写作的童书作家，跟您当年做语文老师的经历有直接关系吗？
杨红樱：肯定有。我的理想是当老师，不是当作家。如果当时语文课本上的课文能满足学生，我也不会动笔去写。而且，我的作品能受到孩子们的喜爱，我以为和我做过语文老师也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知道孩子们喜欢什么样的，不喜欢什么样的，还知道喜欢或不喜欢的原因是什么。
中华读书报：功利主义渗透在孩子成长的方方面面，包括孩子的阅读，功利主义的色彩似乎越来越浓，结果只会让孩子厌倦读书，您怎么看当下家长的阅读焦虑？
杨红樱：阅读本来是一件快乐的事情。童年阅读的意义，在于培养阅读的兴趣，使其一生成为热爱阅读的人。但一些自以为是的家长根本不尊重孩子的阅读兴趣，拔苗助长，简单粗暴地将孩子不喜欢、甚至读不懂的书，强迫孩子去读，扼杀了孩子对阅读最初的热情，最初的快乐。
中华读书报：您去过许多国家的小学校，在儿童阅读的培养上，中外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杨红樱：近年来，国内掀起了一股儿童阅读推广的热潮，但是在具体做法上，不同年龄段的儿童、不同性别的儿童、不同性格的儿童，他们需要读什么、喜欢读什么、能读懂什么，大多数的推广人一无所知，只管把对他们有利益的书卖出去。所以，阅读推广已变了味儿，变成了商业行为。而外国的一些小学校，对儿童阅读的培养，兴趣永远是第一的。比如低年级的老师会把孩子带到图书馆让他们自由阅读，等孩子看完再了解喜欢或者不喜欢，原因是什么。其实，培养儿童阅读的终极目标，就是要让一个孩子成为一生都爱读书的人，所以，让儿童从阅读中得到快乐才是最重要的。
中华读书报：在您的写作生涯中，哪位作家对您产生过重要影响？
杨红樱：我很庆幸在刚开始写作的时候遇见了拉格洛夫。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成都的一个小学校当语文老师，当时，全中国正在热播一部动画片《尼尔斯骑鹅旅行记》，每天两集。这让我的学生们兴奋不已，每天下午放学都急着回家看电视。我是从他们的津津乐道中，知道了小人儿尼尔斯，知道了领头雁阿卡，知道了狐狸斯密尔，这些鲜活的形象已经住进孩子们的心中；我还从他们的精彩叙述中，知道了什么叫故事的“魔力”，无论是童话故事，还是民间传说，只要能吸引孩子，让孩子由衷地喜欢，这就是魔力；更加神奇的是，我从他们充满神往的描绘中，知道了世界上有个美丽的国家叫瑞典，知道了好多地方的风土人情和那个地方的动物植物；最重要的是在《尼尔斯骑鹅旅行记》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孩子们和尼尔斯一起成长了，完成了一次不是说教的人格教育。这无疑是一部有益于儿童的作品。这部作品的作者被我惊为天人，但对于作者本人，即便是文学爱好者的我，也知之甚少，只知道是一位瑞典的女作家。那时还没有互联网，我是去图书馆查到作者资料的，原来这个瑞典女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女作家，瑞典文学院第一位女院士，也是唯一凭借一部儿童文学作品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1904年，应瑞典教育部的要求，为写“一本关于瑞典的、适合孩子们阅读的书……一本富有教益、严肃认真和没有一句假话的书”，当时还是中学地理老师的拉格洛夫，开始跋山涉水到瑞典全国各地去考察，她用生花妙笔智慧地将北欧美丽的自然风光与人物心灵的陶冶巧妙地融为一体，创作出集文学性、科学性、教育性于一体的《尼尔斯骑鹅旅行记》，这部本来作为历史地理的教科书，后来成为儿童文学史上难以逾越的罕世经典，畅销百年。在瑞典，国王首相和平民百姓，几乎每个人都是读着这本书，在难忘的阅读记忆中长大。而且，凡是读过《尼尔斯骑鹅旅行记》的读者，都会对写出这部伟大作品的拉格洛夫心存感激。
中华读书报：这部伟大的作品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杨红樱：《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也是我儿童文学创作上的教科书。它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刚走上科学童话创作之路的迷茫。在读到它之前，很难想象一部作品，文学性、科学性、教育性和趣味性可以如此完美地交融。拉格洛夫用她高超的写作技巧给我做了最好的示范，故事和形象是将四者完美融合的两大法宝。如果说“写关于瑞典的、适合孩子读的书”是拉格洛夫创作《尼尔斯骑鹅旅行记》的初衷，那么，“写关于中国的、适合孩子读的书”便成了我的创作信念。
中华读书报：在当老师的那几年，您创作了大量的科学童话，能简单地介绍吗？
杨红樱：有关于生命与梦想的《毛毛虫的天空》，有关于成长与爱的《小蝌蚪成长记》，还有关于海洋的《寻找美人鱼》、关于沙漠的《再见野骆驼》、关于森林的《神犬探长》，每一部作品，我都追求文学性、知识性、教育性、趣味性的有机结合，完美呈现，所以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也经起了时间的考验。一代代中国孩子读着这些书长大，他们对我，也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在中国的大学里，许多大学生都曾经是我的小读者，在一起交流童年的阅读记忆，我和我的作品都是他们绕不开的话题。他们会说，是我的书让他们爱上了阅读。
中华读书报：但是您影响最大的作品是儿童小说系列“淘气包马小跳”和长篇童话“笑猫日记系列”，现在您怎么评价早期的科学童话创作？
杨红樱：我早期创作的那些科学童话，是“淘气包马小跳”和“笑猫日记”的奠基石，因为在这两部影响巨大的作品里，我仍然秉承“文学性、知识性、教育性、趣味性的有机结合，完美呈现”的创作观。儿童文学阅读的主体对象是儿童，无论是拉格洛芙的时代，拉格洛夫的国家，还是我的时代，我的国家，儿童阅读的心理、儿童阅读的需求是一样的，所有适合他们的读物，都必须满足他们的想象力，满足他们的求知欲，满足他们心灵成长的需要。
中华读书报：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您最想见到谁？
杨红樱：肯定是拉格洛夫。许多的美好，都是因为在对的时间，遇见了对的人，做了对的事情。我庆幸我在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遇见了拉格洛夫，写了“关于中国的、适合孩子读的书”，一写就是四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