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1年，中国作家协会设立客座研究员制度。这是中国作家协会培养优秀青年评论人才、建设青年评论人才队伍的重要举措。

客座研究员制度意在加强高校学术人才与文学现场之间的交融共通，让更多有学术训练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青年学者加入到当代文学批评研究的行列中，从而进一步构建良好的批评生态，推动文学批评与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此外，加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藏研究、学术研究也是客座研究员制度的重要面向。

客座研究员制度设立以来得到了中国作协的高度重视。中国作协主要领导不仅出席每届客座研究员的聘任仪式，并为每一位青年批评家颁发聘书。十余年来，已有9届共88位青年学者和批评家受聘客座研究员。他们中许多人已经成长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中的杰出人才，成为当下文学批评现场中的主力军，他们身处中国当代思想与文学创造的前沿，写出了许多有思想、有现实感、有实践品格的文章，有力地促进文学批评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2022年8月12日，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第十届客座研究员聘任仪式。让我们先行回顾1-9届客座研究员的学术记忆，重温他们的青春故事与学术历程，倾听他们对新一届朋友们的真情寄语。

一

中国作家网：您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几届客座研究员，是否还记得接受聘任时的心情？

2011年5月19日，李云雷、张莉、房伟、杨庆祥、周立民、梁鸿、霍俊明七人获聘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周立民（右五）在现场。

周立民（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我是首届。现代文学馆是我以往就熟悉的地方，能够受聘作为客座研究员，我感到很高兴、很亲切。

郭冰茹（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我是现代文学馆第二届客座研究员。接受聘任时一方面很开心，觉得有机会跟学界同行，跟前辈老师有更多的交流；另一方面也有些惶恐，担心自己不能很好地完成客座期间的学习任务。

李振（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我是文学馆第三届客座研究员，受聘时很是激动和憧憬。

马兵（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我是2015年第四届客座。接受聘任的心情当然是很激动的，一是现代文学馆是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人心中的一方圣地；一是因为前三届客座研究员中有不少相熟的师友，都是非常活跃、有实力的批评家，自己也能成为其中一员，对我本人而言是很大的激励。

杨辉（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我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五届客座研究员。至今犹记当时从李敬泽老师手中接过聘书时的复杂心情——既深感荣幸，又不乏惶恐。其时，我从文论和道教研究转向文学批评不过年余，还在摸索阶段，很多研究工作尚未开始，对自己能否做好文学批评并无把握。好在压力也会转化成动力。此后五六年间，我一直坚持身在文学现场，并努力拓展自己的视野，也不断探索评论文章写作的多种可能，应该说就是“压力”使然。同时，也希望通过自己不断的尝试，看看究竟能写到什么样的状态。

2012年10月22日，黄平、金理、刘涛、李丹梦、傅强、张丽军、曾一果、何同彬、郭冰茹、刘大先、刘志荣、张立群十二人获聘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二届客座研究员。郭冰茹（右四）在现场。

王士强（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我是第六届客座研究员，2017年5月受聘。当时的心情是兴奋和喜悦的，这源于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品牌的影响力、公信力，一代青年批评家已经以独特的才、学、识发出自己的声音，并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的新生力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自己能叨陪末座成为客座研究员群体中的一员，自然是受到激励、鼓舞的。这其中也有压力，而更重要的是动力，感觉得需要更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批评工作，争取把它做得更好一点，向更优秀的同代人学习。不管有没有做到，至少是有这个意识，“心向往之”。

李音（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我是第七届客座研究员，接受聘任的时候当然很激动，铁凝主席和钱小芊书记给我们颁发的聘书。我年少时写的第一篇评论文章是关于铁凝小说，当时这篇文章得到了恩师刘思谦先生的夸奖，由此鼓励我继续学术深造。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铁凝老师本人，因此入馆仪式对我有别样的意义。

陈培浩（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我是第八届的客座研究员，2019年6月3日举行受聘仪式，6月2日当天就到文学馆报到了，当天晚上和第七届的朋友们一块吃饭、聊天、喝酒，不亦乐乎！据说是客座多年的传统。6月3日当天，铁凝主席和钱小芊书记都来出席并为大家授证，规格很高，大家都很开心，不过表情要稳重。

路杨（北京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我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九届客座研究员。2020年秋天接受聘任时，心情在激动和紧张之外，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向新的实践方式敞开的期待感。对于那时刚刚正式步入高校成为一名青年教师与研究者的我而言，更令人感铭的是一种良性的文学建制与学术生态对青年人的鼓励与扶持。

二

中国作家网：聘期内您做了哪些工作和研究，这段客座经历对您的学术生涯有什么影响？

周立民：一方面继续在做现代作家的研究和资料整理工作；另外一面随同客座研究员的这个群体关注当下的最新创作。我很喜欢跟其他几位研究员以及李敬泽、吴义勤、李洱等诸位老师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氛围，和大家一起思想碰撞能够让人打开思路，让个人研究有更为宽广的视野，而不是画地为牢局限一方。记得有一次大家在文学馆讨论是晚上，结束时已经十点多，文学馆空旷的大厅里一片黑暗，而我们兴致勃勃不肯罢休的讨论，仿佛要给暗夜点上一盏灯。这样意气飞扬的场景越来越少了进而也更值得怀念，常常鼓励我不能停下兴致勃勃的探索脚步。

郭冰茹：聘期内我主要还是围绕当时在研的一个国家项目展开研究，讨论中国当代小说与叙事传统之间的关系问题。客座期间，文学馆基本上每个月都会组织一次交流研讨的活动，围绕主题展开的讨论虽然不是每次都与我的课题正相关，但同仁之间的对话和思想碰撞往往会给我带来新的视角。这个项目在2014年顺利结项，书稿中的部分内容以论文形式发表，也获得了学界的一些认可，这些当然与客座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李振：与同届客座一起参加了整年的例会，并围绕这些研讨完成了一系列评论文章。这让我的学术兴趣和研究更多地转移到当代文学批评中来。

2014年3月14日，丛治辰、徐刚、陈思、饶翔、王敏、张晓琴、金赫楠、熊辉、夏烈、李振、王晴飞、张定浩十二人获聘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三届客座研究员。李振（后排左五）在现场。

马兵：聘期内的工作主要在两个方向上展开：一是青年写作的历史化和经典化的研究，包括对70后、80后作家的个案批评，也有一些整体性的思考和观察。二是关于中国本土的“志异”、故事传统等叙事资源与当代文学的关系的思考。客座期间和同届、前后届的同行交流了很多，同时也更方便向学界前辈请益，有多次和作家朋友对话、碰撞的机会，参与的会议也多了。这些交流对谈给我的启发很大，甚至直接提供了一些批评的思路。客座以来的这几年，是我个人从事文学批评成长最快的一段时间。

杨辉：聘期内除积极参与文学馆组织的学术研讨会外，我还撰写了二十多篇评论和研究文章，既涉及具体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也有一些理论上的自我拓展，比如关于当代文学史料问题、古典传统的接续与转化问题、文学批评的文体问题等等。自己后来几年的研究，也基本上是对这一年所关注的问题的深化和拓展。因此，客座研究员的经历对我而言，可以说是学术生涯最为重要的节点——既是我由文论的研习转向当代文学评论的重要节点，也为我打开了此后数年研究的基本问题论域。当然，也差不多决定了我从事文学批评的方向——既努力接续“传统”，也密切关注重要的时代和现实命题。

王士强：聘期内文学馆组织了数次文学话题的研讨，感觉非常受益，收获很大。因我平时主要做诗歌评论，关注的范围相对窄一点，客座一年印象很深的是参加了几次小说、科幻文学的讨论，确实是头脑风暴，受到很多冲击。当时还接受了文学馆分配的关于年度诗歌盘点的任务，集中阅读当年度的大量作品，梳理年度诗歌的重要事件，文章后来收到了文学馆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年鉴”中。客座研究员的经历对个人学术的影响我认为主要的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是“场域”对人的激发和促进，是与师长、同代人之间的沟通交流所带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是长期的、深刻的。

李音：我的工作和研究领域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二是当下文学批评。客座期间主要的工作和研究领域并没有大的转换，但是这段经历（我感觉不能以一年的时间来算）对我的学术成长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助力。在做客座之前，我的研究重心偏向于现代文学，对当下文坛状况的了解比较有限，文学批评也做得很少。但是客座训练极大改变了我的学术兴趣分配，激发了我的批评欲望。我们这一届的客座活动、举行的学术会议可能是比较多的，每次讨论的议题核心都是针对“当下的世界和文学”新问题，话题非常具有整体性和前瞻性，完全不是大家印象中的文学批评通常不具有学术性和智识含金量。就我个人而言，对当下文学的关注和批评兴趣的增长，激活了我的思想，改变了我的一些学术路径。

陈培浩：客观上说，我们这一届客座受到了疫情影响，有一些活动没能按计划展开。但是，在文学馆组织的一些列活动中，我们同届朋友们都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彼此成了非常好的朋友，也有不少学术合作。如果说客座经历对我学术生涯的影响，可能有几个：一是增加了学术自信；二是结交了学术同道，互相砥砺，学术思想也更活跃；三是也获得了更多的外界认同。确实有不少人跟我说，就是知道我受聘为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后开始关注我的文章的。

路杨：在馆的两年间，一方面继续在近年来从事的解放区文艺研究方面寻求推进，一方面也在“战时中国的迁徙与流动”视野下展开新的研究，并尝试将研究重心转向1950年代的文艺体制与文学经验。在文学馆举办的一系列研讨活动中，这些研究中的心得与发现也得以在一种更具互动性的批评场域中得到真诚的讨论与进一步的生发，令我受益颇多。尤其在这两年不得不减少流动的特殊情势下，文学馆仍竭力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更富开放性与流动性的思想空间，使我有机会在故纸堆外，感受当代文学现场带来的冲击与滋养，更在思想的碰撞与激发中，避免了“独学而无友”的困境。

2015年4月15日，黄德海、项静、周明全、季亚娅、马兵、王鹏程、方岩、杨晓帆、王迅、艾翔十人获聘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四届客座研究员。马兵（右一）在现场。

三

中国作家网：您如何看待作为文学制度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制度？

周立民：我认为这是中国现代文学馆拓展自己业务和功能的一次制度创新。研究，应当是一个文学馆极其重要的部分，而能够吸纳全国的力量、组织有效的研究，这又是现代文学馆的气魄。

郭冰茹：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制度对于青年学者的成长有特别的促进作用。我觉得对于热爱学术，并以学术为志业的青年学者而言，他们缺乏的可能不是具体的知识储备，而是某种打破思维定式或者思考惯性的契机，而客座研究员制度正好提供了这样的契机。我还记得自己客座期间，文学馆组织的研讨活动既包含对文学史、文学现象的宏观研究，也涉及对当代作家作品的分析讨论。由于自己一直做文学史研究，所以参与批评话题时总感觉力不从心，但这样的话题设计也让我意识到需要适当调整自己的阅读方向，关注当下的文学创作。一个当代文学研究者，只有让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相互呼应，才能拓展研究的深度。另外，客座研究员制度给青年学者提供了发声的平台和机会，这对于他们在学术道路上树立信心也至关重要。我的第一本论文集就是承蒙客座研究员制度的资助出版的，这于我而言是特别的殊荣。

李振：我更想从一年的收获来谈。第三届12名客座研究员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知识结构和教育背景，这为我们打开了一个非常宽阔的视野，而且这种亲密的关系让我们更方便地了解别人在想什么，怎么想，做什么，又怎么做。对于年轻人来说，它无疑是一个再教育的过程，我们可以由此了解各种不同的思考方式，各种看问题的角度，各种知识和理论来源，在这个过程中，别人比自己重要得多。所以这里要特别感谢中国现代文学馆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次难得的机会。

马兵：客座研究员制度建立了一个“批评共同体”，虽然此前大家彼此可能也都知道甚至熟悉，但还是以散兵游勇的状态散居各方，“客座研究员”制度把大家聚合起来，而且给出一些相对前沿和热门的批评话题供讨论切磋，还不断邀请作家参与，促成批评与创作的互援。

杨辉：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制度之于新世纪第二个十年至今的当代文学，尤其是文学评论的巨大推动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它不仅为年轻的评论家提供相互切磋、互相磨砺的重要平台，也生产甚或创造新的重要文学议题，在多重意义上影响着当代文学批评的进程和基本面向。如我在离馆发言中所说，“为期一年的客座研究员经历使我有可能和优秀的‘同代人’在最广阔的平台上介入正在发生的文学史现场，经由互相切磋、相互砥砺，得以深入领会一种有意义的文学生活和令人神往的批评状态的真实意谓。这种批评关涉到个人的喜怒哀乐、兴衰际遇，关涉到悠远的文学和精神传统，最根本的，也关涉到我们身处其中的复杂多元的生活世界。我们或许无力创造历史，但我们的种种努力，也有可能成为未来历史叙述的组成部分”。可以想见，时隔多年之后，未来的文学史家在回顾这个时代的文学状况时，必然会反复论及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制度这一无法绕开的重要论题。

2016年4月10日，韩松刚、李德南、刘波、刘永春、唐翰存、颜水生、晏杰雄、叶子、杨辉、张丛皞、张屏瑾、张涛十二人获聘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五届客座研究员。杨辉（前排右一）在现场。

王士强：客座研究员制度发现、培养了一大批青年文学批评家，小而言之对每一位个体都有推介、扶助和奖掖的作用，大而言之则是在发现和培养文学批评的未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生态，就此而言其意义无疑是重大的。

李音：我个人认为，客座研究员制度对文学的繁荣非常重要。客座研究员的选拔，在我看来，非常注意不同系统（作协、高校等）、研究领域（现代、当代、诗歌、小说等）的均衡，这样青年批评家聚集在一起是非常好的交流机会，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大家智识上互相碰撞和激发。促进和提升文学批评是文学生态健康和繁盛的必要条件，客座作为一种批评人才培养的文学制度，其效果将是非常长远的。

陈培浩：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制度客观上打造了一支当代青年批评家队伍，外界戏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国家队”。不难发现，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虽名为“研究员”，但跟一般从事学院知识创制的研究员并不相同，它更强调对当代文学现场的学术性介入。由一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学术机构来推动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力量的生成，这项制度是具有相当创造性的。

路杨：当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离不开文学制度的建设与更新。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制度的设立，在研究资源与学术平台方面，都为青年研究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培养机制与支持体系。中国现代文学馆作为一座馆藏浩瀚的文学博物馆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镇，依托客座研究员制度，既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藏书与史料支持，也不断向我们输送着当代文学现场的活力与养分，更为青年研究者缔造了一个文学、批评与学术的共同体。

四

中国作家网：您目前致力于哪一具体方面的研究，有什么兴奋点和困难，请和大家分享一下。

周立民：目前大概是有几个方面，一是巴金和他的时代研究，这也是我多年持续在做的。二是关于卞之琳和阎连科的两本具体的书在写。三是时不时会通过一些随笔或书评表达对当下世界看法和抒发心绪。最大的兴奋点是在充分掌握全面的文献和熟悉原始文本的基础上，再回看作家和作品，会有不同于自己以往认识的，也不同于很多通行观点的“发现”，这就像探险碰到宝物一样，很让人兴奋。由此，我也不断地告诫自己，做研究既要能够不断地打破自己的固有观念，又要不为时俗、流风乃至某些“学术方向”左右，定下心来，埋头做自己的事情最重要，哪怕它不热闹，但它让人快乐、满足。

2017年5月12日，徐勇、李伟长、金春平、李丹、王士强、白惠元六人获聘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六届客座研究员。王士强（右五）在现场。

郭冰茹：我目前围绕着两个国家项目开展研究，一个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革命叙事”研究，另一个是女性文学大系的编选，我负责1990-2020的小说部分。集中看了一段时间的理论书，在话语层面对“革命”和“性别”有了跟以往不同的认识。当然，不论是“革命叙事”还是“女性文学”在学界都不是一个新话题，目前的困难在于如何能够突破既有的研究框架，推陈出新。我想，如果没有新的理论眼光，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

李振：目前还在进行当代文学的追踪和批评，要说有什么特别的兴奋点或困难也谈不上，反倒觉得这已经变成了一种特别安逸的生活。

马兵：我个人还是想继续在本土叙事传统的当下转化方面做研究，突破把笔记小说单纯视为一种源自传统的叙事手段或叙事模式的研究框架，更看重在当代尤其新时期以来的时代语境中，作家对笔记小说的激活和调动所隐含的思想指向和现代性反思的意义，考察更内在的传统叙事资源与现代文体观念的潜对话关系。之前做了一点积累和准备，但还是发现自己的学识修养还是太薄弱，要补课的东西太多，要阅读的资料太多。

杨辉：近几年我的研究主要围绕中国古典传统的接续与转化问题展开，仍然是既涉及具体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也涉及研究范式的转换这样的理论问题。因为问题大而且复杂，虽以文学现象为核心，却须旁及社会史、思想和文化史。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时常感到自己学术视野的局限，理论储备的不足和研究能力的欠缺。也正因此，自己也得以与论题一同“生长”。学术研究之于自我的价值和吸引力，或许正在于此。

王士强：我近年来主要做当代诗歌批评的工作，如无意外以后应该也会将此作为主业。学术的兴趣可能会有一定的转移和拓展，但我想应该不会轻易“背叛”当初的这一选择，如果后面我离开了，一定不是由于个人的见异思迁，而是由于某种“不可抗力”。说来惭愧，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的研究工作中已感受不到多少“兴奋点”，相反“困难”愈益增多。越来越多的乏力感、溃败感、虚无感袭来，也许有“中年危机”的因素，也许比“中年危机”要更为全面和深刻，自己知道，需要与之进行抗争、奋斗。诗歌批评的环境不尽如人意，似乎没有人对之是满意的，有时的确让人心灰意冷、萌生退意；但另一方面，自身也是环境的一部分，环境的问题中未必没有包含自己，反躬自身或许才是更具建设性、更有意义的。目前所想，是能够慢下来，“做自己”，多读一些想读的书，完善知识结构，提高能力素养，然后写自己想写的文章。

李音：我目前最感兴趣的是进行一系列连接“文学史研究”和“当下批评实践”的写作。以时代关切、问题意识为内核去探索多种批评方法和研究方式，在文学和历史、经验之间建立一种总体性，使文学史研究不省略批评、理论分析和个人化的审美判断。同时，文学批评在知识准备、经验和眼界上也具有合格的文学史视野。所有尝试的核心在于：话语也是重要的社会实践，应当借助文学阐释、批评实践去介入社会思想和情感。当然，这只是我对自己的期许。

陈培浩：我个人的研究兴趣比较广泛，不管是最新作品的批评还是文学史现象的研究，我都有兴趣和涉猎；文体方面，小说、诗歌、散文等也都会涉及。近年比较集中思考的问题是现实主义当代化，也写了一些文章。在我看来，现实主义是一个比较宽泛，在具体运用中也被泛化的概念。所以，弄清现实主义的理论源流和不同分支，总结当代文学中现实主义的最新发展，拓展和更新当代现实主义的理论观念，都关涉到现实主义当代化这一议题。我愿意花很长的时间把这一问题弄清楚。

2018年5月15日，黄灯、申霞艳、木叶、刘江凯、李音、沈杏培、李广益、刘芳坤、李松睿、张光昕十人获聘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七届客座研究员。李音（右五）在现场。

路杨：近年来我一直关注20世纪中国的情感政治问题，以情感政治视野下的解放区文艺研究为出发点，辐射到当代中国的情感形式与实践。在理论视野上，这一研究也可视为对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情感转向”的某种因应，但主要的关注点与兴奋点还是内在于20世纪中国自身复杂的情感革命与情感政治实践的历史脉络之中的。例如怎样在情感政治与社会重造的互动关系与张力结构中，重新理解乡土中国的现代转型；如何贯通“短20世纪”的历史时空与当代中国的现实情境，为当下的文艺生活与公众情感的互动关系、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情感工作、“后疫情”语境下公共事件与社会情绪的共振机制等现实问题提供可能的思考路径，都是我关心的话题。这一研究既在方法上要求一种跨学科、跨媒介的视野，更需要对“情感政治”视域本身可能带来的问题抱有自觉和警惕。面对当代中国的情感政治，既要总结其中的经验与启示，也要以更加历史化的方式直面其现实困境与历史后果。同时，也要避免情感史研究可能带来的“碎片化”倾向。文艺要真正激活情感的政治能量，需要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一系列联动结构相配合。因此，如何建立起一个具有整体性与结构性的研究视角，也是这项研究的难题所在。

五

中国作家网：第十届客座研究员聘任在即，您想对即将履新的同仁说点什么？

周立民：我深知教训之无用，更知道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是没有耐心听老生常谈的，所以，也就不必煞有介事地贡献什么了，最多对他们说一句：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郭冰茹：做好学术规划，让这段客座时光成为自己学术生涯的助推器。

李振：充分享受这一年吧。

2019年6月3日，李章斌、陈培浩、朱羽、胡桑、卢燕娟、来颖燕、杨丹丹、程旸、张克九人获聘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八届客座研究员。陈培浩（右四）在现场。

马兵：祝福各位同仁履新顺利，未来的一段时间会成为个人学术和生活中很值得怀念的时光，享受它吧！

杨辉：多元感通，精进不已。这也是我时常激励自己的话，与各位同仁共勉。

王士强：恭喜！客座研究员的聘任是一个新的起点，期待诸位在文学批评领域宏图大展，也期待诸位的高见与睿识。聘任有如节庆，喜悦而荣光，但节庆之后的生活才是常态的生活，更多的问题才会出现，就此而言，“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当今时代，以文学批评为业必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抑或危机，惟愿坚持、“挺住”、不放弃！这固然不是悲壮的选择，但的确也需要承受一定的压力，不过还是应该相信，这一工作是有意义的，是值得付出我们的才智与心力的！以此与诸位同仁共勉吧。

李音：祝贺他们，并向他们学习。

陈培浩：衷心祝贺新入馆的学术同道！客座之旅比你设想的更精彩。带着一颗求知心、探索心和合作心启程吧！

路杨：祝愿新一届客座研究员享受未来在馆研习、思辨、论学的时光，也希望能向诸位同仁学习，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道路上彼此勉励，共同开拓新的感性形式与思想路径，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支持下，创造富于文学生命力的共同体生活，“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2020年9月15日，李静、路杨、赵坤、汪雨萌、沈闪、崔荣、周展安、陈舒劼、曾攀、康凌十人获聘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九届客座研究员。路杨（左六）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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