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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缘之上的神交——鲁迅与周恩来
来源:《雨花》 | 阎晶明  2022年08月10日07:30
关键词:周恩来 鲁迅

梳理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一个突出印象是,他们之间的往来总是以神交为主。见面的有无,见面的频次……如果以这些作为标准和前提,很多关系是建立不起来的。但分明,我们又能感受到一种神奇的力量,即无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有无交往,无论这种交往在频次上如何并不足观,他们在精神上和思想上的联系与互动,总是能够让人感受得到。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话题又是成立的。鲁迅与周恩来就是其中一例。我们可以断定,鲁迅与周恩来并无见面的经历。两个并无直接往来的人,他们之间还能有什么可说的呢?的确,故事产生于交往,素昧平生,何来关系?可能神交一词就是用来解释以下这些故事的吧。

一、周树人、周恩来:同宗同族

鲁迅,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周恩来,江苏淮安人。然而,真的是一笔写不出两个“周”字,他们二人原来还真有同宗渊源。周恩来曾多次强调,他是绍兴人,而且是鲁迅的本家。

根据有关考据,再往上溯,周氏二人或许还与另一历史上的周姓名人有关联。我们都知道一篇古文《爱莲说》,作者周敦颐,湖南人氏,就被后人考证为周树人和周恩来的先祖。据《周恩来自述评传》一书介绍,1961年,身在台湾的于佑任先生想到其时生活在大陆的夫人八十大寿,不能相见更不能祝寿自然令他焦急。在周恩来的关照下,于佑任先生遂了心愿。有关人士致信于佑任时,自然想告诉他这一信息,但顾及到台湾方面对“周恩来”三字的敏感,不知如何是好。此时,邵力子出了个计谋,即在信中说明是“濂溪先生”帮忙就好了。果然,于佑任先生见信后,大喜过望的同时对这一密称也心领神会。“濂溪先生”是周敦颐的别号,本来只是借用,且不知或许还真有渊源。据说,在绍兴周恩来的祖居“百岁堂”,有一门联就写道:“濂溪绵世泽,沂国振家声。”这是后世人对先祖功德的铭记。而在湖南道县的濂溪故里,宗祠里撰有一副楹联:“周庭举世皆尊元公哲学鲁迅文章恩来开国总理,风景这边独好濂水湛蓝都庞苍翠道岩今古奇观。”这又是用今人的骄傲告慰先祖。特别是把周树人和周恩来并提,视作周敦颐的后代。

周恩来出生在江苏淮安,祖籍浙江绍兴。他一直把自己看作是浙江绍兴人。1946年9月,在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时讲道:“我的祖父名叫周殿魁,生在浙江绍兴,按中国的传统习惯,籍贯从祖代算起,因此,我是浙江绍兴人。”在1962年3月2日的一次讲话中又说道:“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说原籍绍兴,生在淮安,江浙人。为什么这样啰嗦呢?因为我的亲兄弟、堂兄弟都是绍兴人,我不能不说原籍是绍兴,否则就有企图摆脱这种关系的嫌疑。”同年12月,他再一次在大会上向与会者讲述了自己的出身:“我原籍绍兴,就是戏曲中绍兴师爷的那个绍兴,他们长着红鼻子,也是丑得很!”

绍兴人,姓周,就是周树人的本家吗?对此,周恩来本人深信不疑,且确有家谱之类的记载为证。1939年,周恩来为考察抗日军事和宣传抗日统一战线,曾回到绍兴,这是他第二次回到故乡。第一次是1909年随伯父周贻赓回绍兴探亲。百岁堂祖居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还在抄录乡人沈复生的一首诗后注明:“因抗战机缘,得来故乡扫墓。”那次回乡,周恩来查看了家族的族谱,并续上了自己的身世:“恩来,字翔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孙、云门公长孙、懋臣长子,出继簪臣为子。生于光绪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时。妻邓颖超。”

据谱牒学方面的专家考证,按世系表排列,鲁迅是周敦颐第三十二代孙,周恩来是周敦颐第三十三代孙。鲁迅要比周恩来长一辈。周恩来对于与鲁迅同宗的关系曾多次提起过。1938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日,周恩来在武汉纪念会上作讲演。他一开头就说:“我想,在今天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大家都是诚意来纪念鲁迅先生的。我自己不是文学作家,然而却参加了文艺协会,同时在血统上也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身在绍兴城的周家,所以并不如主席(按:指会议主席郭沫若)所说以来宾资格讲话。”

他还几次主动与鲁迅的亲属谈及这份亲缘。1952年,许广平到中南海周恩来家做客时,他再次提到这个话题,很认真地对许广平说:“排起辈分来,我应该叫你婶母哩。”许广平自然是表示不敢当。

1969年4月中共九大期间,周恩来到北京饭店看望鲁迅三弟周建人,对他说:“建老,我已查过哉,你是我的长辈,我要叫你叔叔。”周建人忙说:“你是总理,这样叫我不敢当。”

无论如何,这一切都体现出周恩来对故乡、对故乡人特殊而深厚的感情。身为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十分关心绍兴的发展。一方面用自己的工资资助求助的乡亲,同时对亲属们也严格要求。他曾向毛泽东主席推荐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毛泽东著名的诗句“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就得自于观此剧并和郭沫若诗而得。

总之,绍兴周氏,让周恩来与周树人有了同宗同族的解不开的缘分。

二、鲁迅、周恩来:错失了的见面机缘

鲁迅与周恩来本来是有机会见面的,这要追溯到1919年。那一年的6月19日,鲁迅与周作人一起到北京的第一舞台,观看北京大学生剧团演出的新剧《新村正》。周作人当日日记:“晚同大哥西珠市第一舞台观新剧。演《终身大事》及《新村正》。十二时回寓。”[《周作人日记(中)》第32页]鲁迅日记写道:“晚与二弟同至第一舞台观学生演剧。计《终身大事》一幕,胡适之作。《新村正》四幕,南开学校本。夜半归。”其中的“南开学校本《新村正》”,就是周恩来等人在南开学校时编演过的五幕剧。鲁迅与周作人观看的,是由北京大学新剧团改编、排演的四幕剧。周恩来在南开学习期间,“曾担任南开新剧团布景部副部长,并多次参加演出。……南开新剧团在社会上很有名,周恩来则是南开新剧团的出色演员。”(《周恩来自述评传》)

1919年,鲁迅本来已经受邀到南开演讲。如果这次演讲成行,周恩来和鲁迅就有了见面结识的机会。那一时期,周恩来在天津组织了进步团体“觉悟社”。觉悟社常邀请新文化运动名人演讲,鲁迅也在被邀请者之列。可是,约定的1919年11月8日,鲁迅忽然有事,不能如约前来,便由二弟周作人代替前往。为此事,周恩来到晚年还深深地感到遗憾。1971年夏天,周恩来在接见日本作家、鲁迅研究专家尾崎秀树时还谈及这件事。他告诉尾崎秀树:“鲁迅先生到了那天,忽然有事走不开,来了代替他的人——周作人,同学们略感失望,但相谈后,就说那也好吧,就请周作人先生去学校,他讲的是关于新村的事,也提到武者小路实笃先生,讲得非常有趣。”

查《周作人日记(中)》,1919年11月8日记有:“8日晴。上午同重君至东站,乘火车午至天津,寓芝迺馆。下午在各书店得《三重吉集》等五册。往东马路青年会。四时至三戒里李宅闲谈。晚回会饭。七时至新学书院讲演,题为《新村的精神》。九时返旅馆。十一时睡。寄绍函。”演讲后的第二天,周作人“上午同重君往旭街买玩具。九时二十分乘火车,午回北京”。

为什么鲁迅没有成行?据鲁迅日记,其时,鲁迅刚买下八道湾的房子,要付房款,还要亲自指挥工人搞装修。家事让他忙得不可开交。“四日晴。下午同徐吉轩往八道弯会罗姓并中人等,交与泉一千三百五十,收房屋讫。”“七日昙,风,午晴。下午往八道弯宅。”“八日晴。下午付木工泉五十。”鲁迅为什么不让周作人盯着装修,自己去天津演讲呢?这只能说,鲁迅太了解自己这个弟弟了,周作人生活能力比较差,让他写文章、讲课没问题,让他指挥装修,这种活儿他可做不了。鲁迅只好亲自盯着了。

周恩来与鲁迅错过了见面机缘自是遗憾,不过,周作人这次与周恩来的见面机会居然在三十年后还产生了回响。众所周知,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因汉奸罪名被判刑十年,1949年1月提前获释。这一年的7月,周作人曾致信周恩来。这封长达六千多字的信里,周作人竭力为自己辩解。比如,对自己为什么在抗战时留在北京而没有南迁,就写道:“北大迁移长沙,教授集议过两次,商定去留随意,有些年老或家累的多未南下。那时先母尚在,舍弟的妻子四人,我的女儿(女婿去西北联大教书)和她的子女三人,都在我家里,加上自己的家人共十四口,我就留下不走。”信中还举例自己的文章、演讲为日本人所不满,从而为自己开罪。“这里可以看出来我在沦陷中的文字是那一种色彩,敌人认为是他们的障碍物,积极之妨害者,必须扫荡摧毁之对象,这种可以表明不是合作得来的人。”信的最后写道:“过去思想上的别扭,行动上的错误,我自己承认,但是我的真意真相,也许望先生能够了解,所以写这一封信,本来也想写给毛先生,因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惊动,所以便请先生代表了。”

但这封信的结果却并未如愿。信件发出去之后,根本就没有下落,周恩来似也并没有看到。信件中转了好几人,学者林辰1951年向冯雪峰同志借阅的时候抄写下了副本。后发表于1987年第二期的《新文学史料》。

可能由于没有得到周恩来的回复,1951年初,周作人又分别致信毛泽东“毛先生”以及周扬。我从《胡乔木书信》中读到有关此信的过程。1951年2月24日,胡乔木致毛泽东信全文如下。

主席:

周作人写了一封长信给你,辩白自己,要求不要没收他的房屋(作为逆产),不当他是汉奸。他另又写了一信给周扬,现一并送上。

我的意见是:他应当彻底认错,像李季一样在报纸上悔过。他的房屋可另行解决(事实上北京地方法院也并未准备把他赶走)。他现已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周扬亦同此意。当否请示。

敬礼。

乔木

二月二十四日

周总理处也谈过,周作人给他的信因传阅失查。他并未看到。

从《胡乔木书信集》对此信的注释可知,毛泽东在信上批示:“照办”。

无论如何,周作人先后给周恩来、毛泽东写信,很大程度上是仗着自己是“五四运动”的前辈,毛泽东、周恩来都见过自己,又曾经是李大钊的好朋友。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有趣。鲁迅与毛泽东、周恩来在思想上多有相通处,却未有见面之缘,而周作人,倒是在两位政治人物的青年时期,就与他们相见得识。鲁迅在世时,周恩来十分关心鲁迅的处境。尤其是在“革命文学”论争期间,据《周恩来年谱》对于1930年3月2日的记述:

在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前,周恩来已发现上海进步文化阵营中出现某些裂痕,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之间发生论战。回国后从潘汉年和冯雪峰处了解到矛盾有新进展,决心解决这一问题。这是中共中央抓文艺工作的开始。中共中央向文艺界有关代表人物提出“停止内战,加强团结”,并决定成立左翼作家联盟。周恩来将夏衍(沈端先)从闸北街道支部调出,在中央文委领导下于一九二九年冬开始筹组。本日,左翼作家联盟正式成立。

据有关文章介绍,因为太阳社、创造社的党组织关系直属江苏省委宣传部,周恩来便委派省委宣传部长李富春处理此事。“1929年秋的一天,李富春与文化支部书记阳翰笙在霞飞路的一家咖啡馆谈话。李富春说:‘鲁迅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过来的一位老战士,坚强的战士,是一位老前辈,一位先进的思想家。站在党的立场上,我们应该团结他,争取他,我约你来谈话,是要你们立即停止这场论争,如再继续下去,很不好。’”(引自《“左联”:以笔为戈,鼓舞大众》,澎湃新闻)

在批评、制止太阳社、创造社攻击鲁迅方面,周恩来做了直接工作。

从鲁迅这一面来说,对周恩来也颇有好感。据冯雪峰回忆,1936年10月初,鲁迅逝世前不久,“当时鲁迅有一点钱在我身上,我就替鲁迅买了一只相当大的金华火腿送毛主席,他说很好。也是差不多这时候,《海上述林》上卷刚装好,鲁迅拿了两本给我,说皮脊的是送给M(毛主席)的,另一本蓝绒面的送周总理。火腿、书等都是由‘交通’转交陕北的。”[据《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册(上)第241页]这个故事的前因后果,本身也很复杂,但至少说明一点,鲁迅知道、惦记着周恩来。

虽未谋面,却也有神交记录。

三、周恩来历论鲁迅

鲁迅逝世后,周恩来曾参加过多次鲁迅纪念主题的活动,发表过关于鲁迅的演讲和文章。主要有以下几次。

(1)1938年,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周恩来发表题词。全文如下:

鲁迅先生之伟大,在于一贯的为真理正义而倔强奋斗,生死不屈,并在于从极其艰险困难的处境中,预见与确信有光明的未来。这种伟大,是我们今日坚持长期抗战,坚信最后胜利所必须发扬的民族精神!

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

周恩来

(2)1945年10月19日,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文化界纪念鲁迅逝世九周年会上发表讲话。

最后一个讲话的是周恩来同志,他说:鲁迅先生的许多话,活生生的在记忆之中,成为奋斗的指南针。他首先提到鲁迅先生所说“革命的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

……

接着恩来同志说,我又想到十几年前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对旧社会旧势力的斗争要坚决持久,同时还要注意培养实力,这句话首先说明鲁迅先生的目标非常清楚,要向封建的、复古的、法西斯文化斗争,去开辟新的道路。其次说明了:要是没有这种持久下去的清醒认识,我们就不会了解新文化是需要长时期去建立,而且还要靠人民大众来铺路,要唤起和依靠人民来参加。文化战线要扩大,应广泛吸收文化斗士参加,去动员广大人民为新文化奋斗。鲁迅先生对文化青年新战士的欢迎、提携、培植不遗余力,这精神也是今天非常需要的。鲁迅先生所说的以上三点意见,是今天我们所需要接受的,此也看出鲁迅先生的立场和态度。鲁迅的立场是与革命息息相关,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起的立场,鲁迅的态度是对敌人狠,对自己严,对朋友和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值得每一个作家学习的。

(3)1946年10月19日,周恩来在上海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

鲁迅先生曾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也是鲁迅先生之立场。在人民面前,鲁迅先生痛恨的是反动派,对于反动派,所谓之千夫指,我们是只有横眉冷对的,不怕的。我们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假如是对人民,我们要如对孺子一样地为他们做牛的。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我们要有所恨,有所怒,有所爱,有所为。

除了上述些有文字记录的演说,周恩来对鲁迅身后事,对鲁迅亲属也多有关心和帮助。1946年,在上海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后,周恩来于次日和许广平、沈钧儒、郭沫若等前往鲁迅墓地祭扫。新中国成立后,身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室内,整整放了两架子书,其中就有他十分喜爱、经常翻阅的《鲁迅全集》。1968年3月3日,许广平病逝于北京,享年70岁。她留下遗言,不保留骨灰。周恩来得知后,提出可少取一点骨灰,撒到上海鲁迅墓前的小松树旁。其中的用意不言而喻,既尊重了各方,又肯定了许广平的地位。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大事。周恩来为其准备的礼物,就是一套《鲁迅全集》。这一故事多有记述,我在本专栏第一篇《纸张寿于金石——〈鲁迅全集〉出版述略》里也曾叙述,在此不赘。

不仅如此,周恩来对鲁迅纪念场馆也十分关心。1950年11月,为上海鲁迅纪念馆题写了馆名。1955年5月22日,周恩来来到北京鲁迅博物馆及鲁迅故居参观。我曾读到鲁迅故居的工作人员李育华口述回忆文章。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周恩来在参观过程中的几次感慨。颇能见出他对鲁迅文章、生平的熟稔,对鲁迅作品的了然。看到故居里一件件珍贵的文物和十分简单的陈设,周恩来赞叹道:鲁迅的生活可真俭朴啊。参观至西屋时,工作人员又介绍说:鲁迅的母亲送给鲁迅的“爱人”朱安,当时就住在这间屋里。周恩来听到这儿,立刻爽朗地大笑:咳,那怎么能叫爱人呢!在故居后园,周恩来询问道:鲁迅《秋夜》的后园就是这里吗?那两株枣树在哪儿呢?工作人员说:《秋夜》里的两株枣树就是邻家院里伸向这边的两棵。总理抬头看看说,是这两棵吗,还活着呢。当他听说原来的两棵已死,这是解放后按原位置补种的两棵时,不免有些惋惜,同时又热情地赞叹道:《秋夜》写得不错呀!周恩来还在后园过道推开一扇门,知道里面是22号,当年是一个姓白的木匠居住在里边,“三一八”惨案后,鲁迅还曾在这里避难并写作。总理频频点头,并指示说:这房子也有意义,应该保留……(以上内容摘引自李育华、张小鼎《“小,价值可不小”——忆周总理视察北京鲁迅故居》,见《党史纵横》1997年第1期)可以说,每一句点评都包含深情而且到位精准。

这就是鲁迅与周恩来之间的神交,你可以说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又可以说深情似海,令人难忘。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作家的价值。他的作品被人欣赏、认可,他的人格为人敬仰,围绕在他身边的故事就会特别多,而且多有感人之处。也可以领略到一位杰出政治家的风范。他对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的赞许,对其作品的阅读,对其思想的弘扬,都可以见出一种道义担当和令人动容的情怀。

 

主要参考书目:

《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2月版。

《鲁迅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周作人日记》,大象出版社,1996年1月版。

《周作人年谱》,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版。

《周恩来自述评传》,中译出版社,2016年6月版。

《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版。

《鲁迅生平史料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版。